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注意义务”:践行之困惑与对策
摘要：“合理注意义务”是法律赋予出版者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践行却不易，“注意”不够，侵权隐患重重；“注意”过火，有时却会引火烧身。
出版人只有不断加强版权意识，签署合同时留足证据材料，且行且探索，且行且谨饬。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合理注意义务 出版合同 避险 版权意识 曾看过一篇文章，将编辑称作“摆渡人”――风雨无阻，摇橹扳桨，成就着一个又一个作家。
这是何等形象的比喻，又是何等美好的画面！ 我看到摇一叶扁舟的自己，20年栉风沐雨，往返于河岸，将写作者从此岸载至彼岸：远景悠然洒脱，近观，却有“载不动”的“许多愁”；更有暗礁潜藏，倘没有黄河艄公过硬的“过碛”本领，仿若汪洋中的舴艋舟，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可能。
一、摇桨摆渡――被推下水没商量 15年前，我做编辑的年份还不长，通过熟人推荐，一位摇着芭蕉扇的风雅男士找到了我，为他年轻有识的妻子出专著。
妻子是位在读博士，即将毕业，这本10多万字的论著是她的毕业论文，要求赶在某月某日前出版见书。
屈指算来时间只有两月挂零，而选题还未报批。
在可想而知的紧张工作中，这位王Sir积极配合，随叫随到。
一切按计划进行中。
最后程序走到印刷厂，就要拼版时，此先生突然说书中的篇章尾注要改成页脚注，并自告奋勇亲自去盯版改，无需我等费心。
该书顺利出版后一月有余，年轻的社长就接到这位王先生的状告电话：因出版社编辑没有尽责，导致《xxxx》一书脚注序号张冠李戴，成为废书一本。
社领导害怕招惹麻烦，决定私了，要作者来社里当面商议赔偿事宜。
那日，那先生带了两位彪形大汉，表情依旧；我却羞得无地自容，又像吃进一只苍蝇，光想往外吐。
这便是奋力摇桨摆渡时，反被渡客推下水呛了几口的画面。
并不是每个编辑一生中都能遇到状告之类的事，但从未遭遇官司的出版社少之又少。
二、“合理注意”――你的责任你担当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这样说道：“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出版者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
这是个关键词，是法律给出版者的一把硬尺子。
面对这样一个既笼统又含糊的概念，新手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历过几次“呛水”，手上磨出老茧后，身上便自带避雷针了。
签订书面出版合同是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的前沿阵地和最重要的舞台，许多隐患常常深埋于此而不自知。
事实上，编辑们对合同的签订常常并不重视，特别是协作书，合同仅仅流于形式，仅仅作为发稿手续必备的一项资料。
这些“缺陷合同”多么不堪一击啊，一旦起了纠纷，在法官面前皆成无效合同，出版社有理说不清了。
据我所知，现今采用的出版合同，主架均是1999年国家版权局重新制定的标准样式，即格式合同。
它是针对本版书设制的。
而出版比例相当大的协作书、包销书对合同双方的约定与本版书截然不同，却用同一格式的合同，只是在上面划掉一些。
这样划来划去，难免留下于己不利的把柄。
而明辨、查证签订人真实身份，搞清稿件的著作权权属情况，对著作权人进行资格审查，这是出版合同完满的前提和关键。
三、规避风险――签份繁琐的合同 民营文化企业迅速崛起的今天，它们以灵活便利的形式多元化地与出版社合作，优势互补，值得称道。
但是，?c之合作，签订合同须多操心，存足证据材料。
万不可嫌繁琐、图省事而留下隐患。
2016年2月，山西铜豌豆文化有限公司受委托取得陕西作家方英文散文集《种瓜得豆》的著作权，准备在我们社出版。
我要求：①提供与作者问的委托协议复印件，并亲自向作者做了核实；②出具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③由法人代表亲自签订出版合同并加盖公章。
另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即作者已去世，作品还在保护期内，图书出版合同的签字人是其子女等继承人。
这方面侵权的案例很多，2009年《吴湖帆书画集》著作权侵权案，起因于合同签字人仅是吴的一个孙子吴元京，未获得全部著作财产权继承人的许可。
