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聚首 啸吟西南】 三龙聚首
1950年2月，春寒料峭。
重庆远郊的歌乐山林园隘口、沿成渝公路两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刘伯承、邓小平率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此迎候主持西南工作的另一位领导人――贺龙。
这是他们三人进入西南以来的首次见面。
前面来了一列车队，开道的护卫军用卡车上架着轻重机枪，贺龙的吉普车来到刘、邓面前停下。
身穿皮夹克的贺龙从车里走出。
刘、邓、贺三人紧紧握手。
珠联璧合频传捷报 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个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老乡，是长期的搭档: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就说是早解放重庆还是晚解放重庆那一仗吧！1949年11月1日，刘邓率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共40万大军发起川黔战役，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达湖北巴东宽500公里的地带上，展开凌厉攻势，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解放了贵阳、遵义，酉秀黔彭，三路大军分别在涪陵、长寿，南川、綦江，江津、巴县展开，西南重镇――重庆，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西南战局的发展。
11月27日，他电告刘邓，提出暂时不打重庆，以便吸引更多的敌军增援后一并歼灭的想法。
是按主席所言，还是照命令行事，刘邓二人举棋不定。
二野司令部作战室里，邓小平抽烟沉思。
刘伯承看着地图。
还是刘伯承打开了这沉闷的气氛，说道:“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有老蒋这残杯剩羹在重庆，那么围在他身边的苍蝇就飞不远，等他们聚成一团，我们再聚而歼灭之。
” “现在的情况是，在我重兵压境之下，一旦老蒋弃城而逃，那么围在他身边的残兵败将，就一定会退守川西、西康，进而流窜云南，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说。
二野参谋长李达介绍说:“据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介绍，蒋介石已经布置军统特务对全市兵工厂、发电厂、钢铁厂等500多个重要目标实施爆破，准备把重庆炸成一片废墟。
” 邓小平灭掉烟蒂，郑重地说:“我建议尽快攻克重庆，不给蒋介石任何喘息的机会。
重庆早解放一天，国民党破坏重庆的威胁就减少一天，这与毛主席关于解放西南、经营西南的指示是一致的。
” 刘伯承点头示意:“我同意，我想毛主席会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的，毛主席聚而歼之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敌情发生变化，作为前线指挥员，应该视敌情而作决断，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嘛。
” 看到刘、邓的电文，毛主席不由得赞叹二人有胆有识。
在回电中，毛泽东说:“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
” 11月30日，重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0年1月2日，出访苏联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写着四个Ａ的急电。
他改变了原来准备由彭德怀率部从新疆、青海进军西藏的计划，决定把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由西南局来完成。
西南局接到电报后，刘伯承在第二野3个兵团、9个军中反复权衡率军入藏人选，再三掂量后，连夜找邓小平商定。
当刘伯承找到邓小平询问他的想法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让“地主”去吧。
刘哈哈大笑:“不谋而合，好，好，就让‘地主’去吧。
”“地主”是张国华的绰号，因为他领导的十八军中，有学生4500人之多，占整个二野的近60%，张国华被戏称人才“地主”。
1950年1月15日，刘、邓首长在重庆西南局机关里接见了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
邓小平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他特别强调，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
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
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同时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
此后不久，邓小平又将此次谈话内容归纳为两句话，叫做“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 接着，刘、邓首长为进藏部队题词，刘伯承题道:“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
”邓小平题为:“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 1950年8月，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格达活佛以西南局谈判代表的名义，进藏向西藏当局宣讲《共同纲领》和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主张之时，在昌都被英国特务福特在食物中投毒杀害，后又焚尸灭迹。
噩耗传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极其悲痛，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联名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悼词》中，刘伯承高度赞扬了格达活佛的一生。
“他早在1936年就任博巴政府（西康藏族地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就给长征中的红军很大的帮助。
1936年7月1日，朱德总司令给他留下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亲笔题词，并将红军伤病员交给他照料。
他曾在拉萨佛寺多年，获得格西学位，在僧侣中有相当的影响。
” 刘伯承亲笔写了挽联: 具民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贺龙、邓小平写的挽联是: 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刘伯承、贺龙、邓小平高度赞扬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的献身精神。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
1951年10月，十八军和各路进藏部队进驻拉萨，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亲密无间“顿号”难进 刘伯承与邓小平相互尊重，情同手足的关系是有口皆碑的。
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
刘、邓、贺都讲了话。
邓小平在审阅这则新闻时，对刘伯承、贺龙的讲话只作了少许的修改，而对他自己的讲话却一笔勾掉了。
然后，把他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勾圈在刘、贺之后，只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
”邓小平说:“新闻要短些。
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1950年6月，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在召开。
