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 2012年第10期
大师 下载论文网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 Paul Thomas Anderson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大师》注定是今年评奖季最受关注的电影。
一方面是影片涉及了科学真理教，让人想起最近刚离婚的该教忠实信徒汤姆·克鲁斯。
克鲁斯还曾出演过安德森的《木兰花》，据说他看过此片后非常恼火，但安德森说：“我们依然是朋友。
”不过，负责《大师》发行工作的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已经加强了个人安保级别。
另一方面，这是年仅42岁的安德森的第六部长片，他的片子不算特别卖座，但从《不羁夜》到《血色将至》，部部都是经典。
《大师》聚焦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战后的人们回到家园，试图重建和平年代的生活，那是无数个迷失的灵魂寻找答案的年代。
“《大师》想要验证一些理念，例如，暴力和动物本能真的被文明驯化了吗？作为一名‘大师’，你必须循循善诱，你必须测试自己的人格魅力对其他人的影响。
”安德森说。
安德森本人并未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但他父亲欧尼·安德森是个“二战”老兵。
欧尼一直是儿子的偶像，这个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曾经是恐怖节目的主持人，后来成了好莱坞的金牌画外音制作者。
安德森家境宽裕，又是父亲再婚后家中唯一的男孩，因而备受宠爱。
12岁时，欧尼就给儿子买了一台市面上最贵的摄影机，小安德森拿着它到处乱拍。
“他总是在拍我们，很烦人，我们让他滚。
而且这小子嘴巴不干净，见谁都胡说八道，如果逮到他你肯定想揍他一顿，但他很难被逮到。
”欧尼的一位朋友回忆说。
安德森在中学时因打架被开除已经成了传奇，但那所昂贵的私立学校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件，他只是不适应“西服领带”模式；他还曾去纽约大学学习电影，但两天后退学了，原因是一位教授侮辱《终结者2》，另一位给他的文章打了C，但那篇文章抄袭自金牌剧作家大卫·马梅特。
安德森深谙将看似普通的片段转化为完整故事的秘诀，他将普通人破碎的生活组合起来，并温柔地对待它们。
在加州迷幻的阳光下，无数个过去被集合起来，那些骗子、赌徒和午夜梦想家，成了他们必将成为的人。
《木兰花》里经典的青蛙雨段落来自他父亲把一只青蛙扔向摄影机镜头的玩笑；《不羁夜》里，当马克·沃尔伯格拍完色情片回到家时，看到母亲阴森森地坐在扶手椅上的尴尬段落，灵感来自他那位“很难搞定”的母亲。
“你知道我是怎样拍摄电影的吗？首先，我会尽可能多地拍摄各种片段，然后选出最好的镜头，把选出来的镜头剪辑一下，就是电影了。
”安德森笑着说。
梦想家 安妮·内史密斯 Anne Naysmith 伦敦一个停车场的角落，在乱糟糟的灌木和矮树丛里，有一个简易的窝棚，再加上一辆破福特汽车，就是75岁的安妮·内史密斯小姐的家，她已在此居住30多年。
窝棚旁有她种的花儿和果树，有人开车经过时，这个活泼的老太太会跟他们聊天，每天下午，她都在空地上生火做饭。
一切都荒诞不经又井井有条，直到有一天，一群工人闯进来，砍掉了安妮心爱的樱桃树和李子树。
伦敦交通局的意思是，这块地方得被夷平，以便拉起一段保护社区安全的防护网。
这不是安妮的生活第一次受到威胁，十年前，她的福特车就被拖走过。
因为某些邻居嫌安妮的邋遢有辱这个高尚社区的观感和他们价值50万英镑的房子。