吴湖帆先生画作的继承人共有10人（包括子女的子女），依照法律，那份只有一人签字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也许你觉得毫无道理，哭笑不得，但法律是无情的，法律对你的指责是：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也在去年，我接手了《太原莲花乐曹强作品集》的编辑工作，开始一直是曹强的一个徒弟与我联系，全权负责此事。
曹强先生已于两年前去世，他创作并表演的莲花乐在太原市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总编在终审时特别强调合同必须由曹的儿子或夫人亲笔签字，而非他人。
为了谨慎，我先后三次走访了这个家庭。
果如所料，后来的一些事情处理起来确实很棘手。
曹夫人是位明智的老人，这个家庭没有儿子，三个女儿老大老小均在外地，且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二女儿在本市陪老母，又是艺校老师，最懂曲艺。
自从老二作为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后，就把已经完成三校的样稿收回去，几乎每句都想改动：或标点不合她意，或语气词、方言觉不妥，或篇尾方言注释全盘否定，另起炉灶。
我虽多次委婉讲明保留名家作品完整性的重要意义，效果却不明显。
就在准备付印时，某位徒弟突然跳出，指责这也不对，那也不妥，在定稿上又进行了一番涂改和否定。
8位徒弟意见不一，都想参与、都想“定盘”。
此书历经一年多的折腾，三次从零起步开始校对，是我从业以来最生动、最难以调解和错综复杂的责编经历。
我所尽“合理注意义务”的举措是：要求提供另外两个女儿及夫人的授权书；将与原始稿大不一样的付印稿的电子版分别发给三个女儿及8位徒弟过目；要求他们各自在付印稿上签写“同意付印”的字样。
这样做起来既麻烦费力，又拖延时间，却是唯一有效的“避险法宝”。
四、画蛇添足――标注多余引官司 出版者对书稿履行审查义务，保证出版物中不得有抄袭的内容，这是法律赋予出版者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鉴别何为合理引用，何为抄袭，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
《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有“引用他人作品必须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的规定，殊不知，过分刻板地执行、落实这句话，却也会引火烧身。
我所在的三晋出版社之前是山西古籍出版社，古籍整理为其主要职责。
2002年8月，被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列为重点的专项资助项目《全辽金文》（三卷）正式出版，之后好评如潮，陆续获得一系列奖项。
谁也未料到，三年后却等来了一场官司。
按说是早已过了保护期的古代作品，怎么就惹出官司了呢！原告是国内外著名的辽、金史学家陈述的子女，诉状中声称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辽金文》一书中的“全辽文”非法使用了陈述先生所编《全辽文》的44万8千字。
法院经过审理后，根据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对原告提出的主张予以支持。
参与《全辽金文》编纂工作的人员一头雾水，他们委屈地认为，对于古代典籍中的浩瀚作品，既然陈述先生的《全辽文》可以使用，别人也同样可以使用，两者都是汇编作品，怎么就成了一方抄袭另一方了呢？ 或许本无事，只因编委会成员在最初的检索工作中，发现在旧典籍中，收录辽代作品最多、距今最近的首推《全辽文》，于是复印了《全辽文》，并以此为底本查找到原书及相关的出处，尔后将几种书籍相互对照确定其正误。
主编阎凤梧本着“礼多人不怪”“铭记前人功绩”的思想，坚持在该书《凡例》中加上一句“?|代部分主要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全辽文》为底本”，在书内的698篇文章后均注明“据中华书局本《全辽文》卷X收”。
如果没有这些明显的注明文字，原告和法院万万不会有此书抄袭彼书的认定呀！ 我国现行出版法律法规还处于不成熟、不完备状态，对“合理注意义务”的界定还有待进一步具象和明确，业内人士在饱受困惑的同时充满着期待。
然而，出版之巨轮滚滚向前，容不得停滞、观望、等待和叹息。
闭门造车、想当然地行事，必然会撞“南墙”。
一旦发生侵权事件，不仅书籍前期的所有工作徒劳无功，出版社还将承担经济、名誉的双重损失。
故而，出版单位在日常工作中要加大著作权法的学习宣传力度，使编辑个个成为或接近成为版权专家。
有条件的出版社应配备常年法律顾问，以指导社内版权事务，协助做好版权工作。
同时，定期条分缕析历年来的出版案例，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