会议研究到刘伯承、贺龙、邓小平三位首长的排名问题，刘伯承说:小平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理所当然该排第一。
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决定。
接着，他郑重宣布:今后报纸公布首长排名次序是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刘邓不能分离，然而1950年10月，刘伯承调离西南，到北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
离别前夕，两位老战友依依话别，难舍难分！临别时，刘伯承把自己36年前的一张照片送给邓小平作纪念，在照片背后，刘伯承还提笔写下了如下的赠言: 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
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2月27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
为此，前一年所照之像，历经36个年头始获之。
置之座右，此博一粲。
这是刘邓之间挚友深情的永久纪念！分手后，邓小平把刘伯承的珍贵照片珍藏在家中并铭记在心。
1958年春夏，在全军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受到错误的批判。
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
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
”“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
”“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
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这样说是不点名地攻击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学院，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
“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一次夸大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某些失误的党内斗争。
它的出现，表明我军在建军新阶段，对如何借鉴外军经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
而林彪的谈话对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工作时，带有责备的口气批评道:“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当场指定，邓小平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
邓小平婉拒道:“主席，还是请其他同志担任组长吧！”毛泽东说:“你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党政军都要管，非你莫属。
”话说到这个份上，邓小平不好推迟。
1958年7月，在上海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军委的指示，到北京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检讨。
刘伯承抱病赴京，左眼球红红的，呈失眠状态，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过态度就可以了。
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
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其实，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邓小平，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力保刘伯承过关。
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主席，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
”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
邓小平的这些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
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
寥寥数语，道出了刘邓几十年来的战友深情。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批判刘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邓小平率全家同老战友告别时，他在悼词中，又郑重地提起那张体现殷殷战友情的珍贵照片: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
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持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
我至今还保留着他赠给我的1915年摄的照片。
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
我们前后共事十三年，感情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和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邓小平感人至深的悼词，充分表达了刘伯承和邓小平戎马一生中结下的诚挚深厚的战友情谊。
1940年百团大战后，贺龙所在的晋绥军区相当困难。
中央号召各战略区支援，刘伯承、邓小平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勒紧腰带，节衣缩食，支援了晋绥军区不少物资和弹药。
当刘邓遵照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出其不意地发起川黔战役，截断敌人退往滇缅边境的道路时，贺龙率领一野十八兵团在陕南频频发起攻击，配合刘邓的行动。
贵阳、重庆解放后，二野三、五兵团和四野五十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成都，贺龙率部开始发威，攻剑门关，占武都（今江油），从北面直赴成都。
二野的将士们占领进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狮子山，已经望见成都的城郭。
邓小平急电指挥成都战役的杨勇、杜义德，指出:“一野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上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二野一兵一卒不能进成都，要让贺老总带领十八兵团进成都……”这样二野的脚步在邓小平的一纸电文中停留在成都城门外。
邓小平与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是如此，在建设大西南中更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
以重庆为例，市场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较1月份上涨了1.08倍，粮食与棉纱率先冲高，大米较1月份上涨了1.92倍，面粉上涨1.99倍，20支棉纱上涨1.03倍。
此次市场物价大幅波动，十分反常。
以前重庆市的物价是与上海物价息息相关的，其物价涨幅从未高出上海的物价涨幅，但此次重庆的物价远远超过了上海的物价水平。
以折实单位相比，2月份上海是6角，而重庆达到8角。
成都的物价也大体相当。
邓小平与贺龙通过调查，发现是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再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
邓小平、贺龙决定在成渝两地打一场“两白（大米和棉纱）战争”。
首先是重庆的“大米战争”。
大阳沟，时至今日仍然是重庆著名的农贸市场，但在当年，这里却是与不法投机分子进行较量的第一线。