安妮·内史密斯小姐的前半生相当辉煌：8岁就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圣母修道院学校和特里尼蒂音乐学院；她曾在伦敦中心的魏格摩尔音乐厅演奏，《泰晤士报》赞扬过她对拉赫玛尼诺夫“丰厚而温暖”的阐释；她买了一辆福特轿车，搬进这个漂亮的社区，准备成为一名顶级古典音乐家。
但上世纪70年代对于安妮来说糟糕透顶，她辞去了音乐教师的工作，结果陷入财务危机。
与此同时，和一名合唱团歌手的失败恋情也伤透了她的心。
她的经济状况一直走下坡路，直到最终被赶出了自己的房子。
安妮觉得自己遭遇了不公平对待，便睡在街边自己的车里，她想以这种方式重新得到住所，但没有成功。
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也被称作“第欧根尼综合征”，得名于那位蔑视物质而选择住在桶里的希腊哲学家。
安妮成了这个社区的第欧根尼，她开辟了一个花园，把种的东西分给邻居，据说她做的番茄酱非常好吃。
她是巴比肯音乐库的常客，有时在阿尔伯特音乐厅门口跟人聊天。
她的衣服成了破烂，便用破布缝一件新的。
她心灵手巧，把鸽子羽毛塞进塑料袋做成鞋子。
她拒绝施舍，靠银行里的一点存款过活。
当安妮发现工人们在毁坏她的居所时，她开始尖叫：“警察！警察！”循声而来的一位邻居看到了颤抖的老太太并表示了愤怒和不理解：“她很特别、很叛逆，社区已经接纳她了，可是大集团来对她做了这些。
”另一位经常跟安妮讨论艺术问题的邻居则说：“当地很多人都对这件事感到愤怒，这是她的房子，她是社区的重要成员，应该得到关注和正确的对待。
”伦敦交通局坚持说这项工程只是为了修理护栏，一位发言人说：“承包商不知道这块土地对内史密斯小姐的意义，他们只想解决安全隐患，我们对给她带来的伤害感到抱歉。
” 商人 法哈德·维拉迪 Farhad Vladi 没人是一座孤岛，但倘若有可能的话，几乎所有人都想拥有一座自己的岛屿。
在那儿，你能亲自制定规则，将它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小世界。
当法哈德·维拉迪1971年做成第一笔岛屿交易时，他还在汉堡大学读经济学。
“我看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上面讲印度洋的一个岛刚刚以2000美元的价格被卖出去了。
我当时就知道，我必须买一座岛。
”他坐船前往塞舌尔群岛，却发现最便宜的那座也远远超出自己的预算，只能失望而归。
为了消除失落感，他找到一个汉堡商人，问他是否对购买岛屿感兴趣。
那个阔佬立刻买了三座——他没空亲自去，于是付给维拉迪委托金，让他去完成交易。
此后，商人常常炫耀自己岛屿的明信片，很快，维拉迪的顾客就纷纷挤上门来。
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屿经纪人。
40多年来，他卖掉了2000多座岛，威廉王子大婚后，专门委托他找个清静点的小岛好度蜜月。
但是如今，维拉迪有点头痛，他手中掌握着22个国家120个岛屿的资料，其中大多数岛都不太容易卖掉。
除了经济不景气、岛上差劲的气候和基础设施之外，岛上的原住民不好打交道、岛上有濒危动物以及海平面上升都是滞销的原因。
“但总有人买。
”维拉迪乐观地说，舒适昂贵的高端岛屿依然一岛难求。
“一座岛能让世界上最富有的大亨哭泣。
”他说。
曾经，有一位不苟言笑的英国金融家将自己的弗雷盖特岛卖给了一个德国工业家，当他离开那座岛时，他让私人飞机在岛上空盘旋，然后打开舷窗，向那座岛扔了一朵玫瑰，泪水在他的眼中打转。
“难以想象他也会哭，这跟卖掉佛罗里达州的某套公寓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维拉迪说。
红人 艾玛·沃特森 Emma Watson 她能理解人们不会那么轻易接受赫敏的离去，但仍在努力摆脱自己身上女魔法师的影子。
艾玛·沃特森在她“后哈利·波特时代”的第一部影片《壁花少年》中，扮演女高中生珊，一个典型的美国甜心：纯正的美国口音，紧身胸衣，轻浮迷惘，有一个想自杀的男朋友；在索菲亚·科波拉的《珠光宝气》中，你还能看到她跳钢管舞和嗑药的模样。
