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在辛亥]黄炎培故居简介
百年前的一九一一年我国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成为上世纪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的一九六一年北京等地安排了有关的纪念活动。
在我手头保存着当年纪念活动的有关资料：由与辛亥革命密切有关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牵头，沈钧儒、陈叔通、程潜、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张奚若、吴玉章、李书城、熊克武、李六如等，以及带兵驱逐宣统皇帝的西北军旧将鹿钟麟将军、民国教育总长朱启钤等共约百人聚集一堂，而坐在董老和周总理身旁的辛亥老人中为首的即是我的父亲黄炎培。
一、虎口余生 父黄炎培，一八七八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我家老宅(十五年之后宋庆龄等宋氏姐弟陆续在此宅出生，胡适亦曾在此宅借居)。
父十三岁丧母，十七岁失父，家道中落。
受过私塾教育又中了举人的黄炎培一九○一年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蔡元培为总教习的特班，与李叔同、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同学。
一年多后参与了对学阀的罢课学潮，离校回到浦东。
黄炎培回到家乡，正好废科举、兴学堂之风开启，清政府公布高等中小学章程，命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
经历了学潮洗礼，年方二十四岁的黄炎培抱定办学的决心，“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黄炎培：《川沙公立小学校史最初的一页》，载《川沙县县志》，7页），开始了他几十年不渝的办学历程。
当时川沙县有个观澜书院，黄与张访梅、陆逸如等友人欲将其改造为学校，一番策划后先上书川沙厅，又在寒冬冒风雪坐船到南京上书两江总督张之洞，终于在黄等人不领薪水、自理膳食等条件下批准由黄任学堂总理。
一九○三年初川沙小学开办。
不久，黄又在家乡办起开群女学。
办学初年，黄全家依靠他当年投书书院所得奖金之余维持了年余。
除管理学校并亲自授课外，黄觉得还应多做些发动群众的启蒙工作，于是每逢假日约上好友，带着学生，扛上黑板，拿上板凳，来到邻里，来到城墙上，教民众识字算术，或举行演讲会。
川沙城墙建于明朝，古风犹在，系当地游览胜地，黄在此演讲，指贬时弊，抨击列强，吸引来众人。
于是将活动扩至邻县南汇。
一九○三年夏，黄与好友张访梅、顾次英等来到南汇重镇新场演说，百里之内，舟车云集，空前轰动。
当时震惊全国的“《苏报》案”刚发生，《苏报》因刊载邹容的《革命军》遭清政府查封，章太炎、邹容下狱，各地捉拿革命党，空气十分紧张。
六月十八日黄第一次讲演，二十三日第二场讲演正在进行，南汇知县戴运寅接痞棍密报说黄炎培等人演说诽谤皇太后，即派兵抓捕了黄等四人，并贴出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得军火无数。
”夸大上纲以图邀功，为此速电禀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前者回电令“就地正法”，后者回电令“解省讯办”，二者令歧，戴知县再电请示，来回耽误了三天时间。
其间南汇青年展开营救，找到上海基督教总牧师步惠廉，同时那位出资办川沙小学的浦东房地产商杨斯盛拿出五百元交步惠廉，请来美国律师佑尼干。
两位洋人直奔县衙找到戴，在督抚会衔电令“就地正法”午时三刻到达之前的半个小时，保释出黄等四人，并径直踏上赴上海汽轮，又连夜离沪，乘坐“西伯利亚轮”驶出吴淞口前往日本。
虎口余生下的四青年，在茫茫海上漂荡，在船上黄等改名以铭志，黄炎培原号楚南，改为韧之。
韧字的含义是刀，是牛皮。
要杀敌，要坚忍。
这一新场镇风波在上海引起巨大反响，章士钊主办的《国民日报》等媒体连篇累牍报道。
上海新戏舞台上将之搬上舞台，说二十五岁年轻的革命党人黄炎培，被清廷抓去险些杀头云云。
在上海南市竹行弄办东城女学，又协助在日本期间结识的刘季平(刘三)创建丽泽学院。
一九○五年二月邹容在狱中病死，黄炎培受蔡元培委托，负责处理邹丧事。
为这样一位被清廷视作大敌的狱中要犯治丧，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黄毅然接受。
黄联络刘季平，动员刘捐出自家宅旁土地作为邹容墓地，把邹遗体先安葬下来，整桩事情办得十分得体利落，但鉴于当时政治环境，未能修建邹容纪念塔。
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被指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
