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为一炉
一。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中,周立波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创作历程中,集战士、学者、作家于一身。他涉足的文学领域十分宽阔,既有文学翻译、研究,也有文学教学、评论,既有报告文学、散文写作,亦有长篇、短篇小说创作。他最重要的文学成果是两部长篇小说和一批短篇小说。描写1946年东北松花江畔农村土改斗争的《暴风骤雨》、表现1955年湖南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已成为红色经典载入文学史册。由于这两部作品耀目的光辉,或多或少遮蔽了他的短篇小说。对这批短篇作品,个别篇什的评论尚有一些,但整体研究却很少看到。这批短篇小说,在周立波的整个创作历程中具有什么意义,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对“茶子花派”文学有哪些贡献?这些课题还有待深入展开。
青年学者邹理指出:“周立波作为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一批短篇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故乡的一种原生态之美,深情地描绘了益阳——洞庭湖滨的风俗风情美,刻画了生活在其间的人物群像的思想性格。其作品读起来如见故人,如归故土,竹叶茶花,沁人心脾。”{1} 这里着重谈的是作家故乡题材作品。周立波的创作以短篇小说始,又以短篇小说终,从1941年到1978年,长达37年历史。《周立波文集》第二卷收有35篇短篇小说,大体是他短篇创作的全部。他以反映故乡生活为主,同时涉及监狱生活、工厂题材以及革命战争,题材也较宽泛。《牛》《麻雀》《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卜春秀》《湘江一夜》……这些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清晰地显示了他漫长而曲折的创作轨迹,标志着他由一个知识分子作家向风格独特的人民作家的精神演变。
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学,始终有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学潮流,就是要建立一种激进的、全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国家文学”。但事实上,当时的文学却面对着一个庞杂的文学传统,既有以借鉴西方文学为宗旨的“五四”文学,也有夹杂着民间文化的古典文学,还有正在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文学根底较浅的工农作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文学道路也许并不很困难。而对于周立波这样的知识分子作家来说,丰厚的文学修养却成为一种“负担”,阻碍着他们融入革命文学大潮。为什么茅盾、巴金、沈从文等解放之后的创作基本中止,不能不说与他们的文学积淀有关。周立波的可贵之处,就在他既能巧妙地吸收“五四”文学、古典文学以及西方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转化成新的文学需要的因素,又能深刻地领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谛,“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创造出一种新颖别致的文学品种来,从而使他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茅盾对他的创作评价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2} 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其实是很难统一的。如果再把“五四”文学、西方文学的因素搅和进去,就会更加困难。但周立波做到了。由此可见周立波的大家风范。他的短篇小说看似纯净、淡雅、柔美,但它们的文学和社会背景,却是斑驳而广大的。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创作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1941—1949年为探索时期。周立波一边在“鲁艺”担任文学教师,一边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以自己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监狱生活为题材的一组五个短篇小说,主要有《第一夜》《麻雀》《纪念》。从这一组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五四”小说和西方文学的承传,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审美趣味,走的是一条“欧化”的路子。但同一时期创作的《牛》和《懒蛋牌子》,却是另外一种题材和风格,效仿的是通俗化、大众化套路。其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他根本性的影响,使他坚定了走后一条道路的信念。1951—1959年是成熟时期。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深入了北京的工厂生活,后又回到湖南益阳体验农村生活。但由于对工厂、工人的不熟悉,《诸葛亮会》《砖窑和新屋》等三篇工业题材小说,近乎于通讯报道。表现故乡生活的一批短篇小说却获得了杰出的成功。《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腊妹子》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批作品,融古今中外的文学精髓为一体,汲纳湖湘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为滋养,在民族气魄中体现出个人风格,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准,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的艺术精品。1961—1964年为徘徊时期。这一时期他集中创作短篇小说,作品数量较多,沿袭的也依然是前一时期的创作路子,虽然在艺术手法上更为娴熟,但作品的思想和内容却显得拘谨了、平庸了。代表作《张满贞》《卜春秀》《胡桂花》等并没有超越前期作品。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组织上、思想上甚至文学理念上,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对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批判一波连着一波。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周立波的创作已逐渐难以适应时代,在勉力写作中显出一种犹疑和乏力来。1978年可称为爆发时期。十多年辍笔的周立波,再次握笔写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这篇反映抗战后期八路军某部南征故事的小说,故事扣人心弦,人物突兀有力,其画面的浓墨重彩和笔调的清新刚健,使读者感受到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交响。它成为作家生命的绝笔。