如果想成为一名有前途的女演员，她必须离开自己“优等生”的舒适地带。
22岁的艾玛·沃特森，年轻、美丽、成功。
她是兰蔻的代言人，就读于牛津大学，17岁就挣到了够花一辈子的钱，但这一切对她而言不仅仅是幸运。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挣钱，那是他们每天早上起床的动力，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得找到另一个让我活着的动力。
”她说。
她在“哈利·波特”的片场长大，没上过高中，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扮演称职的大姐角色，像离婚的律师父母一样既严肃又勤奋，她的个人生活没什么值得一书的内容。
这大概也是她选择《壁花少年》的原因——她需要与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荒唐青春建立起联系。
“在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公众人物，你很容易把自己弄丢了，不知道自己是谁。
”很明显，她不想过光彩照人的大明星生活。
几年前，她还穿着软小山羊皮皮鞋，坐公共汽车回家，犹豫是否要继续待在电影圈。
坚持完成学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上学能够接触电影工业以外的人，我喜欢跟那些让我觉得我是普通人的朋友待在一起，为此我做了很多牺牲，但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
” 她的日程表满满当当，两年拍了六部片子，散步时总会被团团围住，因而只能去人少的地方。
但她既没有厌倦也没有被宠坏，她冷静得让人察觉不到她正处于好莱坞浮华漩涡的中心地带。
不久前她被评为“最危险的网络名人”，意思是，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时，是最容易点击进入不良网站的——骗子们显然也发现她有多容易让人丧失防备，尽管她自己仍是戒心满满。
“我妈妈告诉我，你会接受很多采访，他们会问你很多他们想问的问题。
每次他们提问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自己是否愿意跟一个陌生人谈论这些。
” 逝者 佩德罗·E·格雷罗 Pedro E. Guerrero 自我评价为“棕色皮肤、矮矮胖胖，不过挺可爱，虽然这没什么用……”的墨西哥裔美国摄影师佩德罗·格雷罗在95岁时辞世，他与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友谊让他得以在美国现代建筑史上留名。
1939年的一个午后，当格雷罗站在赖特家门口时，他还是一个自信、冲动、时运不佳的小伙子。
日益加剧的种族歧视让格雷罗一度被迫离开生活了20年的故乡亚利桑那州去洛杉矶求学，在他一心想成为摄影师的时候，他做广告牌画师的父亲却丢下画笔，做起了墨西哥小吃的生意。
格雷罗拍摄的照片，沙滩上的女孩与狗、死掉的鹈鹕、一群电网修理工……既无法为他带来商业利益，也得不到承认。
父亲忍不住劝他去找找刚搬到他们家附近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我叫佩德罗·格雷罗，我是一名摄影师。
当时已经成名的赖特非但没有赶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反而请他进屋里谈谈。
赖特非常严格：总是叮嘱他每件作品在设计伊始都有固定的角度，拍摄的时候既不能鸟瞰，也不应该仰望；格雷罗像拍摄雕塑那样认真对待赖特的作品，从未让赖特失望。
格雷罗作品的策展人艾米丽·比尔斯说：“他不仅捕捉到赖特建筑的特色，也呈现了建筑与人和环境的亲密关系。
” 格雷罗一直感谢赖特的知遇之恩：赖特为他提供工作机会，还免去高昂的学费，让他进入自己开办的学院学习——格雷罗是这儿的第一个墨西哥裔学生。
