一则关于“人”的卫生状态报告
巢佳幸。
哪怕在一些干扰性很强的场域中，艺术家张培力的创作都能保持极清晰的力度——一击即中。作品里那些重叠的典型新闻语汇，歇斯底里地鼓掌，牺牲前的狰狞时间，是他对那个特定年代意识形态特征的剪辑、回放、重复，不带任何赘述的明朗反复调。之外，他常提及，像是洗鸡、外科手术手套这类内容都和父母的医生职业脱不了干系。而今天，在上海鱼龙混杂的原南市区仁庐空间里，这则“关于强迫症的年度报告”，依然无处不涉及与医院里头那种浓郁的消毒水味息息相关的一切——器官、液体、骨头、大脑，它们的背后都好像隐约藏匿着手术刀叠影和白内障似的无影灯。但叫人稍有出乎意料的是，在“张培力式”个人清晰口齿之外多了点感伤。为事实周遭所感怀？它的确是张培力的一个特殊又普遍的案例。
受展览名中的强迫症指引，我们就不得回避他在1988年《珠海会议》上所播放的那件经典作品《30×30》（1987），老张（对其日常称呼）因此被冠以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称谓。“我想要做的是，用一种枯燥的、乏味的、甚至让人厌烦的东西，来替代录像通常给人带来的视觉上的愉悦，或者说一种叙事，或者可能的情绪上的触动。”他在一个采访里这样说。在珠海会议上，三个小时的录像，大概十五分钟就罢了，因为大家觉得前后内容反正是一样的。用肥皂反复洗鸡两小时就是一次相似的重复动作，也是同时代的另一件作品（《（卫）字3号》）。可是，肥皂、洗、代表的清洁卫生工作却不仅仅只是医生日常的必要。
这强迫症不仅体现在“重复”，也更多显现在年代意识形态波及的个人意识层面。姑且来看这次的“年度报告”，到处依然是弥漫冷静惨白的氛围，没有感情的打印机和人体CT切片，每一件物都散发着与血液、内脏这本是附着温度的本体对立的质感——光洁的石材、白色的地毯、脚手架与定时闪烁的白灼。一股猛起于神经中枢的消毒药水味，把人瞬间带回那个有些遥远的八十年代，也正是国家明确提出了，现阶段人民健康意识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建设全民健康社会的步伐。卫生健康的建设与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实现小康社会的意识统统被捆绑在一起。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恐怕是对搞卫生这件正事充斥深刻的记忆。它有两个原因：一来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效仿崛起的发达国家，以卫生意识、疾病控制为后盾的步伐，二来则是历经了70年代的特殊岁月，集体性意识与社会塑造、干净整肃相结合造就的高尚审美态度。“报告”桌面展示柜上陈列的人体“骨骸”相对应被钉于墙面的“病服”，“骨骸”与制服相加指向“病号”的身份——一种在医院中暂时寄居，在社会中被安排为待定状态的序列。它（制服）确认某个人正处于治疗中，是干净、卫生、安全的状态。记得安迪沃霍尔到过中国北京的那年是1982年，他特地称赞了一种全社会“制服”，叫中山装，也就是那种蓝色的工人布头，每天不变却清洁的衣着对他来说是迷人的。就像是他自己在日记里形容美国的李维斯牛仔裤一样，靛蓝色代表阶级形态，反复清洗的色泽更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意识形态。
张培力曾参与的池社团体成员都谈到过，有些必然（强迫症）像基因一样存在的。社会公有制大环境下，“人”作为集体（单位）的一部分是共识，“人”不可能在没有单位的状态下独立存在，那么和人职业有关的信息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基因。从那时候起，拜父母的职业所赐，老张有了那些手术手套和清洗的题材，也深刻着他感应社会属性的共享基因，这个基因从没离开过张培力的创作。