一个月后蔡召黄来到在上海西昌寿里六十二号自己家，夜深人静时蔡严肃地对黄说：我们中国的前途极危，你知道么？黄肃目相答知道。
蔡又说：要救中国，唯有革命，你同意么？黄点头答是，于是蔡介绍了新成立的同盟会，问黄愿参加否，黄起身正立，庄严地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利，一切唯先生之命是从，当然愿意参加。
”次日深夜，黄再次来到蔡家，蔡拿出同盟会宣誓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黄庄严地举手宣誓，从此成为同盟会会员了。
一九○六年政治空气渐趋宽松，六月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出狱，蔡元培与黄炎培前往迎接，把章送往中国公学，又怕清廷节外生枝而立即把章送到开往日本的轮船上。
章到日本后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写出一系列犀利的讨清文章。
在忙于迎送安排章太炎的同时，黄重新启动建造邹容纪念塔事。
黄求助老友杨斯盛承接建塔工程，由杨接手得以完成，其间策划、组织、安排、实施，一系列工作都由黄操持，二十七八岁的黄得以历练。
七月三日，邹容纪念塔落成，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在纪念塔前纪念这位反清义士，蔡元培致词，此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头号新闻。
而成就此事之捐地者乃刘季平，造塔者乃杨斯盛，动员及组织策划且串联而成者乃黄炎培。
同年九月，蔡元培要赴德国留学而去北京等候派遣，请黄接手自己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的职务。
蔡把同盟会上海分部会员共四十九人的名册、电码和文书交给黄，每一会员名字后面都有两个字的商号名称作代，其中有黄花岗起义组织者赵伯先(商号“震康”)、后来被陈其美杀害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商号“济世”)、后来密谋炸死清廷出国考察五大臣的安徽桐城人士吴樾，名册上还有黄早已熟悉的章士钊、柳亚子、俞子夷等，有些人之前黄并不知其已加入同盟会。
除同盟会会员名册等机密文件外，还有更为机密的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名单和光复会文件等，黄把这些密件藏在线装诗韵去声九泰蔡字韵页的折页中，即使被查也难找到。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商业、贸易、金融中心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中心。
作为同盟会上海地区当家人，黄的工作相当繁杂，要送往迎来，安排食宿，传递信息，布置工作，且都是在清廷统治下秘密进行，黄在上海陆续积累了一些人脉，所以事情安排得当。
黄晚年时还记得，曾接待廖仲恺先生从日归来。
一次云南来电，四位干崖土司女青年要赴法留学，从昆明来到上海，黄与较为同情中国革命的法租界关系很熟，于是将她们安顿在法租界。
一日，法租界总巡麦兰请黄速去，黄犹豫而由身旁的杨斯盛代黄去，麦兰见黄本人未来而不置可否。
次日黄去见麦兰，麦告孙中山昨路过上海，兵舰停在吴淞口想要见黄却未得，现已离沪，那日柳亚子、陈陶遗、高元梅等人坐了小划子见了孙中山。
辛亥之后黄见到了孙中山。
孙卸职后住在上海闭门写《孙文学说》，召黄晤谈，请黄对其未完成的著作提意见，中午孙偕宋庆龄与黄共进午餐。
三、社会组织 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先后独立，但总体上社会秩序并未大乱，重要原因是我国尤其是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的运转已经基本依托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地方社会组织。
如同黄走上革命党人道路是忧国忧民使然，涉足社会组织亦是，尤其从事教育，黄必然涉入。
一九○二年开始兴学办教的黄炎培首先接触到张謇为首的江南教育界人士。
张謇出身于务农兼经商的底层人家，十五岁即中秀才，但系因其祖上无秀才身份而冒充他人弟，“冒籍”参考，因而五年之后的一八七三年才得归原籍获得承认，经历了多年坎坷的幕僚生活后大器晚成，四十一岁时考中状元。
但张并不热衷于仕途，面对列强入侵，国力衰落，尤其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之后，忧国忧民的张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张先在南通办起大生纱厂，后又办起通海垦牧公司，经营水运的大生轮船公司，进而创办资生铁厂，又有染织厂、面粉厂、油厂等系列企业，以及创办南通淮海实业银行、印书局、电话公司等。
几乎与黄炎培起步办学的同时，一九○二年张开始筹办南通师范学校。
