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位西圣――贝特生:贝特佳
前几日在德国读到费孝通先生《孔林片思》一文，深为老先生忧民忧国忧世界的情思而感动。
正巧在书堆里碰上一位有些圣贤之气的人物，推荐来作为对费老呼唤的回应。
此人是美国人，不知妥否？ 格里高利・贝特生(GregoryBateson)是个杂家，研究过文化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均有建树。
在这专家太多、杂家太少的时代，奠定他泰斗地位的，正是其在这些具体学科之上大手笔的综合。
照“总体多于部分之和”的说法，这一综合使其成就荫及各学术领域，成为超时代、跨文化的思想家。
但也许他的思想离我们太远，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其前妻米德(Mead，有多种文化人类学著作问世)。
有一本研究生用《自然辩证法》教材在“三论”章节中提过他对信息下的定义――信息是造成差异的差异。
然多数同学坚信哲学虚玄，此话怎样讲也是不了了之。
在重教导不重教育，重技术不重科学，重科学不重文化的氛围里，大概也只能如此。
贝特生之不平常，可用心理学家罗洛・梅的几句话来概括：“贝特生让我想起那些古典哲学家。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古典的广阔与非凡的深刻结合成的例子。
他站在由美国科学阐明的真理与源自于东方智慧的真理之间的中点上。
”如果将美国科学喻为征服自然的利刃，将东方文化比做规范人生的经纬，那么与此相应的当代人类“生态”与“心态”(费老提法)两大问题都是被他琢磨过的。
当然，他站的那个中点是否就是人类危机的平衡点，还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说来有趣，他的思想正好有一部分关涉到何以有仁者智者之分的问题，也即认识论的问题。
贝特生是“不正统”的，“古典”之誉有些勉强。
最重要的著作有两本：《迈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theEco1ogy of Mind，一九七二)和《精神与自然》(Mind and Nature，一九七九)。
前者是几十年间论文集，书名中的“精神生态”似与“心态”有契合之处；后者则是晚年的系统沉思。
两书内涵极丰富，涉及哲学、宗教、社会、人文、行为及自然科学。
二书的重点在于指出，我们认识到的世界并非如我们以为的那样真实；它实际上是符合我们信念及认识论前提的社会构成物。
作为科学家，他没有幼稚到要否定那个外在的，供我们大脑“模写”(列宁说法)的世界。
(插一句：读他的书若不心平气和，就会给他的“唯心主义”论点增加依据。
不信试试看。
)以此为出发点，他的着眼点放在了人类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
天真的唯我论和天真的现实主义都是他所反对的。
或者准确一点说，他反对的是从笛卡尔、牛顿以降主宰了科学思维的二元论。
唯我论和现实主义作为被构成的价值体系，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但天真的唯我论或现实主义所遵循的二元论是只看见矛盾的一个方面的认识论。
它总是“构成”半幅世界：非黑即白。
好―坏、稳―乱、公―私、理论―实践、美学―实用主义等等，都是只取其一，认定为真的、正确的或有用的。
且不说这种半瓶醋的认识因为忽略了另一半世界会有什么害处，光是争夺这一边与那一边的定义权就常常变成权力斗争。
“什么对什么错”远不如“谁对谁错”重要。
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常常是在这两个层次上发生的――内容和关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基于对人类能力的自大妄想(内容)和对大自然实施报复(关系)的麻木不仁；强权政治以“别人不对”为理论根据(内容)而以武力作后盾(关系)。
回到中国人这里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驯服与残忍周期性的表达，也可视为“非此即彼”逻辑占了“既……又……”逻辑的上风：终究还是人而不是物的问题。
要接受它，就得进入一个境地，完全不同地对世界进行描述，里里外外改变思想、行为方式。
认识论的改变大概是在人类所能发生的最高层次因而也是最难的变化，它意味着要转换体验世界的方式。
(一位印第安巫师称此为“中止内在对话”。
颇似修禅、练气功)新的体验世界的方式是空前宽容、平和、色彩绚丽的，以致我得再次准确一点地说，贝特生甚至并不反对二元论，只是对其不满意而已。
因为他超越了二元论与控制论之间的二分法，在更高层次上观照二者间互补性、交互性、循环性的辩证关系。
从描述具体的现象、形成理论，到探讨指导产生理论的认识论方法，再到研究认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其贯彻于各学科研究中的“过程(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
他总是站在比被观察对象高一级的认识层次上，所以对人类的观察便有了从行为到背景，从小背景再到大背景的提升与扩展。
每一层次里他都“构造”一套概念，动态地描述这一层次里的模式与组织，但不把“营养学理论、烹调处方、菜谱与菜”相混淆。
相比之下，不少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研究却显得资料详实而无可升华，顶多是为几个妇孺皆知的抽象概念在一个层次里完成一次“自我参照”，如同下例：有人问，何以某药能催人入眠。
答曰：“因为它是一种安眠药。
”这是贝特生所谓的“安眠药原则”：一种对于对象的描述，被抽象了一次，进行了再包装(命名)，然后这个抽象概念――从被观察对象而来――被当成对象的原因。
安眠药本身有睡眠的药理作用，非药理学家的贝特生却更重视，此类形式的对安眠药作用的解释是否也有利于睡眠。
我们的教育、学术中，颇多这类令人心安理得的解释，疑是圣人太多的缘故。
教条及教条发明者的名字成了解释研究对象的原因；而经验主义者不相信别人发明的抽象概念，而只以自己在抽象过程中形成的概念解释对象，使这些概念成为对象的原因。
