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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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先生认为，中国农业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对此，贺雪峰教授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理解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农民有来有去不只是与经济周期有关，更与农民的生命周期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存在误判；第三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尤其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蔡昉先生在《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发表《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一文。笔者对蔡昉先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因此撰写此文以与蔡昉先生商榷。本文主体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蔡昉论文的观点，第二部分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一、蔡昉论文的观点　　　　（一）观点一：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　　蔡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蔡昉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蔡昉认为，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论认识和政策关注的一个主题词。 毕业论文 　　具体地，蔡昉认为，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在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农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情况下，托达罗悖论和与之相应的托达罗教条都已经过时，打破托达罗悖论及改变托达罗教条所隐含的政策取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所谓托达罗悖论，是指所有改善城市就业状况从而降低失业率的努力，会因扩大了城乡预期工资的差距，从而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或者进一步，所有改善迁移者状况的努力，都会进一步引起迁移者的涌入，从而恶化迁移者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环境。与此相应，托达罗悖论转化为托达罗教条，包括对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要加以控制，劳动力流动模式应该是有来有去，从而只是把迁移者作为临时过客等一系列政策倾向。　　（二）观点二：托达罗教条的终结　　蔡昉认为，托达罗教条终结的一个表现，是以农民工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加速扩大，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具有非典型化的特点，即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然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属、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属，仍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消费需求扩大的功能。因此，未来的城市化应该从单纯的人口比率提高，转向更加关注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的内涵上来，通过消除46%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33%的非农户籍人口比率之差，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三）观点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　　蔡昉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经常性地发生，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有动力通过某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或者提高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覆盖水平，帮助本地区获得更好的劳动力供给环境，而对农民工来说，最必需且最为欠缺的公共服务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蔡昉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在社会保障领域享受充分而均等权利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蔡昉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在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会利用公共服务覆盖水平的扩大，加速农民工实际上市民化的进程，以此保持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　　蔡昉认为，既然以均等化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的嚆矢，旨在实现制度变革的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实施政策，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有利于把扩大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相关领域。　　（四）蔡昉观点的考虑重心和政策结论　　若对蔡昉的观点进一步综述和简化，可表述如下：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1、中国经济发展迎来刘易斯转折点。　　2、中国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农民不应再返回农村。制度安排上也不应再死守托达罗教条。　　3、即使改善进城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因为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很少，也不会有过多劳动力进城而反过来加剧城市就业竞争，恶化进城农民的处境。　　4、国家应采取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加强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进城农民可以真正地成为城市永久居民，从而实现中国深度的城市化。　　进一步简化蔡昉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以后，中国就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战略，核心是使农民一次性进城，而不再返乡，或有返乡预期，从而实现中国深度的城市化。也因此，当前中国城市化政策应进行大的调整。　　　　二、三点商榷意见　　　　笔者认为，蔡昉先生的文章中存在三个很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理解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农民有来有去不只是与经济周期有关，而且更与农民的生命周期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存在误判；第三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尤其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论文网 　　（一）典型的托达罗悖论　　1、劳动力的无限剩余　　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约有3亿左右，若算上可以参加农业生产的60岁以上老年人和16岁以上青少年等半劳动力，则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超过4亿。中国有18亿亩耕地，根据一个农户家庭（夫妻两个劳动力）可以有效经营30亩耕地来计算，农业仅需要1亿劳动力，即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和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劳均耕地面积还可以扩大，农业所需劳动力还可以进一步下降。这样算下来，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　　2、小家庭的兼业收入　　在劳动力剩余几乎无限的情况下，只要进城务工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就会有几乎是无限的农村劳动力的城市供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也许是中国农民一般都有小块承包地，一般都是在自家土地上耕作，并以此获取农业收入，而很少有农业工人。中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具有强烈的家庭农业的特点，家庭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兼业收入。　　当国家农业政策好，粮食价格较高时，中国小家庭虽然只有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其农业收入却可能不低，比如不算劳动力投入，按种两季作物算，农民种一亩田可获纯利1000元，10亩地可以获1万元。1万元收入，加上农村生活中自给自足的成分可以大大减少生活的支出，再加上农村消费较少，就使得农村生活中，农民可以以较低收入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3、等价比的生活质量　　中国式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不高，闲暇时间很多。种两季水稻的农民一户10亩耕地，农作时间累计起来可能只要3个月，而有9个月闲暇，所谓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六个月休闲，这样的休闲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趣味，也增加了其生活的质量。虽然从农业收入上讲，农民务农收入较务工收入要低，但从实际生活质量上讲，较低的务农收入可以等价于较高的务工收入。　　4、农民工的工资上涨 代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