周立波是一位纯正的知识分子,一位赤诚的人民作家。建设一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一种崭新的、理想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是他和无数进步作家的崇高信念。为此他像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批判、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坚韧地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中锻炼自己,执著地探索一条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的文学道路。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卓著的。但是,他的文学道路也是悲剧性的。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情有独钟的西方文学,纠正自己的“欧化”倾向,局限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他努力地实践革命文学的思想和理念,又束缚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造能力。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曲折、徘徊、由盛而衰,正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庄汉新在《周立波生平与创作》一书中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小说创作高潮中(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人们曾用‘南周北赵’的称呼,把他和赵树理一起看作我国描绘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3} 确实,在“十七年”文学中,周立波与赵树理形成了一南一北双峰对峙的文学景观。但周、赵的创作又各具千秋,迥然有别。赵树理的小说质朴深厚,直面现实,富有传统小说和民间艺术的特色,周立波的小说则淡雅柔美,贴近世俗,融汇了较多的现代文学因素和文人情调。前者比后者深刻,后者比前者艺术。前者属于社会,后者属于审美。有如供人实用的“山药蛋”和让人观赏的“茶子花”。正像贺仲明总结的:“周立波与赵树理,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本土化探索过程中结出的不同硕果,风格各异,魅力不同,都具有共同的本土实质。”{4}。
二。
周立波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修养的作家。“五四”文学就是在摒弃传统文化和文学、借鉴西方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基础上傲然崛起的,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二者在思想取向、表现内容和审美形式上是一脉相承的。周立波在中学读书时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开始接触中国新文学,阅读鲁迅、郭沫若等的作品,并在同学中组织文学社团“夜钟社”。三十年代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活动、编辑刊物。左联的主将们如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等在思想、文学上给予他耳濡目染的影响。他是在“五四”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步入文坛的。在左联工作期间,他开始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介,涉及的作家有普希金、肖洛霍夫、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萧伯纳、罗曼•罗兰等。同时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延安鲁艺任教的两年间,他开设的“名著选读”课,主要讲授外国作家和作品,除上述作家外,还有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莫泊桑、梅里美等以及他们的作品。其中不乏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当年的学员葛洛、陈涌曾经回忆说:“立波同志分析起作品来,细致入微,条理清晰,而且娓娓动听。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同学中很快便赢得了很高的赞誉。”{5} 可以说奠定青年周立波思想、文学基础的,是中国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
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使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生了重大转折。纠正新文学中的“欧化”倾向,要求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成为一种政治的和时代的要求。周立波认同这种要求,并努力身体力行。但他对文学的“现代性”表现了更多的理解和保留。他说:“我们的文学,‘五四’以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好影响居多,坏影响也有。”{6} “现代小说讲究细描,光有故事是不行的,故事是人物的行动构成的,情节是性格的历史。”{7} 他对“五四”小说、西方文学的熟悉和把握,使他能够自如地汲纳其中的精华,并运用在他的具体创作中。
周立波1941—1942年创作的一组五篇监狱生活小说,充分显示了他对现代小说艺术的追求。这些作品表现的是作家三十年代初亲历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生活和斗争,其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直接继承了“五四”小说的写法。以“我”——一个进步青年的眼光和叙述,贯穿整个监狱的生活和斗争,是这组小说的重要特点。譬如《第一夜》中,“我”因参加工人运动而被捕。面对逼供拷打的坚强反抗,在难熬的铁窗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写得细腻深切,是一篇典型的知识分子情调小说。突出人物刻画,把人物与故事有机结合起来,是这组小说主要的表现方法。中国的传统小说重在讲故事,现代小说重在写人物。从写故事到写人物,是现代小说的深刻革命。譬如《纪念》着力刻画了一位勇敢、坚定、智慧且有浓浓的人情味的革命青年小柳的形象。作品的核心是人物,但作家又从容地描述了小柳的死和难友们为他召开的追悼会。人物和故事水乳交融。借鉴现代小说的多种表现手法,是这组小说引人注目的长处。《麻雀》构思巧妙,想象丰富,成功借鉴了象征手法,是一篇艺术精品。一只不幸撞入监狱的小麻雀,成为难友们的一次精神聚会,最后却惨死在狱卒的大皮靴下,象征了革命青年的人生境遇。在《阿金的病》中发挥了细节描写的作用,一块板烟贯穿了整个故事。在《夏天的晚上》里运用了抒情手法,难友们对水的渴望和对记忆中的水的畅想,使作品平添了悠然的诗意。当然,这组小说在艺术上还不够纯熟、精到。