就菜谱被当作菜这一点看，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竟是同胞兄弟。
贝特生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次看待对象和自己，体现了“控制论的控制论”(亦称第二控制论)的精神：既把握被观察对象，又把握观察者的观察即认识论基础。
他认为，如果满足于一种解释，我们便没有了好奇心，向深度广度的理性扩展因此而窒息。
如果从捍卫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你死我活斗争中抽出身来，超然于二者之上，在若干个认识论层次上多来几个“反馈回合”，放弃一条道走到黑的直线性因果思维模式，岂不就是百花齐放？反馈是控制论的最核心概念，世界因为反馈、循环而普遍联系着。
我们需要这位“圣贤”吗？大凡圣贤，都不是修修补补之才(或材？)，应该有新意，引起些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如果贝特生引起的变化主要是认识论的，这种变化关乎痛痒吗？ 欲回答此问题，仅仅理解了前面提及的认识论与人类困境的关系还不够，这只涉及必要性的问题。
重要的还有可能性的问题。
我们得搞清楚目前主导的认识论在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里的空间分布，还得搞清楚认识论的历史走向。
有人认为，贝特生的工作之所以意义重大，乃是因为他是一个站在“后现代化科学”角度上的预言家。
他口里出来的预言，对于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前现代化”民族是否适用，就是有考究的了。
预言家与空想家是有区别的。
空想家提供画饼，提供符合“安眠药原则”的简单解释，让人觉得受用，效果是阻断创造性想象，抑制探究行为。
他没有现成答案，只是提示世界的多样性(既白又黑，余类推)，也即呈现给我们差异，然后这种差异连同这种呈现本身(不教导，不灌输)，在我们头脑中引起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差异，于是便让我们心绪不宁，幸运的话就会在比较、推敲、探究中产生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方式。
这样一种预言方式，可以说是既仁又智的。
既有对礼崩乐坏的深切关注，又有对人类自我组织、自我矫正的信心；所用的方式是富于启迪、有生产性的。
就这一点来看，他与我们之间“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巨大差异，恰恰在我们造成了大差异，也即给了“大信息”。
按照他的注重模式、关系的“精神生态学”观点，人与自然相通，低等动物与高等动物相通。
既然如此，更何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两种文化？ 贝特生已于一九八○年去世。
但他的思想仍回声不绝，四处扩散。
最具代表性的实用例子是在欧美日渐兴盛的“家庭治疗”。
心理治疗家放弃了说教者、判官及社会控制者的角色，超然于谁是谁非之二元分离，着力于诱导家庭系统认识论的改变，以此处理个人、家庭的危机与病态，颇有成效。
另有一位名叫卡普拉(Capra)的物理学家，亦是深得其道，十数年来频频奔走于欧美之间，为实现所谓“范式的转变”四处呐喊。
他的著作(如《物理学之道》，译作《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转变时刻》，《新思维》等)为传播、发展贝特生思想起到了不小作用。
一九九一年在德国的一次大会上他应邀作报告，趋者甚众。
内容是痛陈唯理性主义、欧美中心主义危害，推崇不尚争的混沌东方智慧。
强调尊卑有序、社会控制的孔孟之道是不受欢迎的，老庄、禅宗却倍受称道。
作为听者，我自喜之余又不禁迷惑：“这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可不是吗，没有秩序、没有稳定，只有阿Q，只有清谈骚客，哪来鸡蛋、导弹？中国人不又要被您的同胞们生吞了么？ 看来范式的改变不容易。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仁义道德只管君子，不束小人，真不如没有圣人的好，大家回到相忘于仁义的蛮荒时代去。
但这种道家式的“减法”是不可能的。
得考虑“加法”：仁义道德十法制十民主十科学理性十……。
但如前所述，加一把油或加一把劲常常把事情弄得更糟，有如军备竞赛。
两年来生活于洋人中间，常觉这道运算老是出错，民主法制自由仍有缺憾。
不过感觉最深的还是，二元论思维占尽天下，使西人常说合逻辑之胡话，编织严密之谬误与偏见，做理直气壮之坏事。
贝特生所以吸引我，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似更接近问题本质，提示了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各自缺陷的可能性，是一种“乘法”――激发人们构筑一个既有个人自律、自由、创造，又有社会、生态整合性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需要有许多的新孔子。
但要培养他们，这个社会应是宽容、和平、对世界及人本身充满好奇心的。
这也正是要求于这些构成新世界的新圣人的。
他们不应该是褊狭、强暴、对世界对人充满占有欲的。
孔子的教诲被人发扬光大以灭人欲，尤其是新圣们要避免的。
这是个悖论――控制论恰好不是用来控制摆布人的。
谨以贝特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应该好好收敛一下我们控制这个了解得十分不全面的世界的欲望；我们的研究可以用一种更为古老的，但今天却较少被尊重的动机来激励：一种对于世界的好奇。
对这份工作的报答，不是权力而是美。
写完此话，我担心他一时做不了圣人。
大概他也从未想过要当圣人。
封他个“弼马温”足矣。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写于冬天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