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方向错了【是“国家”错了】
一百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此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
许多年后，史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
1894年，三十五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
然而，荒谬登场了。
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个人”低头。
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为“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噩梦。
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
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漩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有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
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粒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
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惟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做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
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
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
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建起了一座里程碑。
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
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气量。
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十七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
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
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七岁。
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
曾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禁书案，经过三年审理，于1988年10月，由英国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驳回政府起诉。
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拥有自由印刷、发行和报刊转载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上，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
关键是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的制度，一套健全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严密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资源和舆论环境。
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和尊严上输光。
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谁也没过多责备这位自责的老人，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美国仍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邮票。
【原载2011年第1期《教师博览》本刊有删节】 题图／认错／孙万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