张謇的活动不止于南通，上海、南京进而江苏全省各地均是他活跃的地方。
一九○五年底，张在上海筹设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张謇任会长，集中了包括黄炎培在内还有袁希洛、沈恩孚、姚子让、吴馨、林康侯、龚杰、方还、雷奋、曾朴等上海和江苏的一批精英人士，或是新式学堂的负责人、或是报馆的主持人，还有些则是民营企业的新式企业家。
教育总会成了上海和江苏的精英们汇集的大平台，在此相识，交流经验，交换信息，互相支持，而其交流的内涵和产生的影响力所及远远超出了教育界。
黄炎培先是其中枢机构的干事会七八个干事员之一，处理教育会日常事务，解决各地反映上来的办学问题，这一职务使他眼界大开，由浦东、上海，进而到江苏。
当时新学初起，体制不一、规章混乱，且官场弊端浸入学校，例如江苏江阴南菁书院由省上委派的绅士领导无方，财务混乱。
对此，黄炎培两度赴江阴调查处理，提出全面整顿方案，获两江总督端方支持，最后将其改建成省属高等学堂并附设南菁中学。
江苏教育会不仅涉足教育，而且随其威望日高，成员日多，更多地深入上海与江苏的社会事务。
如在江苏与浙江发生的反对清廷将铁路收归国有的保路运动中，教育会首当其冲，在全省的民众抗议浪潮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而在上海和江苏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黄炎培担任干事员同时又升任常任调查员，常奔波于全省各地。
一九○九至一九一一年，他足迹遍及全省六十三个县中的四十七八个县，达全省四分之三，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从而对当时我国教育和社会状况有切实的了解，为辛亥之后黄主持和推动江苏省教育改革以至后来发起我国的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一九○六年黄炎培在杨斯盛鼎力支持下于浦东六里桥创办起浦东中学、浦东小学。
浦东中学后来名满全国，与天津南开中学并列，称作“南浦东，北南开”。
中共一任总书记张闻天和国民党的蒋经国、蒋纬国等那个时代诸多名人都曾在该校就学。
影响了黄的另一位著名人士是李平书。
李平书，一八五四年生，同样长黄炎培一代，浦东高桥人，三十余岁时进上海《字林沪报》，蜚声文坛，一八九八年去广东主政抗法，后回上海主持江南造船局，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一九○五年李与黄炎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浦东同人会，集中了穆藕初、穆湘瑶兄弟等一批浦东籍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修造了浦东大厦。
在此基础上，以李平书为首的一批实业家组织起上海工巡捐局，李平书担任总董，黄炎培等担任议董，逐渐发展成为地方经济活动的中枢机构，握有上海地区相当的工商事务权力。
从事地方自治活动充满风险。
一九○八年初，黄炎培又一次遭难。
黄在浦东中学的一次讲演中抨击了不良现象，被上告说黄“演说革命排满”，同时引证一九○三年新场镇案黄即有反清前科。
江苏提学使毛庆藩接到举报后不敢怠慢，秘密调查，发现黄确有此倾向，欲治罪于黄。
风声传出，社会人士闻讯后纷纷起来为这位每月只领四十元大洋(当时中学校长月薪一百元)的黄抱不平，上书反对办黄。
江苏教育会更不示弱，上书两江总督端方，以强硬口气给当局极大压力。
在社会�论下，端方和毛庆藩不想把事惹大，从而折中，撤销了黄川沙厅视学一职，保留了浦东中学监督的职务。
一九○九年，在江苏教育会基础上成立江苏省咨议局，按江苏八府三州划分地区，选出了一百二十名议员，其中十六位为常驻议员。
结果，张謇出任议长，黄炎培被选为常驻议员。
黄在省咨议局主要办过两件实事，编制预算和撤销厘卡。
之前的江苏省行政尚无正规预算，交给省咨议局审议的是一笔彻头彻尾的糊涂账，无从审议，于是责成由姚子让为正、黄炎培为副代为编制，限时交上。
姚与黄接手后抓梳剔理，终于编制成像样的省级财政预算表，当时省里水路交通要道均设置厘卡，船只路过需交纳厘捐，于是卡官们便敲船主竹杠，如向其行贿则可免交放行，这股愈演愈烈的风气肥了自己却坑害了国家。
于是在黄提议下，咨议局派出黄等议员分头调查，调查结果反映行贿腐败之风确为严重，于是通过议案，裁撤厘卡，改由商人认捐，定一九一一年实施，然而那年革命爆发了。
江苏省咨议局成立之后，又成立了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黄炎培为自治筹备处参议。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江苏尤其上海社会的日常运转，虽仍在清朝统治名义下，但实际的地方性权力已逐步发生转移。
在上海逐渐形成了政治事务由江苏省咨议局和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与，教育文化事务由江苏教育总会主持，经济事务则由上海工巡捐局掌握的政治自治、文教自治、经济自治的一派自治新局面。
