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亚洲观叙识
摘 要：章太炎宣传亚洲文化，主张“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鼓吹“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但其所说的“国粹”，不如说是“亚粹”，其所言宗教，其实是佛教。他主张“亚洲和亲”，建立民族纽带，“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其值“五四”新潮席卷之际，孜孜于“亚洲古学”，寄思于“旧日文明”，则落后干形势，站到了新文化的对面。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1—0181—05。
章太炎的亚洲观，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张“国粹”。用“国粹”去“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而这样的“国粹”，异于众说，竟非儒家。他鼓吹“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而所论“宗教”，即为佛教。他所言“国粹”，莫如说是“亚粹”，是泛亚洲主义的文化精粹。由此原因，他立志复兴“亚洲古学”，倡言文化亚洲主义。第二，以“文明史观”看亚洲。论中国、日本文化为文明，以蒙古“鞑靼”文化为野蛮，以此为思想指针，决计“扫除腥膻，建立民国”。第三，主张“亚洲和亲”，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章太炎主张国粹。“三十有六岁，风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系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新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吾手。是则余之罪也”。以上的这段话很“经典”，堪称章太炎的国粹宣言。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论中国紧要事有二，“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首先当立宗教，是为振作道德精神，树立精神脊梁。他在(革命之道德)中说：“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
章太炎言国粹，不重儒学。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将日本的“国粹”与章太炎“国粹”相较，前者推崇“孔教”，后者疏淡孔子。章太炎撰《论诸子学》，对孔子做如下评价：“盖中岡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康有为门徒1907年在美国纽约发起昌教会，将“昌明孔教”定位宗旨，设想“拟辑《孔教约编)，以英文译之”，章太炎云：孔子之学非为宗教，当作史学论，不言孔学则已，若言孔学，亟以提倡历史为职，④“孑」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孔子何为教主?名之历史学者可也，奉为教主，勉为其难。
“国粹”乃“汉种的历史”，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爱惜历史，必反对“欧化主义”，万不可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万不可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爱惜历史，激励种姓，爱我中国，晓得其的长处。见得其可爱，培养爱国爱种的心情，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倡言“国粹”，尤重佛教。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云：“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瑜伽》者。”也是这样的原因，章太炎对佛教有特别的感情。他主张国学，并没有把佛教排除在外，主张立宗教，则以佛教为基础，藉此鼓吹平等以反满。佛教最重平等，凡妨碍平等者，必得除去。满人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攘逐!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起见，固是重要，为革命军道德见，尤为重要。1906年10月8日《民报》第8号载章太炎《无神论》，论世上宗教不外三种。一是“惟神的宗教”，二是“惟物的宗教”，三是“惟我的宗教”，“惟物之说，犹近平等，惟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也。欲望使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章太炎推祟佛教是因为佛教虽为“宗教”，却与唯物思想最近，堪称“唯物的宗教”，其教义主平等，为其他宗教所不及。