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民的传奇一生]王江民
北京江民科技有限公司(江民杀毒软件)创始人兼总裁中国著名的反病毒专家王江民,2010年4月4日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
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传奇,传奇已为资本运营所代替,但王江民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在继续。
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传奇,传奇已为资本运营所代替,但王江民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在继续。
KV300作者王江民初中毕业,却拥有包括国家级科研成果在内的各种创造发明20多项;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两三年之内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产品很快占据反病毒市场的80%以上;没学过市场营销,却使K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接近100万,创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
� 不幸的童年 在王江民记事的开始,他的腿就“已经完了”。
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
“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
”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寂寞时候,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王江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压断了一次;他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一碰,就一头栽到水里去了;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王江民,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虽然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从此也学会了抬头游泳;腿不方便,可王江民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王江民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花,但结果他还是学会骑自行车;王江民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王江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
“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
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
”孤独的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了一年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
这期间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王江民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
38岁开始学计算机 1988年,王江民接触计算机开始于工控。
王江民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
“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
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
” 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王江民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
王江民首先学的是BASIC语言。
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王江民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
这个软件在《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盘版。
《电脑报》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王江民25元,三个月后,王江民收到了800多元钱。
三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
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
” 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好用。
“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王江民第一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
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
后来,王江民觉得这些各自独立的杀病毒程序用起来很麻烦,就把6个杀不同病毒的程序集成到了一起,命名为KV6,后来发展到KV8、KV12、KV18、KV20。
就在这个时候,王江民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
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后王江民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但等到王江民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它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
“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它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它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
“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
“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
”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
《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
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KV100、KV200发展到KV300,并不是一帆风顺,但王江民都挺了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手中始终掌握着软件的版权和主动权。
不管王江民当初有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就是在自我创业,从一开始他就是在为自己打工,就是在创KV的品牌。
“我是自由撰稿人,不是哪家报社的记者。
我掌握着版权,谁犯了错误,我都可以加以纠正。
即使是最后卖KV300版权也只是卖了一年的许可权。
” 但是,在1996年的中关村,没有哪个软件一年的版权能卖到100万的,所以,王江民开出的120万,没有人愿意接受。
但王江民觉得自己的软件值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发出去了多少KV200的激光防伪。
”王江民决定停薪留职,亲自出山。
王江民从KV100、KV200中挣的钱总共不到50万,这些钱对于办公司而言,只够打底用。
后来KV300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有人说,王江民捡了个便宜,是华星们把KV这品牌炒红了,王江民在后面收钱。
但是当初王江民要卖KV300版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买呢?后来被“炒”的反病毒软件也不少,但又有哪一个成了气候呢?王江民说:“自己是被逼着挣钱。
”王江民不相信几个经销商就能左右一切,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你们只要下苦功夫,开发出一些新东西,中关村这个环境,我的体会是,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海淀区注册登记的高科技企业一万一千多家,加上柜台商不知道有几万个。
这些经销商每天都要进货,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卖东西才能维持生存。
我刚到中关村,不熟悉行情,中关村有经销商压制我,逼迫我,要挟我,要我给他们一个好价钱,但后来,你不卖,有人卖,新的经销商都起来了,因为市场需要这个产品。
” 王江民来到北京的第一周就挣到了150万。
王江民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策略,他很清楚中关村喜欢“拼货”(多家经销商联手加大进货数额,求一个好的批发价格),所以把5000套的批发价定得很诱人。
这样两个“拼货”的单子下来,定货就上了100万,再加上连邦的单子,三个合同就订了150万的货。
“没想到这样火,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
” 王江民是一个平实的人,一如KV300的界面追求实用,而不追求奢华。
王江民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说他是一个很差的程序员,“但是在杀病毒这一块,我是轻车熟路,我不怕病毒,没有难倒我的病毒。
”王江民是一个热心的人,鲍岳桥、简晶离开希望的时候,王江民一见新闻记者就说“你们要支持支持他们”,一面问鲍岳桥他们是否需要资金帮助。
尽管后来鲍岳桥他们一时还用不着资金,但王江民还是留下了话:“你们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来找我。
”王江民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说:“IT业竞争很激烈,成败就在瞬间,软件公司风险更大,江民公司也不例外,这是正常的,但无论今后怎样,毕竟我们曾经成功过。
” 无论这个时代多么地依赖和提倡集体协作,但个性的张扬永远不会泯灭,永远让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代表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王江民的意义更在于,每一个想在中关村追求成功和传奇的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为王江民各方面的起点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来凭着王江民的外在条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