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的公道与仁德】简述论语中的仁德思想
《论语》是历史中国的重要符号，文化传承的第一典籍。
而沉隐于《论语》文本之后的文化秘密、情感秘密、符号承载的存在秘密，以及它将会展开和透露的理性深度秘密，还远远没有被揭示出来。
《论语》因其丰富、悠久，它的信息符码呈现出深海意象般的蒙�、浩瀚，还有着很多不可知的意蕴在等待打捞。
与很多历史人物比较，孔子是个朴素的老人，但不是一个简单的老人。
他身上沉淀了远古的信息，并涵摄了未来的信息。
他的朴素，表现为中华本位文化的定力，不可移易。
没有人能说清《论语》至为简单的话语背后的深邃。
那是东方这个民族在天道照临下诞育并生发“公道─仁德”光明理念的文本渊薮、“精神─道德”价值维度的系泊之地，是本土的根源性和标志性文明。
在万邦林立的当代世界，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学，是解决华夏身份识别危机的重要资源。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那篇久负盛名的《为什么读经典》中讨论意大利经典时说：“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到达的位置，进而表明意大利经典对我们意大利人是不可或缺的……”《论语》也是这样。
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也令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
《论语》令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化渊源有自。
离开《论语》，同样流动着黄河长江的东方土地上，活动着的民族很有可能会是另一个面貌。
《论语》义理标举大圣先贤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观念，它们是：主公道，行仁德，守礼法，执中庸，信天命，重伦常，讲心性，倡教化，明义利，辨夷夏。
这十大观念，已经被昔贤今贤讲述得很多了。
一般倡导“心性”一派的儒学家更认为“仁德”是儒学的核心价值。
但考察《论语》文本和现代文明，就会发现，仅仅瞩目于“心性”讲述“仁德”，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可以看到，“仁德”与“公道”密切联系，可以统称为“公道─仁德”。
十大观念均生成于这一理念，而这个理念，既是人格修养的，也是学术思想的，更是政治实践的。
《论语・尧曰》章中，孔子第一次提出了“公”的概念： “敏则有功，公则悦。
” 《论语・尧曰》章叙述尧、舜、禹、汤、周五代大义所在。
这是一个“政治─伦理”主题。
儒学是以在野的身份，书写这一大义主题的。
此处所论之“公”，即公平正义。
“公”的目标是“悦”。
“悦”的主体是谁呢？应该是“民”，但按照本章一再对“天”和“上帝”的吁告，还应该包括“上帝”。
所以“悦”的主体是“天、民”。
孟子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说，就是要阐明：君子（包括君王公侯）的责任修养，非仅关一身（“我”）之得失，更关乎“天、人”之际。
孔子儒学大义重点在“敬天”，尤在“得民”；“敬天”的目的是“得民”。
“敬天”，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人间立法寻求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的努力。
儒学的“天下”观，其实是在“公道─仁德”理念统辖之下的“天下”观。
这样理解《论语》大义，也便理解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道义担当精神。
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执掌，承担），而抑（抑，疑当为亦）非一姓之私也。
”（《读通鉴论・叙论一》）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妇之与知，圣人莫能违也。
”（《读通鉴论・叙论二》） 《论语》论“礼义廉耻”之“四维”，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论“明智敬慎”，论“贤愚贵贱”，论“中庸”，论“德行”，论“天下”，其实无一不在论“公”论“仁”。
整个儒学（君子儒，真儒，大儒）所讨论的命题，综合起来看，也是在讨论“公道”与“仁德”。
《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
”《尸子・广泽》说：“孔子贵公。
”二者分别以“仁”和“公”指代孔子理念之核心，是意味深长的。
这说明，《吕氏春秋》看到了孔子的“仁”，《尸子》则看到了孔子的“公”；其实，两者看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也即“仁”与“公”的一体性。
历代大儒，看到“仁”与“公”的价值关联的，程颐为第一人。
他用一种定义式的方式说： “仁者，公也。
”（参《河南程氏遗书》卷九） 又说：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
”（同上） “公”是什么呢？程子认为“公”离不开“仁”，同时，它又是奠基于“正”的：“公以正为本。
”（《二程粹言》）这是程子很重要的发现。
一部“二程集”，瞩目于“公道”者甚多。
这是程子的光荣。
这样，就可以发现：《论语》之“公道”与“仁德”，是孔子儒学基本理念的一体之两面。
这个方法可以概言为“创造性转化”。
当“仁德”这个被反复讲述的儒学“核心价值”，与“公道”的理念联系建构起来时，公平、正义之现代价值也便有了传统来源。
一部《论语》，就在“公道─仁德”理念的政治展开、道德推演、伦理建构中，有了光明的大格局。
“公”，以及与“公”一体之“仁”，是儒学最具前途的现代价值之一。
《论语》诸观念，“公”义观念最重。
先儒在野而论“公”，这是特别富含道义担当精神的地方，值得今人重视。
今天讲述《论语》，须将“仁德”与“公道”并举，不仅要从中发现道德价值，还要从中发现思想价值、政治价值。
如此，才有希望更准确也更有意味地完成“创造性转化”工作。
传统之所以恒有流变，那是因为需要不断地回应当代问题。
不断地回应，不断地回到经典，经典因此在讲述中，被当代理念所叠加。
“我注六经”固然重要，“六经注我”更重要。
这是所有“原教旨变异”的基本缘由。
体会《论语》中的“公道─仁德”理念，就容易理解何谓儒学之道义担当。
《论语》（和更多传统经典文本一道）是型塑中国性格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本。
用美国汉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的说法就是： “毋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
”（《孔子：即凡而圣》第三章《人格的所在》） 这个“精神─道德”的维度，就是道义担当。
这个姿态在道家那里看不到，在法家那里看不到，在中国，它是儒家人物的基本姿态。
从孔孟以迄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无不以道义担当自我期许。
在绵延的四维长廊中，他们构筑起了“中国的脊梁”。
《论语》穿越时光，告诉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人：你要有道义担当！ ――君王公侯们要讲道义！ ――士大夫、读书人要讲道义！ ――庶民要讲道义！ 这个民族共同体，无论经历怎样的异族侵凌、内部败坏，经历怎样的思想遮蔽、道德沦陷，只要还有一脉道义，还有追寻道义的托命之人在，还在讲述“公道─仁德”理念，希望恒在。
以“公道─仁德”理念为核心价值的道义担当，是《论语》这部经典留给古往今来所有中国人至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