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左翼自由知识分子的人生]左翼知识分子
出版界前辈王庸生先生对我说：你写20世纪知识分子，有个人不应错过：王福时――共产党的诤友、《西行漫记》问世前就翻译出版了“前西行漫记”的人。
就这样，我登门拜访了100岁高龄的王福时老人，听他讲他传奇般的经历。
他的父亲王卓然在东北沦陷时期是张学良将军的文职首席幕僚。
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张学良为名义校长，王卓然是实际负责的代校长；他主持由张学良出资办的刊物《东方快报》和《外交月报》。
身为教育家、出版家的父亲那浓郁的爱国思想，对少年王福时影响很大。
17岁时，王福时只身前往南京，在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学习，后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费孝通、吴文藻(冰心的丈夫)等同学，受教于吴景超、潘光旦及陈达等留美归来的教授。
求学期间，他接触到共产党人和普罗文学，阅读法捷耶夫的《铁流》及《莫斯科新闻》等书刊。
“那时候既受左的，也受民主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对我说。
“前西行漫记” 1936年西安事变时，王福时在北京中南海(当时是像北海一样对平民开放的公园)里，秘密编辑发行一个油印小报《公理报》，把从电台接到的西安电讯在小报上刊登，向世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以打破新闻封锁。
这年秋天，埃德加・斯诺从陕北回到北京，王福时是斯诺家的常客。
斯诺将他从陕北带回的大部分会谈记录以及自己写的长篇报道交给了王福时。
王福时一看，觉得这些材料太宝贵了――当时的国统区乃至国外，对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地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不利于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
他决心把这些材料编印成书，这一想法得到斯诺夫妇的支持。
王福时请来郭达、李放、李华春几位青年友人一起翻译、编辑斯诺的文稿，又搜集到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韩蔚尔对四川红区的报道，以及廉臣(陈云的化名)的长征亲历见闻记等相关材料。
为出版这本书，他和朋友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极大的紧迫感，极大的速度”，并得到东方快报印刷厂的支持。
1937年4月，一本叫做《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简称《印象记》)的书，以上海丁丑社的名义秘密出版发行。
此书一问世便迅速传遍我国大江南北，先后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
在给王福时的信中，斯诺的夫人海伦高度评价《印象记》的及时出版，说它“在中国有如闪电一击，使人们警醒起来”，促使千百万人不辞艰难险阻，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跋涉到延安参加抗战。
据译者之一的李放回忆，他于1937年从天津去广州，沿途看到好几种《印象记》的不同版本，均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
《印象记》出版6个月后，即1938年1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才正式出版斯诺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8年4月，该书由胡愈之等人翻译，以复社名义出版发行，中译名为《西行漫记》。
《印象记》中收有后来《西行漫记》的部分章节，同时收进斯诺对毛泽东的6次访谈的全部记录、斯诺对西安事变的分析和西北访问的长篇报告等，并配以34幅照片和长征路线图、红军歌曲等。
斯诺拍的那幅著名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在《印象记》里首次披露的。
毛泽东与斯诺所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即是《论持久战》一书的原型。
海伦一到西安的招待所便被监视起来，她趁着夜色爬出窗户跳出墙外，由人接应方才脱险，来到云阳镇与王福时和陈翰伯会合。
到了云阳，海伦就穿上红军军装，戴上红星帽。
他们受到彭德怀的盛宴接待，王福时还和彭德怀打了一场乒乓球。
在延安，海伦・斯诺、王福时和陈翰伯对毛泽东做了四五个小时的采访长谈，直至深夜，作陪的有黄华和黄敬。
王福时将带去的一柳条包《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面送给毛泽东，毛非常高兴。
王福时将海伦与毛泽东的访谈记录带回北平，在中共地下刊物《人民之友》上发表，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用王爱华(王福时的笔名)名义，以《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题刊载。
这篇文章与《印象记》，是西安事变后记录报道中共活动及言论的重要历史文献。
《西行漫记》是一本在国内外影响大而久远的书。
作为它的雏形，《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时只印了5000册，而且是地下发行，因而鲜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后，《印象记》一直没有机会重新出版，直到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才重新整理再版了《印象记》，更名为《前西行漫记》。