而黄炎培又分别是江苏省咨议局的常驻议员、自治筹备处参议、江苏教育会常任调查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交叉在政治、文教与经济三个领域的社会组织实则权力中枢之间，虽尚未独领一方，但均系这些中枢的核心成员，时年黄仅三十岁。
虽然历史上曾有革命与立宪之争，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又好将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其时这些社会组织难逃“改良”之名而在不同程度上受贬，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社会组织，完成了权力的和平转移进而使社会的平稳转型和顺利过渡。
及至辛亥年间整个朝廷摇摇欲坠，对社会，对地方的控制力已处弱势。
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697页），是非常正确的观点，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革派，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途径，削弱、震撼、打击旧统治，为新时代鸣锣开道，为历史前进做出自身贡献。
四、辛亥枪声 晚清最后年月里推动宪政，试图改革，然而为时已迟，社会矛盾高度积累，导致反清事件接踵而来。
一九○○年，唐才常湖北起义，失败。
一九○三年，章太炎、邹容“《苏报》案”被捕;黄兴在长沙密谋起义，未成。
一九○五年，吴樾谋刺载泽等出国考察五大臣被杀。
一九○六年，江西萍乡党人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攻镇南关不克。
一九○七年，浙江绍兴反清烈女秋瑾被杀;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杀;一九○八年，黄兴等在云南河口起义，不成。
一九一○年，汪精卫谋刺载沣不成，被捕。
一九一一年三月，黄兴、赵声组织广州“黄花岗起义”。
一九○八年光绪、慈禧去世，幼年宣统继位。
此期间，张之洞死，袁世凯罢官，清廷“太子党”皇族内阁实施立宪和自治，但为时已晚。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农历，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以下日期均为农历)，湖北新军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
如前所述，上海和江苏的社会组织已成气候，除张謇、李平书外，还有若干地方名人如复旦大学创始人马良（相伯）、姚文�（子让）、沈恩孚等，尤其是赵凤昌（竹君），在辛亥前的上海和之后南北议和过程中起到幕后策划作用。
赵凤昌原任张之洞首席幕僚，后转到体制外凭借张支持活跃于沪上，在诸多工商和社会事务中穿针引线。
从张謇到李平书，从黄炎培到赵凤昌，这些地方社会领袖虽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但却在推翻清廷、建立民国这一根本问题上持相同立场。
辛亥前后他们时时聚会，据黄晚年回忆，在上海自然形成了几个据点：教育总会是一处，工巡捐局是一处，望平街时报馆楼上“息楼”是一处，赵凤昌的家“惜阴堂”又是一处。
而在这几处之间奔走联络的正是黄炎培，一方面黄三十出头最年轻，是同盟会上海负责人，又横跨了文教、经济、政治几个社会组织为其骨干。
年纪最大的马相伯老人时时召黄去徐家汇家，询问大局走势，早在南洋公学时，蔡元培就带黄去马老家学习拉丁文，相交多年。
武昌起义之声传来，二十四日赵凤昌来电请黄去，商定赵提出的五点意见：“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偏见，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吴欢：《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一○年版，3页)，作为处理南北争议的原则。
为响应武昌起义，黄与张、李、赵及陈其美等商议策划上海起义。
九月十三日上海民军与商团巡警在闸北起义，十四日攻下清军大本营所在地江南制造局。
十五日下午，江苏的苏、松、常、镇、太五属在设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召开会议，拥护起义，推举黄炎培等赴苏州动员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
程德全，四川人，原为黑龙江省候补知县，侠义正直。
一九○○年帝俄侵略我国东北，程请赴前敌，将军寿山命程与俄交涉，无果。
俄国隔江发炮轰城，寿山自杀。
之后程不时以身挡炮口，俄人受感而停止发炮。
