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
北京历来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因此大家都应该伸手探一下自己的米桶，看看还能煮上几碗饭。
——潘军。
当这句话与我的眼对上时，我眼中的潮湿马上就想迈出眼眶到脸上行走。
是的，北京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可我三年前不知道，我以为在京城我随便流几滴泪，就会传染给京城的千万人民。到了北京之后我才发现流泪的只有我一人，并且是伤心地流。三年来我的手始终在怀中摸索，就是掏不出一粒米，可我还是不肯罢手。
我到北京来是圆我的文学梦的，就是想煮几碗饭给大家吃。三年前，确切的日子是1997年9月7日。那日凌晨六点太阳刚刚升起便进入了云层。这很像我的心情。我就是这时登上长途汽车的。真正踏上这条路，我没有了前几日的豪情壮志，对母亲的思念、不舍之情填满了我的胸膛。因为年迈多病的母亲只有我一个亲人了，很难想像如果每周日老人家见不到儿子会是怎样的伤心。可我不走出这个我生活了八年的第二故乡耳城还有没有出路？我的梦想还能实现吗？当汽车驶出耳城时，我几乎让司机停下车来，因为就在那一刻我脑海中出现了母亲听着我的信，老泪纵横的样子。我去北京没有给娘商量，一是怕娘不同意，二是怕见娘流泪的面容。昨天，在耳城给不识字的母亲寄去了一封信，告诉了这个消息。嵌在我眼中多时的泪水这时流了下来。
我合上《坦白》——潘军访谈录这本书。走出了雕刻时光咖啡屋。雕刻时光咖啡屋在北大旁边的一条小巷中。它与别的咖啡屋的区别在于里面有很多书供人翻阅。我第一次走进它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我喜欢雕刻这两个字。特别是再和时光联系在一起。我现在可以随便在这里看书，费用是我每周两晚的诗歌朗诵。
我现在是去北大的电话亭。给我娘去电话，三年来每周日我都要给娘打电话。开始时我十二点打去，母亲吃了早饭就到村支书家去等，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后来就改为九点打。九月的北京依然炎热。将近九点的太阳已经高高挂起，开始蒸腾无泪的大地。但它蒸不去我的悲伤。我每次打电话心情很沉重。记得我刚到北京的第一个周日，电话那头的母亲在别人家竟哭了起来。对我的不辞而别，没有责备，没有质问，有的只是对我的担心，现在住在哪里？吃的怎样？带棉衣了没有？还说她很好！不要我挂念她……春节我回到家才知道，娘收到我的信大病了一场，冠心病都犯了。接我的电话之前还在床上躺着。当邻居给我讲时，我悔恨地想，我差一点儿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
这次娘又提到我最头疼而她最关心的问题，小，你找着媳妇了吗？没有，娘，你别急。你娘能不急吗？你都28了，咱们村的信达和你一样大，他的孩子都上学了。你娶了媳妇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娘说着说着没有了声音，我知道她又哭了起来。
坐在未名湖边，我的心情糟透了。我知道我的痛苦主要来自对“任务”一词的敏感。因为我爹在查出病之后拉住我的手满含热泪地对我说，你爹没完成任务。从此我就憎恨任务这个词了。
爹查出病是在耳城。在四年前。其实那次本不是给爹查病。是治疗娘的冠心病。
我的手被娘手掌上的老茧硌得很疼。我低头看了一看娘的手。她的手背像老树皮，有些纹路已张开了口子，在口子低层是血丝。它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好像她握得不紧，我们就要分离。因为就在昨天十几个小时之前，她已经经历了一次生死离别。
紫色的脸带动着花白的发在漆黑的夜中甩来甩去，她侧着身子拼命地呕吐着，其实她什么也没吐出，只是她觉得有东西堵在胸口，地板车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上飞奔。飘荡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串让我每次想起都伤心欲绝的话语，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黄海儿了，黄海就是我。
当爹在乡镇医院向我叙述昨晚的抢救过程时，我和娘一直流泪。当我问爹病发前有无别的病兆时，有，三四天前就觉得胸闷。爹说。为什么不去检查？我说去，你娘不去，爹急急地说。在我当时看来，分明是推卸责任。她说不去就不去啊！我的眼瞪得像牛眼，责备之意与话语相伴而至。娘接过去说，是我不去的。今天看来不能怪爹，农村人的命贱，哪个不是实在扛不过去了才去医院。可那时不知怎么对爹有点反感。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开始的。