“内外文化供应社” 王福时热情地向外界介绍共产党苏区的情况，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
对当时的思想状况，他本人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1937年5月我在延安的街道上行走，也可能是外来的青年中唯一穿便服未带红星帽徽的，我始终不属于那时代青年人的主流。
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保留个人一些主见。
我被人们称为同路人，革命的同情者。
我出钱出力有时甚至可以冒一些风险，但我的作为仍是带着罗曼蒂克的色彩。
1939年，他随东北抗日英雄赵洪文国――“赵老太太”南下，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还主编了《关于赵老太太》一书，宣传抗日游击战。
同年，他在香港主办了“内外文化供应社”及《北方通讯》。
《北方通讯》是东北救亡总会支持下的抗日秘密刊物，向香港和武汉等地发行，报道敌后抗日活动和沦陷区动态。
“内外文化供应社”是抗日时期中国唯一的进口书刊及信息的机构，将各国的书刊，包括上海影印的英文科技书、工具书及国外畅销书大量地从香港经越南的海防、河内等地辗转运往重庆。
后来越南被日军占领，王福时就让夫人项蕴华在缅甸仰光做中转站，保持陪都重庆与世界的书刊交流通道不致中断。
同时，王福时还发展了“剪报”服务，从英、美、日各种杂志上剪下来文章，航空邮到重庆和延安。
这是战时一种独创的新闻管道，当时的中央社、新华日报、塔斯社和延安的媒体，都采用过王福时按各自的剪辑范围分门别类寄去的剪报。
“内外文化供应社”在把国外的信息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化。
王福时曾搜集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近200种，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展览，本想转美展出，后因日军占领香港而未成。
1942年，因与中共交往频繁，王福时被国民党军统盯上。
为躲避军统迫害，在《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帮助下，王福时以《大公报》驻外记者身份去了印度。
他经“驼峰空中走廊”，恢复了“内外文化供应社”的通道，向昆明、重庆等地运送外国书刊；并在加尔各答开设门市，向当地驻印中国远征军及华侨出售中国书刊，向国外提供中国大后方的出版物。
为打通印缅陆上运输通道，他冒着危险去过远征军的印缅前线，去过廖耀湘新六军的驻地和训练营。
在印度，王福时还担任当地唯一中文 报纸《印度日报》的编辑，和金克木、李缄三、石宝瑚同事。
他在报上署名撰文，评论时事，反对内战，在华人中产生一定影响。
1946年，王福时来到美国纽约，参加冯玉祥、李德全发起的反内战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宣传中国东北地区的内战危机，呼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他受香港国新社之托，印刷、发行英文的《远东通讯》 “诤友” 1950年9月，王福时怀着一片赤子之心，携全家9口万里回到北京，并被任命为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实际主持出版发行处和外文印刷厂的日常工作。
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为外文局，王福时转到当时书刊进出口的部门――中国国际书店，并先后担任出口部和进口部副主任。
20世纪50年代初，王福时心情舒畅，一心想报效祖国。
他自觉地做共产党的“诤友”。
诤友，即“能直言规劝的朋友”。
6年间，他写了上百条意见书、建议信，自己找人帮忙抄写，寄送给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廖承志、国际书店领导、外交部、外贸部、文化部、市政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以及公园管理机构，建议的内容涉及统一战线、开拓侨汇资源、发展旅游业、各图书馆增设科普橱窗、加强城市管理、公园增设大型儿童游戏机械等。
这些意见书、建议信，许多有“回音”，有的被采纳，报纸上也刊登过一些。
关于当“诤友”，他本人多次夫子自道：“我们父子两代，在政治上，只能说是一种中间偏左的爱国主义者，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共的同情者，但又不是随声附和作为应声虫的那种民主人士。
所以我在回国后，参加国家建设做一个普通一兵，但公开声明求同存异，自不量力愿作一名诤友。
”“我受民主政治及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时常发出一些与当时正统相异的声音。
1951年7月1日党的生日时，我在新闻局壁报上，以‘愿作党的诤友’为标题表示我的政治态度是与党求同存异，我在那种一边倒的政治气氛下，明确表示这种政治立场是不大符合当时的潮流的。
” 他“罗曼蒂克”的性格，决定他从没想过追赶潮流。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与共产党在其执政前后都只是同路人及同盟者，所谓合而不流。
”可以想见，如果他不是将自己定位于“诤友”、同路人、同盟者，而是在共产党执政后能及时入党，成为“自己人”，以他的资历，一定可以有更高的权力地位。
但他只甘愿做一名“普通一兵”，一名兢兢业业的文化工作者。
他多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希望新中国能有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不致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文化孤岛。
