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1913年10月18日，状元出身的南通大实业家张謇抵达北京，就任、两部总长，不久工商、农林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张謇即任农商总长，从而使他获得了推行自己改革思想和主张的机会，为近代中国经济制度建设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张謇出任农商总长之时，正值面临新转机和新困难之际。中华民国的成立，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号召全国振兴实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均应“和衷共济，丕兴实业”。[①]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后，接过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振兴实业口号，表示：“民囯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②]各界也普遍认为，民囯成立专制政体消除，给实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犹如工商和科技界人士所组成的中华民囯建设会所言：“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③]他们纷纷建立农、工、商等各种经济团体，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切使民国初年出现了一股波及全国上下的振兴实业潮流，正如时人所言：“环视吾囯，谋祛贫弱之病，佥曰振兴实业”，“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④]振兴实业潮流的出现，并不就等于实业的振兴，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制度和社会条件，才能使之产生实际成果。民囯初年，在振兴实业潮流形成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少有碍于经济发展的问题。由于民囯初建，政局未稳，加之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战事的影响，经济制度未及系统改革，国民经济尚待恢复，严重萎缩，政府濒临崩溃，使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对此，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迫切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解除这些困难，尤其要求改革经济制度和政策。在1912年11月工商部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上，出席会议的150多位工商界代表，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议案。这些议案建议政府：从速修订规，“俾固有之工商可逐渐改良，而后来之工商自能及时兴起”，否则“工商必日就衰，永无振兴之一日”；改变以往不合理的垄断政策，设厂“务使全国一体，毋相倾轧”，“毋分畛域”；改良以前的税则，裁撤厘金常关，否則“工商业决无发达之希望”；要实行重点产业政策，尤其是“纺织、制鉄、采矿三者，均宜用积极的保护政策”，对茶、丝、棉、鉄、土布等业，减免其原料进口税和产品出口税，对规模巨大的棉纺织厂、茶叶公司、丝业公司和制鉄厂，给予资本援助、补贴和利润保息待遇，等等。[⑤]1912年12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之后，也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制订经济法规，改革经济制度的建议。他们指出以往中国商人缺乏商法保护的危害说：外国人经营商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皆有保护，所以在国内不受别种社会的侵害，在国外也不受他囯人的欺负，一举一动是极自由的。我国商人，事事却与他们相反，也没有保护的法律，商业衰败一日不如一日”，所以“商业没有法律保护是万不能发达的”。[⑥]又指出制定商法，改变商业习惯的必要性说：“我们今日要商务发达，学人家的新法，先要把我们旧来的商业上许多障碍除去，才能够的。除去这许多障碍，必由国家制定一种商法，教商人遵守。若商人并不知道有这种商法，仍然照着从前的恶习惯做的去，恐怕外国的新法子，拿到中国来，还是行不得。”[⑦]。
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制度，功不可没；“二次革命”捍卫共和制度，无可非议，但是暴力革命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工商界急切盼望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政局，恢复经济秩序。金融停滞和财政拮据是民囯初年面临的最大经济困难。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已经因为橡皮股票风潮而发生过一次。刚稍有缓和，又遇到辛亥革命，使传统票号于此灭迹，钱庄再次大规模倒闭。作为新式金融机构的，则面临着挤兑的压力，如上海的信成、四明、浙江三大商办银行，因支撑不住挤兑风潮而宣告停兑。[⑧]到张謇出任农商总长时，尙未恢复元气。政府财政，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政府，都依靠借债度日，维持军费开支尚不足应付，根本没有能力投资于经济建设。张謇就是在这样生机与危机共存的时代背景下，抱着慎重而负责的态度出任农商总长的，并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脈搏，努力去开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张謇作为关注世事的知识分子实业家，既看到了民国成立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希望“现政改共和，决不致如前腐败，置身者，对于实业当竭力补助维持，辅育长成而后采取，万不可再加摧残也”，“一切实业、之障碍，渐可解除”；[⑨]也看到了发展经济对巩固民国政权的重要性，认为“今社会凋敝已极，第一须恢复元气，恢复之道，舍振兴实业其道无由”，“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⑩]更看到了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毫不隐讳地指出：“民国肇新，破坏之业已终，建设之事方始，然而环顾全省（指江苏省），金融停滞，生计凋残，失业之人骈踵待命，加以军政财政错杂纠纷，稍一举歩，天荊地棘，此诚艰难困危之秋也。”[11]因此，张謇深知于此时出任主管全国农工商各业的农商总长责任重大，举歩艰难，前途难卜，他自己表述出任农商总长时的心态说：“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尽到几分，能収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所可以告国人者，惟矢此勤勤恳恳之心，与国务院诸君，交成职责而已。”[12]这朴实无华的寥寥数语，表明了张謇将在农商总长的任上，本着实事求是、勤勤恳恳、尽责尽力的精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竭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张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张謇一上任就提出了针对国家和社会经济狀况的施政纲领。他首先指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和应对原则：“民囯肇建，内乱外患，稠叠洊至，借款累累，债权四压。权政府度支之数，用之于军政之消耗犹恐不足，然亦当以十之四、十之三谋生计之扩张。权人民漏卮之数，则增加熟货之输出犹病未能，然亦当就千之八、百之一求输入之低减。”主张压缩军政开支，增加经济建设投资，开拓出口贸易，从而逐步发展生产，减少外贸逆差，增加财政收入，稳固民国政权。接着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实业活动的体验，在以往产生的改革经济制度设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如下一系列的具体办法：第一、加速制定经济法规。张謇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结合考察日本、欧美等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确认建立健全的经济法制是发展工商业的首要前提，以往中国实业所以难以振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齐备经济法制。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说：“二十年来，所见诸企业之失败，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将败之际，无法以纠正之，既败之后，又无法以制裁之，则一蹶而不可复起。或虽有法而不完不备，支配者及被支配者，皆等之于具文。前仆后继，累累柤望，而实业于是大隳。”不仅伤害了“人民之企业心”，而且损失了大量宝贵的资本。因此，“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使人民丧失投资实业的信心。更为可忧的是，今后随着振兴实业潮流的兴起，“中外合资营业之事，必日益增多”，如我国没有相应的法律这些问题，将有无可以对的危险。所以，“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第二、革新和稳定金融市场。张謇认为缺乏现代金融市场，国家之金融基础未立，是振兴实业所面临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早在1906年时，他就提出要改变以钱庄、票号为主体的传统金融市场，建立和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市场。出任农商总长以后，他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更为完善的改革金融制度的方案：“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而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事业，索索无生气，重以倒闭频仍，信用坠地。于是一国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由此造成金融停滞，银根短绌，利率上涨，企业无门，集资无路。因此，“为今之计，惟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攺定币制，增加通货。”[13]通过完善国家金融体系、维护民间金融市场、改革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三管齐下，缓解金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