汗水已出现在娘的手和我的手之间。我们这是去耳城给娘治病。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爹在小车上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我更难以接受。车驶入了镇政府所在地，刚好赶上那天集市，肠道般的街上装满了人，小车只能爬行，还没人走得快。这集市离我们家只有3公里，熟人很多。爹让小刘摇下车窗，我以为他要吐痰呢，谁知他把右手伸出了车窗，不停地挥动，这很容易想起领导视察，但爹喊出的不是，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而是，老王赶集啦，老李赶集啦！
我看到了小刘的嘴角往后拉了拉。我有点气愤了。我们是给娘去医院看病你神气什么？又不是游山玩水。爹，你把窗子摇下来小刘冷，确实十一月的冷风大块大块地挤到车中取暖。车窗是摇了上来，爹的脸上马上结了霜。
今天我再回忆这件事时，忽然想这是不是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露脸？我惊恐地翻箱倒柜搜查起来。我想如果是唯一的一次，我的罪孽会更深重。搜查的结果是，还有一次：是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那天的爹是高兴的，满面红光的。他请了很多人，包括村领导。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从不喝酒的爹喝了很多酒，都向他祝贺，说着同样的话，老黄，你有福气，生了个好儿子。每听到一次爹的脸就开一次花，到最后脸开花了，根却烂了。饮酒过度胃穿孔了。
到现在我还在想一个问题，都说老黄有福气养了一个大学生儿子，他真的有福吗？
爹娘不懈努力，终于在他们三十几岁把我造了出来。我不过是他们性交的偶然产物。但他们却为我付出了巨大代价。
那个中午我不会忘记。放了暑假我急匆匆地赶往砖窑厂，去看望半年没见面的爹。走出家门不久我身上的衣服就湿透了。路上的尘土在车轮下冒出股股白烟。蝉忍受不住烈日的蒸腾声嘶力竭地叫着。我用力蹬了一下自行车，抬头看了一眼天，骂了一句，狗日的太阳！
爹穿着大裤衩在烈日的蒸烤下站在我面前。手上、脚上全是泥。爹正在脱砖坯子。“放假了，”爹的语气里流露出高兴。汗水在他的脸上流淌，灌满了沟壑流向了脖子。全身呈紫色。稀疏花白的头发抵抗不了高温有气无力地贴在头上。爹洗了一下手用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汗，用手指了指垛起的砖坯墙说，我已经脱了8万多了。比别的年轻人少不了多少。我看了看四周干这种活的人，都是30岁以下的，爹明显比别人大很多。我含着泪水又看了一眼爹，见他腿上的血管根根突出，像手指一样粗，呈青色。有一些在腿上起了疙瘩。像一条虫。我忽然觉得那就是我，在吸爹的血。我含着泪说，你别干这活了，爹。他看出了我的伤心。安慰我说没事，我不累。我不干这我能干什么？傻力气我还有得是。
每脱四块坯子，就要把泥装在模子里，弯腰端起重30斤，装有四块砖坯子的模子，走七八米，再弯腰放在地上。提起空模子。下午我帮爹把洇好的土脱完。我干了一下午，第二天腰疼的直不起来了，脸上的皮掉了一层。爹每天脱2000个。也就是说每天弯1000次腰，端着30斤重的泥走3000多米。
正当别人盖房子，置办家业时，爹娘的血汗钱通过邮局流向了城中读书的我。
一阵微风吹乱了我的长发，更加清澈的未名湖水同时起了皱纹。
"你找媳妇了吗？"娘的话又在我耳旁响起。我至今没有老婆，对于我自己，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我现在是飘在北京，我自己经常处于半温饱状态。怎么找一个人和我一起受罪。对于娘，一方面我找不到媳妇是她没完成任务，另一方面28岁还孤身一人，日子怎么过？她可怜自己的儿子。我有时想干脆随便找一个人得了，不是为我而是为我年迈的老母亲。可谁会嫁给一个我这样的人？
四年前一个叫洪炉雪的女孩差一点了却了我娘的心事。我们斜刺里走向对方。在交叉点前她折了回去。我们又成了两条平行线。
四月的耳城，湖水春心摇动，哗，哗地好像在叫春。嫩绿的柳叶仿佛在风中卖 弄着风情。在柳荫下，湖水旁。我喜欢的作家余华正在讲《强劲的想像产生事实》。我当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因为我的提前到来我占据了第一排居中的位置。当余华向简易的讲台走来时，席地而坐的文学青年弄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的心伴着掌声狂跳不已。我知道这种心跳一半是为余华，另一半是为我身后的女孩。她的一双眼睛在此之前深深吸引了我。当大家都在记录时，我发现我竟没带记录本。我慌乱地从衣兜中搜出一张纸，是我们厂的信签纸。已经密密麻麻填满了我的字迹。我用反面记了起来。我以为余华要讲自己如何走向文坛，写作体会。他讲起了蒙田，讲起了刚才提到的题目。我的兴趣也渐渐冷了下来。因为我对这个命题持怀疑态度。看看我的记录你就会明白。我在那张纸的反面写道：强劲的想像产生事实？接下去一行字是大大的：我拼命想后面的美眼女孩会做我老婆。？？？当我写下我情愿死在这双清澈的明眸中时，响起了一阵掌声。我也握着笔追赶别人的掌声。忽然一阵风来到我的身边，卷起我膝盖上的纸，晃晃悠悠从我肩上向后飘去，我停止了鼓掌努力去抓。她走到美眼女孩的脸上，止住了脚步。我转身回头，看到她揭下那张纸，我还看到了白皙的脸红了，她看了我一眼，垂下眼睑。捏着纸的手往前送了一下，我伸出手去接，就在我快摸到纸时，突然改变了主意。我缩回了手。并低声说，还是送给你吧。
