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浪潮中的狮城儒学透视
摘 要：1980年代以来汉语学界关于新加坡儒学与孔教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该国19、20世纪之交和1980年代两次儒学复兴运动内在理路的梳理和历史经验的抽绎。二是对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现代化关系的探讨，文化论者着眼于从儒家文化中发掘那些支撑该国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质素，制度论者则认为新加坡现代化的动力乃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而非儒家传统文化。三是对儒家文化与新加坡治国之道关系的省思，学界有将该国结合东方儒教传统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执政之道称作“儒教自由主义”。四是对新加坡儒教发展脉络及模式的梳理，有学者认为该国孔教从未获得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民间信仰中的孔子及其儒教早已完成了走下圣坛、迈入神坛的转变。
中图分类号：B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3—0033—05。
新加坡儒学发展，因为出现了19、20世纪之交的孔教复兴运动和1980年代的儒学运动这两次高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故而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加坡的腾飞，该国现代化与儒家文化的深层关系，更成为学界热切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对1980年代以来汉语学界关于新加坡儒学与孔教的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和分类梳理，并提要钩玄，以为后继者之镜鉴。
对新加坡儒学发展史进行全盘考察的论著，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先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最为重要。该书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重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早期新加坡的传播情况，以及儒家思想与华人社会发展之关系。该书首先阐析了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与儒学运动，然后从“早期儒家思想传播的媒介：书塾与学会”、“早期儒教复兴运动的计划及其推展：孔庙与学堂”、“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对儒家思想普及化的努力：课程与读本”、“早期新加坡儒学讨论的中心课题：报章的言论”四个方面辑录相关史料，最后对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现代儒学运动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1]。该书史料丰富，论析谨严，是研究新加坡儒学发展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梁先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主要探讨新华社会史，中有较大篇幅梳理新加坡儒学发展史。该书第五章“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第九章“文化回归与华魂再续：现代新加坡的儒学运动”，第十章“新加坡儒学：源起、发展、特征与评价”，对新加坡前后两次儒学运动做了非常精彩的论析，尤其是论及其间之区别，更是浃髓沦肌。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分别，是其目标与精神上的不同。今时今日的新加坡推行儒学，主要是藉此加强国民的道德观念，以抗拒西方的颓废风气及功利主义，但在早期的儒学运动中，则有强烈的文化认同与爱国（中国）意识。在精神上，早期的儒学运动注重儒家宗教化，企图把孔子变成教主，把儒学变成教义，配合孔庙、祀礼等宗教仪式，使儒家变成儒教，而足以与西方的基督教、非洲及中亚的伊斯兰教等抗衡，并且取代佛道二教及其他民间信仰而成为华人的宗教。正因如此，早期的儒学运动又称为‘孔教运动’或‘儒教复兴运动’……今日的儒学运动虽然也稍有涉及儒家天命的解释……不过学校课本以及社会讨论的重点还是放在儒家的世俗性，即是儒家重视人伦、融协社会的各项义理。”[2]此论可为定谳。
严春宝博士论文《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承研究》也是研究新加坡儒家文化流播史的专门著述。该文阐析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整个历程，从“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伊始”到“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对传播儒家文化的贡献”，再到“1899—1911年的新马孔教复兴运动”，再到“儒家文化的南洋悲歌——南洋大学的建立”，最后到“儒家文化的回光返照之举”（即1980年代儒学运动），梳理出比较清晰的发展阶段[3]。
陈荣照《儒学在新加坡的承传和发展》勾勒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五四’运动至20世纪70年代”、“本世纪80年代的儒学运动”、“90年代以后”四个阶段的儒学发展概貌；文章认为儒学在新加坡的流传除了那两次高潮，其他时期则是潜龙在田、细水长流式的；文章最后指出：“儒学在新加坡的流传过程和发展变化告诉我们……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是华人之所以为华人的最坚强和最持久的条件。”[4]。
林纬毅《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流传》以早期华人社会的学校教育、20世纪初期的孔教运动、中学华文课本与大学中文系课程、80年代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东亚哲学研究所和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东亚哲学研究所和新加坡的儒学团队，来论说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发展与流传。文章最后指出：“新加坡没有制度化的儒家……新加坡的儒学学术传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人才有限，整个学术根基相对中国大陆、港台薄弱，儒门淡薄、花果飘零，体制内的儒学流传，无法深入民间，形成风气。”[5]该文洞幽烛微，见解深刻。
朱仁夫等《儒学国际传播》有专章“儒学传播新加坡”，先纵向梳理“两百年儒学传播史”，后从“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儒家政治”三个维度横向论析，纵横交织，内容较为详实[6]。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有专章“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先按历史脉络分析“儒学在新加坡民间的传播和发展”、“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然后重点论析“儒学与新加坡现代化”[7]。张立文、李苏平《中外儒学比较研究》则有专节“新加坡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先梳理“新加坡儒学文化传统”，接着论析“朝野共同倡兴儒学”，最后阐发“颇具特色的新加坡儒学”。该文对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之举有精到论析，认为此举“表现出学术非自然发展的形态，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推广儒家伦理，目的在于增强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指出“经过新加坡予以现代性阐释的儒家伦理带有鲜明的兼容性”[8]，这些都是洞察内情之论，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