珍珠港事件后，格雷罗奔赴前线拍摄照片，在越战期间，他成了一个坚定的反战派，多次接到电话威胁仍然立场不改，甚至因此丢掉了在出版社的饭碗。
在赖特去世前的最后20年里，格雷罗视他为老师、好友，甚至另一位父亲。
虽然渐渐有别的建筑师找到格雷罗，但赖特去世之前他基本只为赖特一人工作。
“我不希望有一天他打电话让我去拍摄时，我告诉他我还要为别人工作。
”（文/杜一单） 匠人 安东尼·杜伯 Antony Dubber 安东尼·杜伯曾经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那时他是英国一家制药公司的厨师，工作是为鸡尾酒会准备点心，以及为董事会午餐做烤牛排和约克郡布丁，直到他在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厨师的广告：我们的冰箱可能比你常用的大一点。
如今，杜伯已经在南极哈雷研究站工作三年了，每年收入3万英镑。
哈雷研究站距离南极点850英里，冬季从2月持续到11月底，气温常年在零下50摄氏度以下，“刮起风时感觉还要再低个十几度”。
杜伯最重要的工作是弄清楚研究站需要多少食物过冬，因为一旦补给舰在2月份离开后，他可去不了超市。
“最近的超市距离我们2000英里远，位于智利。
”他说。
他学会怎样将瓜果蔬菜从2月保存到8月，“可惜没有新鲜调味料，它们烂得很快。
还有带骨肉，规定里写得很清楚，不能有骨头。
”若他们把食物残渣埋在冰里，骨头会让鸟类感染病毒，影响帝企鹅的生活。
他在夏季时最忙碌，每天要为90个科学家和工程师做五顿饭，因为寒冷的天气里，人们需要更多能量，冬季就轻松多了，只有十几个人还待在这儿。
红茶、烘豆子、蛋糕和保卫尔牛肉是最受欢迎的食物。
酒精的摄入量受到严格控制，每人每天至多只能喝两罐啤酒，在有人过生日或遇到重大节日时，他们能来点香槟。
杜伯的南极生活迄今为止都相当愉快，他能健身、看电影和游泳，还拍摄了大量南极照片，以便让大家知道，南极并非只是一片乏味的茫茫雪原，“它每天都在改变。
”“我唯一想念的是泡热水澡。
”他每天只能淋浴两分钟，因为每滴水都来自融化的冰。
戏中人 谢尔盖·普罗宁 Sergei Polunin 今年1月24日，谢尔盖·普罗宁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排演舞剧《梦境》里的一段双人舞。
他前一天与交往两年的女友分手了，心情很糟，他的搭档也不太高兴，他们在练习一个很难的旋转动作，但普罗宁对她毫无帮助。
“我要走了。
”他忽然说，这句话已经在他脑中盘亘良久。
其他人都以为他只想离开房间几分钟，但他却走向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莫妮卡·曼森的办公室。
为了让对方无法拒绝自己的请辞，普罗宁说，自己从3岁就开始被逼着跳舞，其实对舞蹈毫无兴趣。
“我们怎么才能留住你呢？”曼森问，尽管她已经知道答案了。
对于皇家歌剧院来说，普罗宁的离去无异于背叛。
他们一手培养了这个很具天赋的乌克兰男孩，他13岁开始在伦敦学习，19岁就成了这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席独舞。
2011年，处于事业巅峰期的普罗宁演了六个重要的新角色，但太多，也太快，他没时间理解角色的微妙之处，“在四个月内演了很多垃圾”；而他妈妈总是说：“如果皇家芭蕾舞团真的重视你，他们早就应该给你永久签证和一套公寓。
”全球各地都有人邀请他演出，但伦敦密集的表演让他抽不出时间。
在皇家芭蕾舞团的最后两年，他变得非常消沉，常常通宵玩游戏，与伦敦的黑社会混在一起。
他投资了一家文身店，他自己也文身，其中那个叫“虎爪”的文身是几条又长又宽、触目惊心的红色抓痕。
他几乎不参加公司的训练课，在排演时迟到。
“跟普罗宁合作很难，他不可靠，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出现，他不怎么睡觉，常常疲惫不堪。
