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诗与情怀
〔摘要〕 上个世纪80年代，是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年代。观照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后三十年”，也是在论争、批评、接受、传播中，发生着、衍变着…。“80年代”，无疑是带有“纪念性”的。回望之中，尊重所有人的历史感受和成长记忆，才是符合当时诗歌生态，而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其况味也在其中了。
〔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海子；情报；纪念性。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4—0042—21。
李北葵：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背北岛的那个“高尚是……”。
于慈江：《回答》。
李北葵：对，“世界，我不相信……”。
于慈江：对，“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告诉你吧……”。
李北葵：“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于慈江：对，“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李北葵：这种感觉，现在的小孩儿……现在小孩儿在打怪。吃饭的时候拿着手机在猛打怪。每个时代的人关注的都是不一样的。
……。
于慈江：这是这篇文章，《文化反思的缩影与人格嬗变的圆雕——未名湖学院诗歌略观》。这里我评到了北大的学院诗，包括海子、西川们。可惜我把原来那本杂志给撕了。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行李太重，又要带着它们，我就把我的文章撕下来了。所以，很多整本的杂志都扔掉了。特别遗憾。
于慈江：我这有跟海子的话，他说：“同样是文化的关注，海子则又显露出另一番面目，他不像邹玉鉴那样捡拾一些文化的边角料零敲碎打，而是尝试用组诗的形式营造一些结构形态，并企图通过最初始抽象的概括去接近古老的东方文化本体……”这个是1986年6月份写的。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人评海子的诗。我接下来又说：“在这个意义上，他比其他现代史诗的一般追求者明显高出一筹。而在整个未名湖诗坛上，他的诗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最接近诗的本质。”。
李北葵：您的慧眼啊。
于慈江：对啊，真算是慧眼呀，我现在想想我……“但大概是太想成为艺术品了，太过刻意追求的缘故，他的诗中历史文化意识缺乏现实意识的基石，使本来的有目的的批判的追寻变成了原始崇拜，尚有待对自身做更一步的超越。然而无论如何，海子的更大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李北葵：伯乐啊。
于慈江：真的是啊，我应该是他最早的评论者之一。但是我不太认识他。
李北葵：这就正说明，您关注的是他的诗。要是认识他，就可能会被认为是跟他熟才……或是……。
于慈江：说点儿好听的话，散布点谀词，谀词满嘴那种。
（访谈正式开始）。
于慈江：说到海子，其实我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跟他相差一级吧——我是80级的，1980年考入北大，是中文系文学专业的，海子是法律系79级的。他比我小一点儿，应该是1964年生人，我是1962年。他不仅年岁小，上学也似乎比我早；我非但上学上得略晚，还因从白山黑水随父母南下夜郎国，投身所谓“三线建设”，而被迫在东北和西南不同时地的一年级连着蹲过三回。可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其实并不认识海子，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跟他的好朋友诗人西川比较熟，跟西川同班的女诗人陶宁也熟。他们西语系的人写诗和中文系的人写诗可能有一个区别：就是中文系无论是文学专业还是汉语专业的人写诗，受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会比较重，往往会端着一个架势；西川他们呢，接受的更多是外来的影响，所以不是那么拘束。而学法律的海子入學时算是小神童，年仅15岁。和他类似的小神童北大也有一些，比方78级的李书磊，入学时年仅14岁，年岁上是师弟，1964年的，级别上他是师兄。他进北大进的是图书馆系，后来硕士的时候就转成了中文系，跟我是一个导师，比我早一届。
说到海子，说到李书磊，我想说的是，我跟所有这些人的渊源在于，我是当年北大的学生里面，几乎唯一一个全方位搞新诗诗评的。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是谢冕老师的学生，同门第一届的师兄是黄子平和张志忠，还有师姐季红真，他们都是77级左右的本科；然后第二届就是李书磊、钟友循和吴秉杰；然后就轮到我和张颐武，算第三届。和他们不同，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诗，这大概主要是因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恰好也是谢老师指导的，写的是流沙河其人其诗——我记得论文题目叫《不倦的蟋蟀吟》。
我手上的这本硕士毕业论文是硕果仅存的一本了吧，叫《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蜕变期的深刻律动》。它的主体部分发表于1988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是该刊当年的编辑部主任陈俊涛老师主动向我要的。我记得这篇文章引来了不少读者。比方说，在诗人北岛曾任教过的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就有一位叫Michelle Yeh的华人教授，台大毕业，中文名叫奚密。她1988年读到我《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蜕变期的深刻律动》这篇文章后，便按照文章后面的作者联系方式，用英文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索要一些研究中国新诗的材料。我就给她寄了一大包书刊过去。几年之后，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学比较文学的时候，跟她有过一些电话来往，但是始终都没见到面，至今仍未谋面。这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直有神交。她后来在她写卞之琳的一篇文章里，也特意提到了我另外一篇反响不错的文章《新诗的一种“宣叙调”》。
这里之所以提到我当年的本科和硕士论文，主要是想说明，我是北大当年唯一一位既评北大的学院诗、又做朦胧诗吹鼓手的年轻学者。或者说，我当年虽然研究生还没毕业，就已经是所谓的知名青年诗歌评论家了。当然这个我不太敢当。可是，它的的确确是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当年在北大，不仅我的导师谢冕老师主要是搞当代诗歌评论的，给我引了路，搞现代阶段诗歌的孙玉石老师也不吝于提点我。跟我特别投缘、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学问既扎实又特别低调的洪子诚老师——他后来因一部响当当的《当代文学史》，成了大师级文学史家，一直鼓励我研究所谓“新诗潮”。而我这篇硕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新诗潮”的。当然，还有我的大师兄黄子平，他最早的一篇新诗评论文章写得非常好，是写诗人公刘的《从云到火》吧，我记得，当年很有影响。所以当时很多人找他，搞诗就找他。然后他自己大概不想囿于新诗的小圈子，同时也是出于爱护我，就把这方面的活儿一股脑儿都推给我。当时陈俊涛老师要编一套当代成名作丛书，其中的诗选就在子平师兄的推荐下请我来编和评。我记得当时编出来叫《等待日出——中国当代新诗成名作选》，出版社都征订了，但是后来终于没有出版，稿子也让出版社给弄丢了。虽然多年之后还是拿到了一笔微薄的补偿性稿费，内心一直还是很遗憾的——这部胎死腹中的稿子算是我第一部比较成型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