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石评梅墓修复记

段丛槐。

革命先驱高君宇与民国才女石评梅合葬之墓，使风光秀丽的北京陶然亭湖畔显得凝重而静谧。许多年来，无论是阳春三月还是清秋八月，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数九寒冬，每当游人至此，总会情不自禁地止步于墓前，或抚读碑文，或绕墓缓行，或默默地洒上一掬热泪，或敬献一束鲜花，以缅怀凭吊这一对长眠于地下的英灵，寄托绵绵不断的哀思。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墓地的重修却历经周折。

1924年5月，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所发生爆炸，军警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5月21日，中共北方区委骨干成员张国焘和高君宇等人的秘密住所——腊库胡同16号遭到搜捕。张国焘等人当场被捕，高君宇机智逃脱。之后，接到上级指示，高君宇回山西筹建党组织，在家住了半个月。临走的时候，他和母亲聊了很长时间，并向母亲提出，将来不管大哥或三弟有了孩子，能给他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那就好了。母亲眼泪纵横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高君宇三弟高全德为了兑现母亲对二哥（君宇）的承诺，将其子高丕存过继给了君宇。所以，高丕存从小就视君宇为父，后来参加了许多纪念高君宇的活动，并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

高丕存在日记中写到：“我1972年夏去京出差，这是我3年后再次去北京，我非常高兴。一面可以游览一下近年来变化了的首都，一面还可以抽空去陶然亭公园祭拜父亲高君宇。当走近墓前，我大吃一惊：墓地一片狼藉，墓碑已被推倒，墓前挖了一个大坑，周边杂草丛生……看来被破坏已很长时间了。心情顿时蒙上了阴影，我十分沮丧，决定去探个究竟。我先去找公园领导，领导说不清楚。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一位负责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我又找到市文物局，一位老同志说，两年前市里有人提出要在公园搞一个大型建筑，高（君宇）石（评梅，编者注）之墓不适合在此处留存，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最后就拖了下来。这事曾征求过文物局等有关方面的意见。无奈，我只好回到太原，另作打算。”。

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级党政部门都实行军管，负责人均是部队干部，对原来地方工作上的事并不知情。高丕存在京寻求解决高石之墓惨遭破坏的事就这样暂时搁置下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日，高丕存突然想起周总理是最关心高石之墓的人之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在陶然亭一带辟建公园，高石之墓在搬迁之列，总理得知后，当即提出在陶然亭公园建好后，高石之墓仍要保留在原处。1956年6月3日，周总理审批北京市建设规划总图时，又一次强调要特别保护高石碑墓，他意味深长地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于是，高丕存在1973年3月向周总理致信反映高石之墓惨遭破坏一事。当时的高丕存忐忑不安。信能寄到中南海吗？总理能看到吗？他老人家会答复吗？许多疑问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反复盘旋。10月中旬，高丕存收到北京市民政局寄来的信件，邀他赴京商量办理高石之墓迁葬事宜。

高丕存一家来京后才得知，他3月写给总理的信，被总理批转到北京市革委会，并由邓颖超直接过问，革委会副主任贾汀主要负责，市民政局具体承办。市民政局接到指示后迅速作了两套方案，征求家属意见：一是火化后放八宝山骨灰堂;二是在八宝山择地土葬。来京第三日，高丕存夫妇实地察看了八宝山公墓区。八宝山公墓区虽然很大，但已有不少墓穴，选擇的地方有限，陵园工作人员说，只能在陵园东面山上的树林里选墓地，高丕存觉得树林里的墓地给人一种极不舒畅的感觉，也不便日后人们来这里凭吊。综合考虑后，高丕存倾向采用第一套方案，火化后迁入八宝山骨灰堂。其间，他们还广泛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如在北京的关其通（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孔增寿（河北师院历史系教授、石评梅的表弟）、武新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在太原的张子麟、王大任、常枫、刘书礼等，他们也都赞成第一套方案。武新宇还为此事专门给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打电话，让贾汀安排接见家属。贾汀派革委会办事组的李庚奇接待了高丕存，并表示尽量满足家属的要求。

11月3日，李庚奇与市民政局干部包式僧来到高丕存住处，转告了市革委的批复：“高君宇遗骨火化，迁八宝山骨灰堂;石评梅遗骨火化，迁老山骨灰堂，公祭活动不办。”。

11月4日，开始清理高石墓坑，筛选遗骨。事后，高丕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石评梅的棺木里发现了她的手章5枚，右手指骨处有一红石块。他们送我过目后，决定将这些纪念品影印留存后，都归入石评梅的骨灰盒一同寄存。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尊重死者的意愿，既然死者埋葬时用这些东西陪葬，说明一定是她生前最钟爱之物，割舍不得的。所以，此6件纪念品在埋遗骨时，一并埋入了地下。”。