此后的一周我陷入了疯狂。我疯狂地想那女孩，想她的眼睛，想她那白皙的面容。我挤出时间钻入耳城的大街小巷，期望与她不期而遇。我痛恨自己的懦弱，为什么不去问一问她的一些情况。
在一周后的下午，我眼前突然变得灿烂起来。她，洪炉雪，用那我愿长眠其中的美丽眼睛寻找我来了。
我下了班无精打采地跟着人流向厂门口涌去。在大门口我们互相发现了对方。我走上前去，说了一句，你好！之后，我们就像老朋友了。
她说是那张纸让她来找我的。证明我的小说给了她理由，因为她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故事。纸最上端红色的字体给了她线索。
此后我们驶入了爱情的高速公路。因为我们都热爱文学，我们都爱幻想，我们都爱着我们的父母，我们没理由不一帆风顺。不知不觉一年半过去了。我们谈起了婚嫁。现在想我们的恋爱像天空中的云，她没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在经济领域中实现软着陆。云只能在空中飘。她一着地就化为乌有。
我看了一下表。11点30，到吃饭时间了。下午还要去听讲座。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周国平讲尼采的一个讲座。人肯定少不了。要早去占地方。
我起身习惯性地拍了拍屁股向北大的学生食堂走去。
来北京这三年，我听了很多讲座。这也是我到北京的主要原因。我是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作家必须学者化，泥腿子文学不足取这样的观点后，生出了来北京的念头。因为我原来是学理科的，我急需提高我的文学素养，以免沦为泥腿子作家。不几日我下了岗，我认为这是机缘。是我成为作家的机缘。带着雄心壮志来到了皇城根。
这三年我听完了北大的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听了很多讲座，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我反而不敢写东西了。因为我知道小说是艺术，艺术不能随便糟蹋。不像在耳城，经常写经常投稿。我现在是很少写，写了自己不满意就撕掉。我前一段写了一篇少年成长的小说，写了8万字了，我读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后，觉得我写的什么都不是。我把它们变成了纸屑。快到食堂时，我看到一位老者背一只盛过化肥的袋子，正卑恭地对一位学生说："你的可乐喝完了吗？喝完了，把瓶子给我行吗。"。
我们到耳城的那天下午，我们厂办的主任代表厂里到医院看望我娘。我给他们介绍这是我们厂办公室的张主任。我爹先是一愣，当主任把手伸向他时，他酱紫色的双手握住了老张那只肥腻的手，并且腰也弯了下来，脸上堆起了谄笑。而后大声指派我，快给主任倒水。还给老张说，自家孩子，有什么不对的打骂都行。
主任走后，我爹问主任是什么级别？我没好气地说是县级。他还自言自语，我以前见过的最大的官是镇长。
爹的表现令我很失望。张主任在我隔壁办公。我是办公室的办事员，主要负责文字材料。他这种人我一向不齿。没什么本事，靠酒量和溜须拍马走到了这个位置。我爹竟然这样。
听讲座的人，在离讲座开始的时间还有一小时，便塞满了大礼堂。淹没其中的我，面对着周国平，再次想起高山仰止这个词。
晚饭我吃得很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随便进入一个教室或图书馆，继续我的学徒生活。我的导师是福可纳、卡夫卡等一些世界级的人物。因为我忽然想起我有一篇专访文章要写，明天一位肥头大耳的企业家在等待我的赞美。我现在必须说一说我在北京的状况。我的谋生手段是帮一家杂志社拉广告。我一向对这种工作所不齿。因为我所做的是违心地说一些好听的，写一些好看的，让那些拿国家的钱不当一回事的领导高兴，然后施舍点给杂志社，我从中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我称之为良家女子卖笑。这种工作还是我来北京一月后才找到的。北京的招聘启事最后一条都豁然写着限北京户口。
有人做得很好，我不行。一是我的积极性不高，有吃的我就停下来。二是我的成功率很低，马屁不是谁都能拍好的。但我每月的必须支出是：吃的，住的（我在附近租的民房，房租200元），给母亲每月寄两百元。
勉强维系，是我的生存状态。