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之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华夷之辨的道理“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所谓“国运”，可禅，可继，可革，但不许异类间之。天下之大防二，一个是华夏夷狄，一个是君子小人。章太炎童年时代，外祖父朱有虔与之说雍正年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事，“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思想灌注脑际，一生不忘，“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章太炎论世上文明必分高低优劣，究其成因也有多种答案：有经济论，认为地区经济状态是决定原因；有交通论，主张交通的畅通与闭塞直接影响民族文化的性质；有人种论，强调人种区别是文明差别的根本原因；有环境论，日本学者和辻哲郎《风土》一书，认为决定一个民族既有文化的基本元素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地理位置”。日本特有的季风气候与平原特点决定日本的文化风貌，而日本的海洋地理位置在它的文化形成中起有关键的作用。这里，章太炎成为一个环境论者。“荷兰人善行水，日本人善候地震，因也。山东多平原大坛，故邹鲁善颂礼，关中四塞外便于骑射，故秦陇多兵家。”Q0民族文明在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形成，由此而成“环境”的产物。
有两个民族跨越野蛮而臻于文明，其一为华夏，其二为欧美。“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凹“在亚细亚者，旧国亡(亚细亚巴比伦、亚述之属)。礼仪冠带之族，厥西曰震旦，东曰日本。”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只在一个狭长带上可以看到文明亮光，一是中国(震旦)一是日本。章太炎予日本以较高待遇，论其不在戎狄之列，而与中国同为“礼仪冠带之族”四。日本学者冈本监辅说朝鲜为鞑靼苗裔，章太炎不以为然，论此国家“自虞氏始著图籍矣，卒成于萁子卫满”，“文教之盛与尚国同风”，与中国同列文明境界，岂可贬之“与鞑靼为一族”。章太炎说法与福泽谕吉相异。福泽认为，世界上的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文明、半野蛮与半开化、野蛮。他所处的时代，日本、中国与朝鲜的文化都属于“半野蛮半开化”性质，唯欧美文化进人文明阶段。
章太炎考虑提出华夷文明论，会不会给人产生“褒进欧美”的感觉。“使欧美之人，人而握吾之玺，则震旦将降心厌志以事之乎?”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欧美之人，仿历代北方戎狄入主中国，握权执政，
中国是不是就因为它不是戎狄，而为文明，就“降心厌志以事之”。“是何言也!”章太炎否认这样的可能。中国与欧美虽同属文明的“贵种”，然“部族不同”、文化迥异。中国文化之存在，既因其古老先进，也因其独立不羁。戎狄“入主”，可使中国文明倒退，欧美人扰，同致中国文明困顿。就前者而言，野蛮拉着先进而退，就后者而言，“寄寝庙者亡其大宗”，终使薪火失传，血脉中断。章太炎崇仰国粹，视文化为民族生命，毕生鼓吹存中国文化则中国存，亡中国文化则中国亡的道理。戎狄文化掩盖中国文化中国亡，欧美文化替代中国文化中国也亡。于“戎狄”当“排斥”，力排“鞑靼”陋风，而使中国死中求“生”；对欧美文化当“消化”，咀嚼消化品味，而使中国日进而“新”。华夏、欧美既为世界贵种，余者一概等而下之，列于戎狄无疑。有的“犬种曰狄”，自称“出于狼鹿”；有的“蛇种曰蛮”；有的“羊种曰羌”，“是数族也，在亚细亚洲则谓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犷，虽合九共之辨别有口才则，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南蛮北狄，尤其是那个北方鞑靼世界的“引弓之人”，虽得志于中土，究竟文明程度太低，“遂为人乎?非也，其肖人形也”，仅具人形，而非人性，与禽兽同。华夏为人，鞑靼为兽，“乌呼，民兽之不秩叙也，干有五百岁矣夫”。蒙古游牧数千年历史，至今不变，“然犹不若台湾之生番”。许多世界学者都认为草原民族袭掠中国与印度，造成不良的历史后果。如布罗代尔云：“蒙古人的征服对这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笔者注)都是致命的打击。由此在13到14世纪和16到17世纪之间持续出现了两次大的入侵浪潮，”而这样“入侵浪潮”给中印民族带来的是文明倒退。