黑龙江人民为程感动，请求朝廷任命程为将军。
一九一○年程被调任江苏省巡抚，接触到黄炎培、张謇一班人，很是赞赏。
程德全十四日起义，将他赏识的黄留在都督府，协助自己。
与有些地方杀满排满之风不同，程德全在江苏起事中坚持不杀伤一个满人的原则，都督府发出六言告示：“照得民兵起义，同胞万众一心……旗满视同一体，大家共享太平。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以下均同) 很是受到拥戴。
在都督府中，黄负责起草新官制和向旧衙门收取印信。
黄被分派收取省提学使樊恭熙印信，当时黄来到后樊十分恐慌，战战栗栗，黄受程谆嘱，十分和蔼地对樊讲：“此举出于全民公意。
你如愿留苏，就留下，给生活费。
愿回原籍，当送回籍川费。
”樊表示愿回老家浙江，黄予办理，毫无刁难。
省里官员包括各知县均照此处理，很得人心。
黄几件事办得四方满意，于是程任命黄为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当时未设教育司)，既是管家又主教育。
当时都督月工资五十元，司长三十元，科长二十元，都很低，在一派革新气氛中黄欣然领命。
当时大大小小会议极多，黄应接不暇，因为众人都希望有同盟会要员在场才够格。
上海“息楼”所在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贴满海报，捷报到来，鼓掌欢呼！若传来失利消息，被认为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愤怒打碎玻璃窗。
独立声、胜利声震撼各地，清廷狂骇了。
十月十二日联军攻下南京，这时反清中心已从湖北转到上海和江苏，黄兴等民军首领都来到上海和南京。
十月十四日，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举行全国共和联合大会，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决定五色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武昌起义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其为湖广总督，统兵进驻天津。
之后便开始战与谈两方面较量。
谈判幕后很大程度上是由赵竹君、张謇、张一麟、黄炎培、马相伯等穿针引线，已由近年发现的几千封赵竹君信札证实。
当时称之为“惜阴堂策划”，赵等有广泛的人脉，与南、北双方高层都熟，从而“一手托两家”。
新发现的赵竹君的大量信札（见吴欢：《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证实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黄炎培晚年时的回忆，黄说：“‘惜阴堂策划‘从此开始……惜阴堂赵竹君等认为：全国人心是一致要求独立的，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惜实力太不足……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没几时，汪精卫被释放了。
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代表，民军公举伍廷芳为代表，双方在上海进行和谈，这是表面文章。
实际上袁世凯和清廷商定: 一、清帝让位; 二、汪精卫释放; 三、提出清廷满意的优待条件。
而袁世凯和民军商定: 一、清廷让位; 二、改建民国; 三、总统职位给予袁世凯。
” 十一月六日，孙文先生从海外归来。
十一月十日，直、奉、鲁、汴、鄂、湘、粤、桂、闽、晋、陕、滇、赣、皖、蜀、苏、浙十七省代表集中南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确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旧历，那天就是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公布优待清室条件。
孙文辞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黄炎培在辛亥革命五十多年后回忆写道：“辛亥革命，从广义写起来，接下去是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叛变，二次革命，抽刀断水水更流，是无法划断的。
辛亥年结束了。
袁世凯要黄入阁，黄不从，袁生气说黄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黄不肯去中央做官，黄是要在地方做事。
一九一二年，江苏省都督程德全任命黄炎培为省教育厅长，已办学十年，对我国教育有颇多思考的黄，毫不犹豫地上任，大刀阔斧推动江苏省教育改革，推行他的五年教育计划。
首先在各县成立起一批小学。
