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右派”是怎样炼成的? 右派是什么意思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右派”是阶级敌人的代名词。
扣上“右派”帽子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任人整治,可四川西部地区的P县却出了这样一位女“右派”:她敢于以恶治恶,把整治她的恶人弄得尴尬万分,从而获得了“恶右派”的称号。
一 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P县城关,提起“恶右派”陈秀英,至今七旬以上的老人都还记得。
陈秀英出生于1938年,父亲陈健参加过国民党,是县政府抄写文牍的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
她两岁时母亲病逝,被寄养在农村的姑妈家。
她自幼喜欢舞拳踢腿,8岁就向村里的邓老拳师学习武术。
1949年底,P县解放。
次年春天,陈健被人民政府分配到城关小学任教,陈秀英这才回到父亲身边。
“肃反”运动中,陈健受到清理,调离教师队伍,下放到供销社站柜台。
陈秀英心直口快、好打不平,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要锋芒毕露,免得遭来灾祸,她却以“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加以反驳。
1956年秋,陈秀英中学毕业,父亲提前退休让她顶班,到公私合营的县副食品商店工作。
18岁的陈秀英1?郾7米个头,身体特别壮,体力惊人,成为店里的主要劳动力,承担最重的活儿――送货下乡。
那时县城到各乡镇不通公路,货物运输全靠肩挑背扛。
无论天晴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她每天都要挑着140斤的副食品跋山涉水,走乡串户。
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逐步在基层单位展开,陈健一再告诫女儿要管好自己的嘴,免得被人抓住把柄。
陈秀英在大小鸣放会上一言未发,一直平安无事。
可当“反右”斗争收尾时,县副食品商店只有一名“右派”,未完成“右派”应占职工总数5%的目标,被县里批评为“右倾”,责令“反右”补课。
县商业局党支部的黄副书记带领工作组坐镇副食品店,一定要再找出一名“右派”。
40名职工分为4个小组,加班开会,补划“右派”,闹得人心惶惶。
经历过前期的“反右”斗争,大家都知道“右派”就是“阶级敌人”,谁也不愿染指。
所以个个噤若寒蝉,呆坐会场不敢乱说乱动。
接连干坐了两天两夜后,第三天晚上黄副书记发话了:“如果大家还不开腔,那就继续坐到天亮。
”这天午夜时分,陈秀英尿胀得实在憋不住了,忙去厕所小便。
有人逮住这个机会,提议补划陈秀英为“右派”,其他人一致举手赞成。
陈秀英5分钟后返回会场,黄副书记就宣布:“经群众评议,陈秀英补划为右派分子!”她气得差点晕倒在地。
事后,有人说她是“屙尿右派”。
无独有偶,当晚其他3个组也各补划出一名“右派”,过程与陈秀英相似:一个中途出去拉屎;一个外出吸烟透气;另一个是怕人笑话,去室外放屁。
县副食品商店本来只缺一个“右派”,而今一夜之间补划出4人,“右派”比例严重超标。
有人向黄副书记进言:“黄副书记,‘右派’比例整得这么高,是不是有点‘左’哟。
陈秀英在鸣放会上没说过一句话,怎么写她的材料呢?” 黄副书记严肃地说:“‘左’是水平问题,‘右’可是立场问题!我们宁肯‘左’一点,也不能犯‘右倾’错误!‘右派’比例高,说明我们工作做得深入扎实,把隐藏的阶级敌人都揪出来了,有什么不好嘛?陈秀英父亲历史有问题,她本来就与党不是一条心,当‘右派’是必然的事。
材料是人写的,只要发动群众,不愁没有钢鞭材料。
” 在黄副书记的指导下,4名“右派”的“材料”很快被炮制上报,并得到批复。
黄副书记领导的工作组,因超额完成“反右”任务受到县里表扬,黄副书记也被扶正为书记。
19岁的陈秀英,成了县副食品商店最年轻的右派,也是唯一的女右派,花季年华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厂长封芝构是吃“阶级斗争”饭长大的草鞋干部,整治“五类分子”立场坚定。