那时候全重庆名头最响亮的米贩子都汇集在这里。
他们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粮商以政府公布的牌价每担糙米７元购进，又以16元一担高价转手抛出，造成市场物价波动，各粮店脱销，人心浮动，排队抢购越来越多。
不法粮商满以为政府粮库存粮不多，变本加厉地抢购;各面粉厂的厂商也抢购小麦囤积居奇。
顿时，粮食市场出现紧张。
洞悉这场“大米战争”的邓小平召集重庆市政府和粮食局的负责同志研究对策，他说:“要稳住，不要乱了阵脚。
他们涨我们也涨嘛！让他们涨，到时间叫他们吃不完兜着走。
这就好比‘牛已过河了，如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
’”他宣布两项措施:１、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２、政府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也上调到16元一担，各区街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作宣传解释。
不法粮商不知内情利令智昏，趁机大量抢购，囤积等候再涨获暴利。
邓小平急令川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仅10多天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糙米每担压降为７元原价，大量供应。
这个“先放后收”的良策，使重庆的粮价很快稳定了下来，群众则拍手称快，米贩子们惊惶失措，赔尽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惊叹说:“这一来，叫我赊了老本。
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而且还会管理经济，这么快把物价稳住，是我们工商界所料不及的。
人民政府虽然命令禁止银元黑市、抓了一些银元贩子，可是幕后的操纵者没有受到有效打击，人民币继续贬值，米粮价和棉纱价几乎一天几个样，银元黑市猖獗，人心惶惶。
贺龙命令一批军用卡车开到重庆，把重庆的大批棉纱暗地运到成都，然后在市场上按投机商哄抬起来的高价抛出去,棉纱大王们照例都吃了进去，把一件棉纱的价格从400万至500万元（旧币）哄抬到1700至1800万元。
而此时，政府在市场上继续大量抛售，棉纱大王不惜高价吃进，他们的资本都陷进去了。
贺龙指示人民银行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叫他们借不到凭以投机的人民币。
他们不知道政府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棉纱，开始吃不住了，不得不停止吸收。
这时，政府才开始降价抛售，1600、1500、1400，一直压价。
他们慌了，不得不跟着往外抛。
政府便以较低的价格再买进，接着继续压价，1200、1100、1000，一直压到700多，600多，看趋势政府还要压价抛售。
他们怕再降，带来更大的损失，便惊慌失措地把现存的棉纱，以500万元左右的低价抛出来。
政府全部收买了。
这时银行逼他们还本付息，几头挤压，那些大王不得不宣布破产。
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棉纱抓了过来，稳定了价格，其他跟着棉纱涨价的东西也涨不上去了。
投机商们尝到了邓小平和贺龙的厉害，同时也看到了共产党平抑物价、安定生活的决心。
“淮海战役”同鼓号角 刘、邓、贺在西南联手打了很多漂亮的歼灭战，如征粮剿匪、和平解放西藏、改造国民党90万起义部队、兴修成渝铁路等等。
早在进城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由反霸、剿匪、减租退押，直到土改的斗争中”。
他强调指出:这一运动是西南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千万不要低估封建势力的反抗，他们将采取各色的非法的（包括武装的）和合法的形式来同我们斗争，千万不要疏忽大意，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减租退押必须和清匪反霸紧密结合，只有取得清匪反霸胜利，减租退押才能顺利进行，只有减租退押的彻底完成，才能改变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巩固农村阵地。
1950年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今冬明春在农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农民闻讯，奔走相告:“今年减租，明年分田，要翻身了。
” 正如邓小平所料，减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抗拒。
从原国民党旧军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农村的中小地主，大都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因为这直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其代表人物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有的声称会引起诸多纠纷，不要自找麻烦;有的说押金已按年扣租，不该退还;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举;更有的甚至重弹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
一时间议论纷起，人心不定。
针对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改革的准备条件，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西南人民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
……减租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不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如果不保障农民的佃权，其结果必然是明减暗不减，或先加后减等现象的普遍发生。
同时恶霸地主和特务分子必然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制造混乱，乃至组织所谓‘游击战争’，以达到破坏减租的目的。
”刘伯承大义凛然的态度，震撼了某些上层人物反对减租退押的嚣张气焰，博得了军政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热烈赞同。
刘伯承还亲自说服弟弟刘叔禹在开县带头减租退押，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邓小平与刘伯承密切配合，在7月31日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鞭辟入里地分析道:“谈到退押退不退得起的问题，许多具体材料证明是退得起的。
西南的银元估计在一万万以上，工商界手上没有什么，农民手上有也只是一两块，都是在地主身上。
如果地主在今天拿出一部分银元来退押，问题就解决了。
……当农民组织起来，觉悟起来，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时候，如果地主再采取抵抗的方法，恐怕要吃点苦头的。
”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直截了当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
”这是说给封建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听的，言外之意，如果破坏、造谣和聚众抵抗，人民解放军是毫不手软的。
西南的“淮海战役”，从1950年7月以后作准备工作，10月开始试点，11月全面展开，到1951年4月中旬为止，在208个县、7个市郊、6600余万人口，即占全西南人口83%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
全西南从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得到果实，折合大米77亿斤，农民实得果实达大米60亿斤。
仅退押一项，四川农民就从地主手中收回押金折大米150万吨，每户农民平均159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