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往事与随想》|往事与随想 巴金
《往事与随想》 （俄）赫尔岑 著 巴金 藏仲伦 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版 定价：128.00元 舒乙在《巴金的三件大事》中曾说：“巴金的文学道路大致分四个阶段。
在1978年开始的第四阶段里，巴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创作《随想录》；二、编校《巴金全集》；三、倡议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段话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对巴金文学道路的划分，舒乙先生显然是以巴金晚年文学活动的“塔尖”――《随想录》的创作作为第四阶段开始的，但笔者却认为创作《随想录》与翻译《往事与随想》不可割裂。
陆正伟在《〈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中说：“但此时，他（笔者按：指巴金）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频频袭来，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随想录》的写作，他不得不调整了创作计划，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往事与随想》，但他创作《随想录》的思想意义同翻译《往事与随想》是一致的，如果说《往事与随想》是上篇的话，那么此时巴老正在创作的《随想录》就是下篇了。
”从翻译《往事与随想》到创作《随想录》，在时间上虽然是交替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开始动笔写《随想录》后，巴金就停止了对《往事与随想》的研读和修改，并曾在1978年、1979年为《往事与随想》写了后记。
因此，笔者认为，将巴金文学道路的第四个阶段初始年代定在1978年，不是很妥当。
巴金本人也多次强调翻译《往事与随想》之于他晚年的意义，在《往事与随想》的后记中，他说：“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做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而在《随想录》的后记中，巴金也再次坦言：“《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副产品。
”众所周知，《随想录》是巴金对“文革”对“四人帮”的反思，是一本“现代忏悔录”（陈思和语），但更是一本呼唤人性，宣扬真爱的生命沉思录。
而事实上，在创作《随想录》之前，巴金已经在借助《往事与随想》来完成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小孩儿时候’再加上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优美的、最属于我们的部分，也几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的未来。
一个人一步不停地迅速朝前走去、不在中途停留、也不考虑什么的时候，他没有走到悬崖、也不曾摔伤脖子的时候，他总以为他的生活还在前面，他看不起过去，也不会重视现在。
然而在春天的花朵被经验摧残、夏日的炎红给经验冷却了的时候，在他懂得他的生活虽然还在继续、其实已经完结的时候，那么他对那些欢乐的、温暖的、美好的童年回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第55页） 这段优美的文字语出赫尔岑，却译自巴金。
如果用美、爱与自由三个词来形容诗人徐志摩的信仰，那么毫无疑问，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所要表达的青春、理想、热情，正是巴金一生的写照。
“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的”，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浪漫，没有理想，缺乏热情的年轻人，愧对他的青春。
这应该就是巴金的心声。
巴金的《随想录》写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而翻译《往事与随想》则是起于1974年，这还正是“四人帮”肆虐的时期，巴金借翻译《往事与随想》抒发心中苦闷，也是实现青年时理想的心情表露。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巴金在翻译这段文字时的心情，但“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正是巴金晚年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良心”的缘由。
在《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第128页，巴金译道：“这种对苦难的贵族派头在他身上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可是他也很会爱别人，也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
”这算得上《随想录》中“把心交给读者”的雏形；而书题《随想录》也源自巴金与臧仲伦有关《往事与随想》的讨论。
不夸张地讲，没有《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就没有《随想录》的诞生，而当《随想录》已经被国内大多读者耳熟能详的时候，《往事与随想》的寂寞显然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