其次是中等学校，分五类：第一类为师范类共十所，在吴县、上海、无锡、江宁、江都、清河、铜山、灌云、南通等地，还有一个女子师范也在南通；第二类为普通中学共十一所，在江宁、吴县、华亭、太仓、武进、丹徒、南通、江都、清河、铜山、东海等地；笫三类为农业学校共五所，在江宁、吴县、清河、吴淞(水产)、浒墅关(女子蚕桑)等地;第四类为工业学校：江宁第一工业学校电机科、机械科，苏州第二工业学校纺织科、色染科、土木科等；第五类为高等学校，设立南京高等师范，不久改为东南大学。
可惜，随一九一四年黄辞去省教育厅长职，这些计划未能全部到位，但全省教育获得空前发展，为以后江南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办这样多学校经费从哪儿来？黄上任先抓财税改革，定每年全省教育经费二百四十万银元，为保证这笔款项，规定省内的竹木、屠宰、牙行等省税全额专款划归做省教育经费，从而在源头上保证了教育经费。
卸下省教育厅长职的黄炎培，并未停止他的办学事业，除上述所说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之外，黄又参与创建、改建、扩建了多所大学：暨南大学、上海财大、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等。
陈嘉庚出资要办厦门大学，写信给黄请他筹备并出任厦大校长，黄答应了老友参加筹办却未去任校长职。
一九一五年，黄赴美国参观旧金山世界博览会，考察美国教育，转赴美二十六座城市，五十二所大、中、小学校。
归国后，一九一七年黄炎培联合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伍廷方、严修、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蒋梦麟、郭秉文等四十八人，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我国的职业教育。
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办起中华铁工场、木工场、机械工场、珐琅工场。
同时推广职业指导、职业培训，黄炎培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理念，把职业教育推向乡村，试办昆山徐公桥等几处乡村教育试验区，又引向企业与荣毅仁父辈荣德生、荣宗敬合作，在荣氏厂里办起职业培训班。
虽说中华职教社仅是个社会团体，但在职教社之下，既有学校，又有工厂，还有刊物，所以确是个涉足教育、经济、文化、传媒等多方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由于发展迅速，常感资金不足，于是发行中华职教社债，得以融资。
几年后，职业教育在我国蔚成风气，到一九二六年全国职业学校达一千六百九十五所。
中华职教社力量不断扩大，社员从一九一七年的一百八十六人增加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千五百二十八人。
黄等人的苦苦追求，终获初果。
物换星移，岁月流逝，辛亥元老陆续谢世：一九一四年黄兴去世，一九二五年孙文去世，一九二六年张謇病逝，黄送上挽联：“物则棉铁，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凡在后生，宜知勉矣！早岁文章，晚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何憾乎？”(《黄炎培日记》，未刊稿，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马相伯老人九十九寿，之前相伯老人九十五寿和九十六寿时黄曾作诗相赠，此次黄赠上《百岁凯旋长句凡九十九言，为九十九龄马相伯先生寿》： 撑霄徐汇双�堵，/扃云灵谷千枫树。
/高龄好游不遑处，/爱此山奇甲寰宇。
/一星南极辉当户，/山半画堂开，/酒暖春归早。
/片语发群蒙，/彼儒亦强矫。
/我闻桂林山多患人少，/何以作人惟寿考？/相期明岁迎归，/碧淞作洒黄墙桃。
/百岁坊临歇浦涛，/凯旋一柱擎天高。
(《黄炎培诗词》，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100页） 一九三四年，黄炎培率众友重返惜阴堂，贺长己一辈的赵竹君八十寿，共忆二十余年前辛亥时光，尤对已侵占我东三省的日本极为忧虑，黄作诗道： 惜阴清 隐人海，/真灵相业山中在。
/溯从庚子迄辛亥，/兴亡梦觉惊风采。
/皤皤一老秦亭来，/盛年洱笔游蓬台。
/大堤鄣水沟江淮，/长髯风雪日往回。
/……/相看九五白眉翁，/此正壮年日月迈。
/嗟哉东北多封狼，/荒荒山川阻且长。
/诸公若定指挥策，/人庆无疆国有疆。
(《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74页) 那是辛亥二十余年后辛亥元老重聚的一幕。
无论辛亥二十余年后的一九三四年，还是五十年后的一九六一年，抑或今年的辛亥百年，人们不会忘却历史，并从回忆与纪念之中思考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