陈秀英一进糖果厂,封芝构就派她去卸车,两吨白糖要她一个人半天卸完。
体力再强的男工,没有8小时也卸不完一车白糖,这明摆着是给陈秀英下马威。
陈秀英初来乍到不敢有半句怨言,强压住怒火,花了一天时间才把白糖卸完。
她卸了十几袋面粉,感到活儿比昨天的还累人。
她知道厂长是故意整她,丢下面粉袋,气汹汹地闯进厂长办公室,随手关门后脱下满是面粉的工作服、袖套,砸到办公桌上,扬起的面粉扑了厂长一脸。
“你这是干什么?要造反啦!”封厂长从办公椅上站起来,左手抹了一下脸上的面灰,右手指着陈秀英大声训斥。
陈秀英杏眼圆睁,怒视对方,左手叉腰,右手直指封芝构骂道:“姓封的,你欺人太甚!昨天卸两吨白糖,今天你又要我半天卸完两吨面粉,你是故意累死我啊,姑奶奶不干了!” “你一个臭‘右派’竟敢不服从分配,找死呀!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厂长威胁说。
“既然敢来找你讨公道,我就不怕你打击报复!你有啥坏水尽管倒,姑奶奶要是怕你,就不姓陈!”陈秀英毫不示弱。
此时,办公室外已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办公室内光线较暗,室外的人看不清里面情况,只能看到两个人影在晃动。
封芝构自参加工作以来,还没遇到过阶级敌人敢跟他较劲儿的,如果不压住这个女“右派”的嚣张气焰,自己威信何在?想到这里,他抓起桌上的瓷盅砸向陈秀英。
陈一闪身,瓷盅“啪”的一声落到地上,摔得粉碎。
他猛地扑向陈秀英,破口大骂:“打死你这个小娼妇!”陈秀英被迫还击,三拳两脚就把厂长打翻在地。
她骑到厂长身上,一手揪着他的头发问道:“还整人不?还打人不?”封芝构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他斜眼瞅见窗外密集的人影就来劲儿,高声大叫:“老子整死你!老子打死你……”气得陈秀英左右开弓,给了他几记响亮的耳光。
有人高声喊道:“封厂长,别打人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陈秀英见好就收,披头散发冲出办公室,一出门就喊道:“封厂长打人啦!打死人�!”看热闹的人将厂长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她趁机当众控诉厂长整她的罪行,职工们听了都很同情她。
群众舆论虽然对她有利,但她心里明白,厂长是不会放过她的。
她直奔县公安局,向局长哭述厂长整她的情况,强烈要求送她去劳改队,宁肯坐牢也不回糖果厂挨黑整。
她在公安局呆了一天一夜,说要是公安局不保障她的人身安全,她决不回厂。
公安局只好打电话给商业局的黄书记,让他派人把陈秀英领回去,还一再交代对“五类分子”要严格执行党的改造政策,不能像封厂长那样随意乱整人。
陈秀英得到公安局的声援后,才回到厂里。
不久,封厂长整人不成反挨揍的事情,在厂内被添油加醋地传开了,甚至还流传到社会上。
三 1966年夏秋之交,根正苗红的封芝构带头造反,成了糖果厂的造反派头头和“革命干部”。
他发疯似地轮番批斗陈秀英,以泄心头多年积怨。
无奈陈秀英就是不低头认罪,连软话也没有半句,让他尴尬万分。
打手要动手打陈秀英时,她高声喊叫:“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打人者的拳头还没落到她身上,她就一拳将对方打翻在地。
其他打手立即围上来,她毫无惧色地站在台上,与他们周旋。
打手们没伤及她一根汗毛,却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批斗会成了打擂会,台下观众像看喜剧一样拍手称快,也不知在为谁打气。
有好事者添油加醋,说“恶右派”会“金钟罩”、“铁布衫”,还会“隔山打牛”,只要她一出手,对方就会筋断骨折。
吓得打手们再不敢对她动武。
有人给封芝构出主意:“‘恶右派’吃软不吃硬,只能‘诓倒’(四川方言,用甜言蜜语哄骗)斗。
”封芝构便派能说会道的人去劝陈秀英“识时务、顾大局”,写“交代材料”。
她终于同意了,可写的“交代材料”通篇都是驳斥造反派对她的污蔑,无半句认罪的话。
封芝构看了,鼻子都气歪了,让她重写。
她干脆把“交代材料”用复写纸誊写多份,随要随交…… 封芝构见陈秀英软硬不吃,就用更毒的招治她:一是安排重活折磨她;二是停发工资,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