然而，没有什么比一场灾难更能拷问“人”到底是什么了。尤其是当社会失序，故土丧失，亲友离去之时，那么“人所谓的灵魂、精神性，在时间上或者说在存在的形态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走之前有可能灵魂出窍？”。这是艺术家（张培力）对自己的设问。口吻像是在描述一场准萨满加入萨满的仪式：老萨满从候选人眼睛、大脑和肠子中揪出他的灵魂，使得灵魂抽离，准萨满自己能够将灵魂从身体中抽离，进行长时间穿越太空和深海的神奇之旅。那些关于萨满教的民间记载里，经常有着这样描述，一个南美部落的萨满是一只眼睛和一根骨头。他们曾经发抖、失去意识、开始预言，幻化成一种超然的形态，进而重生。当一个人身体里的血液被复刻成同等体积的立方，脂肪被复刻成同等体积的立方，进而是水分，大脑、肾脏、骨头……一种拒绝分毫误差的复刻的方式是老张强调的：在医院获得自己器官数据之后，与浙江青田石头工厂和意大利雕刻工作室之间协调力求去除的3D打印带来的误差，它需要被真正意义的复刻，差距半点不被允许。一些被陈列的证据无误差地扮演着准备的状态，在我们对它们的观看中等待最后的一步操作。
其实在上世纪，人类已经实现了的器官打印技术。而借助意大利雕刻工作室的特殊材质，那些有些白玉质地的人体物件好像也打通了文明记忆中某些共情的部分。大理石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雕塑全盛时期的材质，流畅、波动、透明的美也让这一道道器官从它原有的精神意识主人那里剥离，重生为一组具有自我精神光晕的产物。而体弱多病的人对死亡的处理方式令人联想在旅法的上海艺术家陈箴，他的《水晶的体内风景，2000》是一件由水晶玻璃制成的11个人体主要内脏器官，展示在一个黑色单薄的玻璃平台上。跟张培力的方式不同，玻璃易碎的材质和纯净敏锐的外观让复刻的器官像风景一样展示在我们和我们的社会面前。对于一个管辖我们的社会国家行政机器来说，“人”就是一串11位数的数字，身份证号码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这些在关灯时候显影的张培力身份证号码的后6位数字，原型是小号的对艺术家不同器官的数据。肉身的物理数据被光复刻为肉身之外的形式——作为国家管辖机器中“人”的意义。
不承想，死亡之于“人”身体、精神、存在状态的危机在一种痛彻的重复中成为长音，一场毫无戒备的疫情席卷2020年开端。张培力曾谈到过一些八十年代对他产生影响的著作包括加缪的《鼠疫》，是脑膜炎这样的记忆带来的死亡恐惧后遗症？而同时代创作的一件作品《1988年甲肝情况报告》——用玻璃和乳胶手套做的综合材料作品，此刻更就牵引了我神经，它背后是上海人的一段浩荡的瘟城记忆。就在1988年，差不多有33万人在短短的四个月之内被诊断为肝炎，每个单位宿舍改装方舱医院，新盖完的新村沦为隔离大楼。一个家庭里平均有两个人得肝炎被隔离，而甲肝也波及了张培力生活的这一代，肝炎患者住院四十多天愈后，他在家里完成了这份“报告”。按理说，自1988年的报告以来，应该对“肝“来一份工整的“体检复验”，而这个“年度报告”里，大理石“肺”被独独调离“颅，脑，心，肝。”的“室腔”（展厅），陈列在一个单独的区域，这在2020年将至的2019年未来说简直是一则摩西的预言。而如今，回去查找资料，才得知甲肝原來可以自愈。原来的上海市卫生局长实言当时医院分发的汤剂更像是安慰剂或“心灵鸡汤”。恐惧感的降低，组织的依赖、系统的管理，指向汤剂即治疗约等于不会死了。当时下欧洲友人质问，为何老外在遭遇这样一场病毒时如此散漫“轻视”？恐惧就是这样被安放在它相对的位置，在一个不同的文化和公权政体，比起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死亡恐惧更来自于极右自身的倾向，对包含自身的穆斯林化，对移民造成的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