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反思
一、问题的缘起。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是文学思潮？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能不能划为现实主义思潮。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自发的文学思潮，它并没有文学创作的自然基础，而是由政治权利结构按照国家意志制造出来并强制推行的文学模式，而是一种“新古典主义”。[1]P247。
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30年代，确实非常流行。俞兆平教授则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纳入到“向意识形态倾斜的写实主义思潮”。“写实与理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的高度统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时间流程具有了价值意义，历史发展趋势的时间流程具有了价值意义，文学作为巩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这一切因素聚成了新的写实主义的诞生。”[2]P190。
可见，以上二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属性的分歧很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对待，回归历史语境具体分析。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主流的文学思潮以后，事实上成了一种社会思潮，与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疏远。而中国的左翼文学理论与创作确是一种自发的文学思潮，随后步入了类似前苏联的文学政治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做出的，官方代言人日丹诺夫（1896—1948年）宣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前苏联文学唯一合法的创作模式。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来的，这无疑过于行政化，而违背了文学创作的本质。
前苏联行政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学创作强权干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毋宁说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变体‘两结合’以肯定性取代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从而使文学丧失了艺术真实，沦为粉饰现实的假现实主义。”[1]P260。
但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行政化之前，有没有一种近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为行政化的文学意识形态，实际上，有其合乎历史发展的历史脉络。前苏联的文学理论家苏奇科夫就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钻研的精神，认识的热情是十九世纪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极为突出的特性。这些作家既然要表现和认识生活，揭露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私有制世界采取批判的立场。”[3]P163。
正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企图认识社会关系的创作本质，使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中显露批判，所以，批判现实主义又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命名。因为社会主义不需要批判，这种社会制度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或革命英雄主义，似乎合乎历史的必然。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们更加欢欣鼓舞地向理想主义靠拢。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纯粹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化创作。这或许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即一方歌颂，一方批判；一方掩饰，一方暴露。
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顺应了当时狂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心态，还不失为继批判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学思潮。但是，自被前苏联官方加冕的那一刻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性逐渐式微，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潮。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早期呈现出一种文学思潮的自觉。像瞿秋白、茅盾、蒋光赤和周扬等，在当时来说，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未传入中国之前，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学理方面，并没有被行政化。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介绍和推广，可以称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
瞿秋白的《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宣言书。此文也只是从学理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阐述，适应了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方面的需要，为左翼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是早期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瞿秋白提出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从理论上促进了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化。
一方面，瞿秋白肯定了文学的倾向性。这为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也为左翼文学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瞿秋白认为，“马克斯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大作家，从亚里斯多德到海涅，都是极端有倾向的，然而这种倾向应当从作品的本身里面表现出来。”[4]P249另一方面，瞿秋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述，认为世界观与艺术创作是统一的。“马克斯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思想家的巴尔扎克和艺术家的巴尔扎克对立起来。”[4]P254瞿秋白肯定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倾向性，同时提出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统一性，要求撇开意识形态偏见，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促进了当时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自发萌动。
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当时有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国民党政权没有能力全面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现实主义向意识形态倾斜是必然的历史趋势。这是自觉的，而不是强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左翼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然而，中国的左翼文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受到了前苏联行政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干扰，文学思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过早夭折了。其标志是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副标题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这显然是对瞿秋白《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否定。如果说，瞿秋白是在学理上，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寻求理论支持的话；那么，周扬则完全在前苏联官方的教条中，为中国自发的左翼革命文学思潮圈定了牢笼。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上，一直是以对前苏联的想象化过程为动力，文学思潮也不例外。即使像左翼文学思潮那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也很快在对前苏联的想像化过程中，服膺于前苏联行政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下。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更多的是概念化的宣传，而不是思潮的自觉。
诚如韦勒克所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名词，人们的解释最为纷纭。”[5]P498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个从政治的文学化到文学的政治化过程。如果说，政治的文学化是以文学来渲染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的政治追求，还不失为文学作品；那么，文学的政治化则彻底将文学掩埋于政治的口号之下，完全演成了宣传。前者尚可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后者显然发生了质的改变。
注 释：
[1]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2]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苏]鲍·苏奇科夫.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
[4]瞿秋白.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A].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C].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5][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