遗憾的是，这次筛选遗骨时，没有发现高、石的一对象牙戒指，这对象牙戒指是高石爱情的象征和信物。早在1924年10月14日，高君宇致石评梅的信中这样写道：“双十节商团袭击，我手部受微伤，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流弹洞穿了汽车的玻璃，而我能坐在车里不死！这里我还留着几块碎玻璃，见你时赠你做个纪念。昨天我忽然很早起来，跑到店里购买了两个象牙戒指，一个大点的，我自己戴在手上，一个小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石评梅接到信后激情难禁，很快致信高君宇：“象牙戒指收到。诚然，我已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并表示：“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世。”对此，高全德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叙述：“从此，他俩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直至他俩生命的最后一息，各自带进棺木，带进墓葬中去。”。

1973年11月20日，高丕存在包式僧陪同下，将高君宇、石评梅的骨灰盒分别安放在八宝山和老山。高君宇骨灰盒在八宝山公墓6室第90号，石评梅骨灰盒在老山公墓中1间第33号。

高丕存夫妇安放高、石骨灰后回到太原，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修高石之墓。

寒暑交替，一晃过了11年。1984年4月1日，北京市文物局派吴元真来到高丕存家，告知组织上决定抢修被破坏了的高石之墓并择日举行移灵仪式，请家属参加。这个迟来的好消息，使高家激动不已，彻夜难眠。

次日，高丕存妻子侯桂萍携子高剑随吴元真赴京办理移葬事宜。高丕存因病未能前往。

4月4日，高君宇、石评梅移灵安葬仪式在陶然亭公园举行。那日细雨纷纷，高剑端着爷爷高君宇的骨灰盒，面色凝重。他缓步走近墓口，将加盖了红布的骨灰盒放入墓穴，喃喃地说：“爷爷，您安息吧！”在场的许多人都拭着眼泪为这位革命先驱默默哀悼。随后，侯桂萍母子又将石评梅的骨灰盒小心翼翼放进修复后的原棺木中。仪式隆重而庄严，有100多人参加。事后，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组织下，北京15个单位为筹建高、石纪念碑而捐款。

光阴似箭，1987年1月5日，北京市民政局优抚处的王武杰、宣武区优抚科的陈秉柱由山西省民政厅干部梁耀庭陪同来到高丕存家中，转达了一个好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列入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名录的报告》 已经国务院批复同意，陶然亭高石之墓被列为保护单位，市民政局就重建高石之墓以及其他相关事宜作出了安排，即刻动工，明年竣工，此次特来征求你们家属的意见。”。

高丕存、侯桂萍与来访的3位同志进行了长谈，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

1987年3月8日，高丕存接到去北京谒墓的通知。不巧的是，高丕存再次生病住院，谒墓的事只能托付爱人和儿子去办理。

3月14日上午，侯桂萍与儿子高剑在北京市民政局干部陈秉柱的陪同下，来到宣武区政府，与在此迎候的市民政局几位同志会面后，便一起去陶然亭公园察看新墓地。

新墓地已經修好，新墓穴比旧墓穴向后移了1米多，也宽敞了许多。高君宇的墓穴较大，可放棺木，而石评梅的墓穴较小，只可安放骨灰盒。鉴于此，只能重修石评梅的墓穴。在经过修复处理后，18日下午3时许，侯桂萍母子妥善地安置了高君宇和石评梅的骨灰盒，并将《石评梅文集》 等书刊作为陪葬。

高、石二人合葬后，侯桂萍母子及山西省民政厅、北京市民政局、宣武区民政局以及陶然亭公园管理处代表分别送上了花篮。安置仪式简洁庄重、高雅肃穆。许多游园的群众和附近居民自发地参加了谒墓活动，他们用各种方式怀念这对革命伴侣。

重修后的墓地比以前大了许多，后边砌了石墙，北京市政府在墓前树了刻有“高君宇烈士之墓”的墓碑。墓穴旁立的两块墓碑是按原碑（已存放到公园慈悲庵中）复制的，原来的墓穴加盖后，成了墓前的平台。

墓前，一对锥形墓碑犹如一双出鞘的鸳鸯“宝剑”，峭然并立，直指苍穹;一座花岗岩纪念碑巍然矗立，昭示高、石二人生前未开“并蒂花”，死后终成“连理枝”的生死恋。如今，高君宇故居和高石之墓都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红色教育基地。

（责编 王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