她仍然不肯低头认错。
转眼到了1968年,陈秀英已是30出头的老姑娘了,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和自己是“右派分子”,无人敢与她谈婚论嫁。
一个细雨纷飞的寒夜,陈秀英加班回家,发现自家屋檐下躺着一个男人。
她忙叫父亲出来,把那人抬进屋内,灌了一碗姜汤,那人才苏醒过来,述说自己的遭遇。
此人姓王名欣,原是比邻M县医院的医生,因回老家看望婶娘,碰见造反派拦路武斗,抢走了他的钱和粮票,不给吃喝关押了他一天。
他被放出来后,本想连夜赶回M县,却因饥寒交迫晕倒在此。
随着了解深入,陈氏父女才知道王欣也是个可怜人。
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1949年只身去了台湾,不久母亲病逝,他成了孤儿,由婶娘抚养成人。
1960年,他从川北卫校毕业,分配到M县医院工作。
因他父亲在台湾,“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揪出来游街示众,还被剥夺了为病人看病的权利,让他打扫卫生……相同的经历和遭遇,让王欣和陈秀英心心相印,很快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两人于1969年春节领了结婚证。
婚后两人感情融洽,1970年底生下一对孪生姐妹。
生活虽然清苦,一家三代五口人倒也其乐融融。
可惜好景不长,1971年初,M县医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时,造反派硬逼王欣与“右派”妻子“划清界限”,强迫他写《离婚申请书》。
王欣既不愿违心写《离婚申请书》,又担心不按造反派意图去做,会给家人带来灾祸,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丈夫死后,家里经济收入少了一大半,一家4口难以度日。
陈秀英就用破木板钉了两个鸡笼,在自家小院里养鸡下蛋,贴补家用。
加上父亲拾破烂的收入,还能勉强度日。
1972年底,陈家到了断炊的地步,在广大职工的舆论压力下,厂“革委会”集体决定,补助陈秀英20元钱。
封芝构私下使坏,要求陈秀英在全厂大会上检讨认错,才能领补助。
陈秀英断然拒绝,他只得降低门槛,叫陈秀英写张“困难申请书”,也被回绝了。
最后,他不得不派人将钱送给陈秀英,让她写张收条了事。
1973年秋,封芝构借口“割资本主义尾巴”,带人去陈家,没收陈秀英养的十几只下蛋母鸡。
她手持一根扁担,站在鸡笼前,怒目横扫封芝构和几个跟班,掷地有声地说:“我同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知何故要一再加害于我。
你们要把我一家朝死路上逼,我只能以死相拼了。
怕死的快滚蛋,不怕死的上来,姑奶奶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说罢将扁担舞得虎虎生风,无人敢接近。
封芝构见状,赶紧“脚底板抹油”――溜走了。
其他人也作鸟兽散。
1974年夏天,陈秀英小女儿感冒发烧,陈健无力同时照顾两个外孙女,托人捎口信让陈秀英赶快回家送女儿去医院。
一位女工实在看不下去,悄悄请了假,帮陈秀英把女儿送到医院。
当年冬天,城郊修岷江大堤,城关各单位都要出义务工,封芝构便派陈秀英去,收了工不准她回家,又叫到厂里加班,累得她吐血也不准休息、看医生。
好在陈健略懂医术,自配草药为女儿治疗,她才挺过来。
盼星星,盼月亮,饱受磨难的陈家父女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盼来了改革开放的艳阳天。
县里清理“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的“三种人”时,封芝构之流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陈家父女的政治问题,在1984年终于得到平反,补发了工资。
1988年,陈秀英办了退休手续,让大女儿顶班去食品公司工作。
次年二女儿技校毕业,留在省城工作。
一家四口都有了收入,日子也越过越好。
(责编 磊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