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塑造
【摘 要】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下，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诞生的。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注定会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历经艰难探索，逐步实现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独特政党文化。文章将从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作风和政党形象三个维度来探析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塑造。
着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即“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而政党文化又是党的灵魂，先进政党文化的塑造是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成分是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本人又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展开研究，明确毛泽东在中共政党文化塑造中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在1679年的英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在议会中正式诞生了，信奉保守主义的托利党和信奉自由主义的辉格党的出现开启了近现代政党政治滥觞。“政党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一定文化传统的烙印，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属的文化风格”。自政党诞生以来，人们就从来没停止过对政党文化现象的关注。
中国最早对政党文化进行定义的是王沪宁教授，王沪宁于1989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的建设》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政治文化包括人们对政治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思想、原则等各个层面。政党文化大致相同，它包括人们对政党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理想和原则择取。”他在批判和继承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基础上对政党文化进行了定义。
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特点，以组织文化理论为基础，借鉴赵理富教授所界定的政党文化概念，将政党文化的内涵阐释为：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可的意识形态、政党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党形象。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文化可被视为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缘的不定型整体，从外而内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而心态文化层又可以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这种对文化的层次划分，为文化的结构分析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本文中，笔者将政党文化定义为一种组织文化，作为一个组织或集团的文化，它就必然会有自身特殊的结构。本文借鉴文化形态学对文化所做的层次划分，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划分为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作风和政党形象三个层次，并从这三个维度探析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塑造。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基因和灵魂，而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下，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诞生的。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注定会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历经艰难探索，逐步实现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独特政党文化。
政党意识形态处于政党文化的核心层次，是政党的一面旗帜，也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典型特征。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政党也将意识形态视为自己的精神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急需从工人阶级那里找到自己的物质力量，而工人阶级同时也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指导自己运动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两股物质与精神力量的聚合，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而20世纪的中国却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就必须使它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艰苦斗争中逐步实现的，并最终凝结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毛泽东要求全党必须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一篇光辉文献。针对当时红军第四军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他严肃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如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这个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乘虚而入。因此，他主张要肃清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去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所赋予的重担。
毛泽东始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指出，革命斗争是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就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配合当时的民族抗战，毛泽东强调：“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汇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他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围绕党的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主张，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生产建设上来，针对这一中心任务的转移，毛泽东明确指出：“文化教育方面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要结合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一同去做，不能孤立地开展。
毛泽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他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他都一贯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这便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注入的宝贵基因。
政党作风即政党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或行为。它是政党意识形态的外化，处在政党文化结构的外层，是一种“做”的文化。同时，政党作风也是区别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的重要根据。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三大作风”就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三大作风”，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首次提出的，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此后，人们便将毛泽东的这段论述简称为“党的三大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毛泽东历来倡导并坚持的重要作风。在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党内还没有形成融合性的政党文化，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冲突和路线分歧。突出表现在党的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尽管在遵义会议中得到遏制，但在党内仍然还有很大的市场。这明显冲淡了中共政党文化的统一性，也严重消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性。面对复杂的矛盾，毛泽东在1941年5月19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他尖锐地批评那种“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他主张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生动体现，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风理论的杰出贡献。在党的创立初期，毛泽东就带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考察，写出了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著作，他为中国共产党塑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树立了典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为了让党的政策能够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他要求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要站在民众之中，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上。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和组织坚强的锐利武器，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塑造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早在1928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果断提出了用批评的方法加以纠正。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遵循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对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让每位参与者都经历了一场庄严的精神洗礼，并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融入到了中共政党文化之中。
政党作风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改进和塑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塑造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政党文化的功能发挥不仅仅局限于政党内部，它还会不由得蔓延到党外，而对于党外人士来说，对政党形象的认知是他们了解一个政党的起点。政党形象是政党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它是政党意识形态的外化表现，是人们对政党的总体评价。换句话说，政党形象也就是政党文化留给人们的最直观印象。
政党领导人的风格会对一个政党的形象产生深远影响，对此，英国著名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就曾指出：“一个影响短期投票的因素便是政党领袖的个人特质和公共形象。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媒体的曝光会使领袖成为政党的形象标牌。”政党领袖对政党形象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通过提倡“三大作风”、强化“两个务必”、紧抓整党政风、推动廉政建设等措施，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群众拥戴的良好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长期的实践中树立了良好的政党形象。但是政党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不像石雕篆刻那样一朝成型即永久矗立。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情绪，以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不断滋长。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损害者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主张通过整党整风的行为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其中的道理他在1957年谈道：“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强党的威信。”“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毛泽东通过不断整党政风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 “三大作风”，并将它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始终强调共产党人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秉持服务人民宗旨、强化公仆意识，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对于怎样预防不良作风对党的腐化、侵蚀，毛泽东开出了这样的方子：“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不断地告诫全党要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亲民爱民、作风正派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对于执政党来说，良好的政党形象既能扩大执政合法性基础，又能极大地增进政党认同。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要求全党继续坚持“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通过整党整风的行为方式，不断克服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惩治党员干部中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清正廉洁、作风正派、亲民爱民的良好政党形象。
三、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历经艰难探索，逐步实现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这种结合是在不断的冲突、斗争中实现的。也正是在不断地冲突、斗争中，真理愈辩愈明，正确的意识、观念得到保留和积淀，错误的意识、观念则被摒弃和清理。也正是在这种冲突与斗争，积淀与涤荡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着他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政党行为作风和政党形象的塑造，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独特政党文化。
参考文献。
[1] 李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王沪宁.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的建设[N].解放日报， 1989—5—24.
[3] 赵理富.政党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8]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潘华智（1989.09— ），男，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