1942年春,周立波等几位“鲁艺”党员教师,受毛泽东邀请到杨家岭窑洞座谈,接着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进行了整风。这一切都给周立波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他真诚地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作了一番清理和反省。他说:“改造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使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一天一天工农化,这是一件切实的要紧的事情。”{8} 他说:“有许多形式,外国很发达,我们不能不学习,不但现在要学习,将来也要的。但是学习决不是止于模仿,我们要添加自己的新的进去,这叫做创造。”{9} 自此以后,周立波告别了监狱题材小说那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模式,开始探索一条大众化、民族化的创作道路。但现代小说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方法,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绝迹,而是经过了改造和转化,不露痕迹地化解在文本中,使他的作品氤氲着一种现代气息。
在周立波1942年之后的短篇小说中,“欧化”倾向越来越淡薄,民族化特色越来越浓郁。但现代小说的余脉依然不绝如缕。当然这种现代味只是比较主流现实主义小说而言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家主体的个人性。主流小说中的作家主体,往往代表的是某个阶级、某种理念。作家自己是隐蔽的、或者无个性的。而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中,始终有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主体。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无论是下乡干部、亦或新闻记者,主宰叙述的都是那位可亲可敬的作家。譬如《山那面人家》中,写山村简朴、隆重的婚礼,可谓细腻入微、原汁原味。而作家“我”的那种淡雅、幽默、优美的叙述风格,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譬如《参军这一天》用的是第三人称,作品开篇就写即将参军离家的林桂生,“在家最后停留的这时刻,凝神注视门外的菜地、水田、草垛和茅屋”,那种感伤、留恋、慌乱的内心感情,分明夹杂着作家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情而真诚的作家形象。既是一个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文雅、可亲的大作家,这就是周立波定格在小说中的形象。创作主体的这种个性和品格,保证了他的小说的个人风格和艺术魅力。二是叙事格调的抒情性。“十七年”文学中的短篇小说,总体上灌注着一种斗争哲学、阳刚之气。而周立波却秉承了“五四”小说和西方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在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过程中,化入了作家的情感、想象和理想,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诗意特征。譬如早期的《牛》,写农民们围观母牛生小牛的情景,把母牛的痛苦分娩、小牛在娘肚子里的挣扎,都拟人化了,写得幽默风趣、想象奇妙,抒发了作家一种纯真、欢乐的情感。譬如中期的《“割麦插禾”》,写两个孩子看着俗名叫“割麦插禾”的鸟儿的飞翔、啼叫,引发了他们对遥远的北京城、天安门、毛主席的浪漫想象、美好憧憬,精短的篇幅中蕴涵着浓浓的抒情味。三是艺术结构的开放性。比之传统小说,现代小说一个显著的变革是结构形式。因周立波谙熟现代小说艺术,因此在结构创造上总是不拘一格,形成了多姿多态的结构样式,这一点留在后面展开论述。
在五六十年代的众多作家中,周立波可以说是一位“先锋派”。他汲纳现代小说的某些创作观念和方法,拓宽了他的民族化创作道路。但他的借鉴又是有限的、谨慎的、被抑制的。这是政治和时代给他造成的局限。以他的修养和才华,他的融合本应达到更高的层面。譬如现代小说对社会、人生的深思,在塑造人物上的理念和方法。周立波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但并没有进入他的创作实践。譬如对现代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等诸多创作流派和方法,他则认为是形式主义的,采取了排斥态度,致使他的短篇小说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还显得不够丰富、多样、有力。
三。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就是实现民族化,所谓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毛泽东在1956年更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10} 尽管在促进文学的民族化中,削弱、排斥了对西方文学乃至“五四”文学的继承,但实现文学的民族化依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果说赵树理在创作中体现民族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周立波的探索就会曲折、困难得多。因为他是来自亭子间的作家,是从西方文学和“五四”文学起步的。但周立波是一个一生追求进步、与时代同行的作家。他认真地改造自己,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研究湖湘地域文化,终于开辟出一条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清晰地留下了探索的脚印。正如黄秋耘1961年所评价的:“周立波同志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自己‘选读中国的东西太少了,这是偏向’。有鉴于此,他近年来颇致力于钻研中国古典作品,认真学习这些作品的优点而不受它们的局限,把这些优点和他从外国名著中所吸收到的长处糅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更加圆熟、更加凝练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11}。
对中国古典文学,周立波并不陌生。他在上小学和中学时,就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古典名著,还读过《说岳全传》《粉妆楼》《蝴蝶媒》等通俗小说。五六十年代他再次细读、研究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并发表有读书札记和评论文章。他在《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就指示了我们,对于外国作品和古典作品,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看一家模仿一家,达不到民族化的目的,也创作不出独创的风格,在艺术领域,破除迷信,极为重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