但上了舞台，他的表演总是值回票价，他就是这个样子。
”一位同事说。
皇家歌剧院发布了普罗宁离开的通知。
当天晚上，他躺在与校友合住的宿舍里，手机响个不停，其中有一条短信来自美国芭蕾舞剧院的一位编舞。
普罗宁并非没有计划，他想去纽约，在那儿，他能得到远高于现在的收入，而纽约短暂的演出季也能让他在世界各地挣到更多的钱。
谢尔盖·普罗宁出生在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赫尔松，一个肮脏的赫鲁晓夫时代的街区里。
金发的裁缝母亲贾林娜与淡蓝色眼睛的搬运工父亲一直在离婚和复婚，在他的记忆中，家里“从来没有钱做任何事情”。
贾林娜想给普罗宁一个光明的前途，让儿子去学芭蕾，她记得普罗宁小时候练舞回家后，常常由于缺乏营养而累得瘫倒在床上。
“我的目标不是成为百万富翁，我想成为百万百万百万富翁，我想给每个家人都买一座房子，我想要一街的房子送给我的朋友，我想帮助我喜欢的人。
我加入文身店只想帮助安东尼，因为我真的喜欢他，他做坏事，但是我总能看到人们身上柔软的一面。
我祖母从希腊回来，我需要钱送给她，我想帮助我的舞蹈老师，我想资助一个乌克兰男孩，给他一个前途，为了达到所有这一切，我需要钱。
”普罗宁说。
于是他与过去说再见，皇家芭蕾舞团、女友、文身店，再见。
然而，决定普罗宁人生的并不是命运或意志力，而是经济危机。
先是一场在西班牙的演出由于经费不足被取消，然后美国国家剧院告诉他，他们不能给他全职工作，普罗宁说：“这么说只是面子问题，他们钱不够，虽然还没谈到价钱，但我知道他们没钱。
” 没有演出，没有工作，普罗宁陷入了绝望，甚至考虑过放弃舞蹈事业。
正在此时，他接到了莫斯科的斯坦尼剧院的新艺术总监泽兰斯基的电话，泽兰斯基是普京势力范围的人，有很多寡头朋友。
尽管普罗宁从未考虑过在莫斯科发展，但斯坦尼剧院给出了丰厚的条件，除了薪水翻倍之外，如果普罗宁愿意在斯坦尼剧院待四年，他们承诺给他一座百万美元的公寓，还有机会出国演出。
7月8日，普罗宁在莫斯科首演《柯贝莉亚》，全场爆满，过道上都被加上了座位。
他的表演一改之前男子气概十足的风格，显得愉快又轻盈。
表演结束后，他欢呼：“舞台好像消失了，我很久没跳舞了，我需要肾上腺素。
这是一个饥饿的人渴望舞蹈。
” 行动者 琳达·麦克穆伦 Linda MacMullen 英国达勒姆郡的弗兰克兰监狱是一所臭名昭著的男子监狱，只关押这个国家最危险的犯人，很难想象，这儿与针线活能有什么关系。
但六年来，琳达·麦克穆伦，一位祖母和兼职的法语教师，每两周一次在弗兰克兰教授刺绣，她的学生是12名囚犯。
每次讲课时，教室的门都大开着，门口站着狱警，琳达本人则必须在脖子上佩戴警报器。
“我知道来上课的人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我猜他们大概杀了什么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但我想他们也不是平常人，在监狱里被关个十几二十年的，谁都不会平常。
”她说。
琳达·麦克穆伦是一名慈善机构的志愿者，她与另外50多名同事一起进入监狱，教授犯人制作靠垫、挂毯和被套，让他们在狱中也能挣点钱或有意义地打发掉漫长的铁窗生涯。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女性，而学生都是男性。
“开始时，犯人们都沉默寡言，彼此之间也没有目光接触，我坐到他们身边时，他们会挪开。
但慢慢地，他们开始聊天、互相帮助。
一个犯人总是因为打架被关进单人囚室，但自从学习了刺绣之后，他整天整天地摆弄针线，再也没有被单独关起来。
”麦克穆伦说。
他们的作品会在店铺里进行销售，包括复古几何图案的手工刺绣靠垫、绣着“赃物”字样的手提袋和漂亮的拼缀被套，价格不菲——那个靠垫卖150英镑，因为它们的确是犯人们煞费苦心才制作出来的，一个靠垫要花费100个小时，而做一个被套要整整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