但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这个窗口很小很小，王福时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力图使这个窗口大些，再大些。
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王福时十分振奋。
他作为国际书店的代表与曾昭抡、钱伟长等科学家座谈，讨论有关进口科学书刊如何与教育及科学相配合的问题，会上提出了进口欧美先进技术书籍的必要性。
他们经多方努力，收集了三万多种外国书刊、文献，于1957年8月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展出。
“桥”与“墙” 1957年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并开展整风运动，王福时非常兴奋。
他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鸣放”中去。
8月，他以“司徒言”为笔名，在《文艺报》第8期发表文章《在推动“鸣”和“放”、在促进文化交流工作中，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批评国际书店英文及各种文字的书太少，“因此在读者的印象中，国际书店只是一个卖俄文的书店。
”文中说：“我们科学、文化工作者、翻译家和语文教师对久已缺货的西方书籍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指出：“人们把国际书店看作是同国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但现在好像有点不像桥，而像座墙，而且是几道墙，使得跟国外不通气。
”可以说，这篇文章准确地道出了当时唯一的对外文化交流窗口――国际书店“筑墙”的状况。
当时《文艺报》的轮值主编是萧乾。
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并采用文中一句话“是桥还是墙?”作为标题。
“反右”时，这篇文章成了大毒草，王福时和萧乾一起遭了灭顶之灾。
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对王福时点名批判，说他“一贯坚持的资本主义经营路线”，要“使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图书在我国自由泛滥”。
单位大会小会对他进行批斗，说他“崇美，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他的上百封建言信也成了罪名，被说成是“不识相”，是“回国投机”。
这令他非常难过和愤怒：想当年刚回国工作时，为了减轻新中国的负担，他主动放弃领取3年的工资，而今却成了“不识相”，这道理他怎么也想不通。
王福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发配到黑龙江虎林县、北大荒完达山林场劳改。
在完达山，他有时连续伐木24小时，一日三餐吃不饱，全身浮肿。
有的人在那里饿死、病死了。
1959年他被调回北京，撤销一切职务，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国际书店调研室任一名普通翻译，直到1969年下放河南汲县五七干校。
“文革”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是，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亲人。
大儿子王复光在插队务农的农场被武斗的人打死；父亲王卓然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多年，狱中病重，出狱后不久于1975年去世。
1979年，王福时与全国50万“右派”一起，得到彻底平反。
1957年到1979年，正值他人生的壮年，是最应施展才华的时期，但大部分时间却被白白荒废，留下莫大的遗憾。
但他不气馁，是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68岁的王福时接受严明复、刘尊棋之邀，担任了大百科图书馆馆长。
当初因为坚持文化开放领罪，如今的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继续为文化开放而工作。
他多方与国外发展交流，广泛收集图书资料。
百废待兴的中国缺少资金，他与各国大百科出版社及图书馆互换信息，以交换书刊的方式，不使用外汇就得到大量书刊资料，为初创的中国大百科事业尽了力，也发挥了自己最后的余热。
1957年，他努力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拆“墙”架“桥”，因此获罪22年；晚年，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当初的梦想，为祖国通向文化繁荣之桥添砖加瓦。
对自己的百年人生，他这样总结：“我用自己的一生参加了中华民族驱除外寇，富国强民，追求民主的伟大变革，我也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这百年间的苦难与奋起，直至我75岁高龄才离休安度晚年。
” 离休后，他与老伴去国外的孩子家共享天伦。
近百岁时，叶落归根，回到自己无比热爱、为之复兴崛起奋斗了一辈子的祖国。
(本文写好未刊之际，传来王福时先生因病于2011年7月2日去世的消息，享年100岁。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世纪老人。
)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