章太炎以上言论无疑都为“排满革命”服务。章太炎曾撰《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云：“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攸归。”从文明论视角贬低“鞑靼”，矢志“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又有《正仇满论》，倡言排满与革命为一剑之双锋：“今人人切齿于满州，而思顺天以革命者。”“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蚀，而一概诛夷之也。”。
1917年，章太炎从南洋归，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迩来西势东渐，我亚人群，有菲薄旧曰文明，皮傅欧风，以炫时俗者。亚洲古学，益虑沦亡”，章太炎面对新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十分忧虑困惑。亚洲古学会宗旨称，本学会以研究学术、连络群谊为前提，不含任何“政治上之臭味”。学会宣言指出，亚洲各国虽风俗人情各不相同，然溯其源流，“无大歧异”，只为国界分隔，以至情志久疏，“遂忘同气”。近来日本一战而胜，“北制强俄”，遂使亚洲增加信心，启人思考：“东西民族，安见其不相及。”而探究日本文化竟源于中国，此所谓“考日本民族之发展，必寻源于支那有唐以来之历史”。中国学问又与印度有缘，“中国自四世纪至八世纪之思潮，必探源于印度哲学”。鉴于这样的道理，亚洲本应叙“同洲之情谊”。联“各国之学识”，这也是亚洲古学会成立的主要宗旨所在。近代以来，西学骚縵东进，举世追逐欧风，亚洲古学渐次沦丧。因此成立古学会的又一目的是接续传统，弘扬古学，寄望于亚洲的振兴，而亚洲之振兴，又有待于亚洲传统文化即古学之复兴。“近者欧战发生，自相荼毒，惨酷无伦，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而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灭者。”这或为亚洲古学会成立的第三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文化已经衰退，道德已经扫地殆尽，高尚的风化，优美的学识，唯存亚洲，世界价值应该重新评估，学习西方的旧调不复可弹。当今的时代不再是亚洲学欧洲，而是亚洲救欧洲。
亚洲古学会发起当日，章太炎演说云：成立亚洲古学会，就是沟通情谊，探讨古学，恢弘传统。亚洲与欧洲不同，“学派虽多，尚无宗教之争，未若欧土教争，动致流血”。与欧洲学说相比较“欧人以物为主体，以心为客体；亚人则以心为主体，以物为客体”，这是亚洲学说之所以能联谊协同的思想基础。文化与物质，文化至关重要，文化兴则国家兴，而一国之文化兴，则必先有古学兴，“如是则古学可兴，而国家亦可得其裨益”。@1917年4月8日，亚洲古学会第二次大会，章太炎就佛教问题发表看法，提出“欲谋亚洲佛教之联合”的愿望。他分析了佛教现状：“佛教中有大乘、小乘，又有天乘、人乘。所谓天乘者，即天堂等说是也；人乘者，即望人为善是也。至有所谓外道者即属天乘，以天乘有门户之分，故谬执天乘之说即为外道，否则均可人佛法。今中国五天乘，但有人乘而已，人乘无迷信，其人大乘甚易。彼主张天乘者，若去其门户之私，亦可人佛法。”这是在说佛教门派很多，要“连络而统一”，实在困难，尤其僧人信仰已深，归附宗派，联络不易。然而“居士学术较深，亦无宗派争执，连络而统一之，甚易为力”。因此建议从联络居士着手实现佛教联合。他得到的结论是“门户之见除，则各教自合”，“各教之联络，宜于居士，不宜于僧徒也”，1917年7月1日，亚洲古学会开第四次常会，决定发刊《大亚洲》杂志，报载：“亚洲古学会，昨日假一品菜馆开第四次例会，所议之件：一，杂志之出版；二，会费的酌减。后经在会者逐件磋商，乃议决会费仍照定章，杂志则着手进行。该杂志定名为《大亚洲》，总编辑一席由章太炎先生担任，其中文编辑为谢英伯君，英文编辑为周越然君，和文编辑为波多博君，并预定9月1号出版。所有体例，约分六门：一，图画；二，论说；三，纪事；四，时评；五，杂著；六，古籍提要。迨至各件议妥，遂由主席宣告散会。”旋因章氏即随孙中山赴粤，亚洲古学会未见续开，《大亚洲》亦未见刊行。
四、“亚洲唇齿”论对西方的精神抵御。
章太炎具有明显的反西方列强的思想。1897年，于《时务报》刊《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云：“今行省皆设中西学堂，以救学官之穷，亦以是倾西人之设义塾于中国者。彼义塾之设，招吾屠牧子，教之语言，教之布算，教之格致，而大旨不出乎摩西基督之书。本实既拨，于彼有用，于我无益。”④章太炎是一个教育者，当然也会关心国家教育的当下与前途。他不反对全国各地设中西学堂，这样的做法确可救中国“学官之穷”，然而他对西方人在中国办教学，表示深刻的忧虑，其所教育的内容为“摩西基督之书”，绝与中学不合，更与“国粹”相抵。其结果于彼有利，于我有害。同在1897年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馆，有《读日本国志一》、《读日本国志二》、《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等文发表，主张联日反俄，“亚洲和亲”。《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云：“使中国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日本将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