很多人说我很可怜。但我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我干着我喜欢的事。文学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其它方面的事在她面前成为了一碟小菜。
夕阳亲吻树稍时，变得又红又大。她在为人们呈现最后的美丽。
我沿着未名湖朝北大的北门走着。一位老人手提月饼与我擦肩而过。我才意识到中秋节快来到了。电话中娘还说，这月不用寄钱了，她花不着。让我存起来。不寄怎么行？每月的五号给娘寄钱是我必做的事情。三年来我从没间断过。除去孝敬母亲，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不让娘担心我。
我昨天清点了我的钱财。我还有不到一百元。看来我又得拿出我的看家本领，弄点钱了。
我的看家本事就是卖血。每逢弹尽粮绝，接不上时，我就得使用一次。这种本事是我爹传给我的。我上大学的供给有些就是我爹的卖血钱。
在四年前的一个阴沉沉的上午我和我爹完成了新老交替。
娘到耳城的第一天就住上了院。住院的押金是我找几个同学借的。由于我们厂的效益差，我没什么积蓄。除去押金之外还需要钱。我开始为钱痛苦。记得当时想如果我是女的我会去卖淫。所以，到现在我还对那些为家人而出卖肉体的人表现出由衷的敬佩。第二天，我到单位请了假就急忙赶到了供血室。当我挽起袖子进供血室时，我看到了我爹。他右手压着左臂上黄色的药棉签，左边空荡荡的袄袖甩来甩去。
我突然发现我爹老了很多。个子也小了，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褶。
我的眼睛湿润了。让六十几岁的父亲卖血，我觉得我太无用了。但在这一刻之前我还有点怨恨他。
昨天晚上我们安排好母亲。回到我的住处。一间逼仄的小屋。不久我的女友炉雪来了。
她是找我商量星期日一起回我们家看看的。我多次说起结婚以后，我要把我的父母接到城里来。因为他们就我一个孩子，她很赞成。这让我很感动。她曾说世上有几个人如父母一般爱我们？一个不对父母好的人我怎能奢望他对我好。这是理论中的洪炉雪，她一下被现实击垮了。当她说伯父你好时，我爹激动地说，我好我好。我爹问起女孩的家庭，工作。这些其实我早告诉了他。洪一一作答。我看到洪的细眉不一会就轻轻地蹙一下。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发现。爹是边讲话边抽劣质烟，不一会就咳嗽几下，然后就用力朝地板上吐一口痰，吐了之后，就用他那笨重的棉鞋踩住痰搓两搓。洪的母亲是位医生。她是位很爱干净的女孩，近乎洁癖。因为卫生问题我们俩发生过很多争执。洪炉雪在我爹的咳声中走出了我们的爱巢。从此再没踏进。
我问爹是不是感冒了，爹说没事是吸烟吸的。他一年四季咳。
我记得当时没好气地说，咳，就少抽点！
我爹看到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说，血在身上不卖还不是浪费了。
后来我看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泪水经常在我腮帮子上奔跑。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走进我的小屋。这间小屋在一家院落的大门旁。我不知道它有几平米，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200元的房租在北京还苛求什么。我已很满意了。我打开台灯，拿出资料铺好纸。刚写下商海中的惊叹号这一题目，停电了。这在我居住的三年中还是第一次。
我躺在床上等待光明的再次到来。
四年前的一个停电之夜不请自来。那一夜是我的悔恨之夜。在那个夜晚我与我爹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争吵。
在写这次争吵之前，我必须交代白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们厂开扭亏为盈振兴会。请了省里的专家、学者及市里的领导。我们办公室负责会务。我是主力。因为我年轻，干什么事都叫我去。尽管这样我还是向主任请了半小时的假。
我爹昨天回家了。把整个家拜托给邻居照料他不放心，要回去看看。他从车站找不到家，我必须去车站接他。
十点钟我准时出现在车站。一手抓着自行车车把，一手摁着车座。从出站口望进去。
一会儿，我爹来了。他肩上扛着一麻袋东西晃晃悠悠向我走来。忽然一个趔趄他差一点歪倒，他放手把麻袋扔在地上。而后他抓住麻袋口大口喘着粗气。我远远的看着他像是在吐着股股白烟。
他猛一低头又扛起了麻袋。踉踉跄跄，最后几步是双手拉死猪般硬拖出出站口的。
我把它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时，感觉足足有150斤。
爹走在我旁边说出了他的宏伟计划。前几天他从影剧院旁经过，见炒过的花生卖2元钱一斤。
一斤赚一块多钱。再说我在这儿，也帮不上你什么忙，闲着没事做反而不舒服。
爹见我不说话，又自言自语起来。
真是老了。扛这一点东西就觉得费力，我年轻时和别人打赌，二百斤的麻袋我扛着走了三里地，也不觉得累。今天这一点从家到镇上的五里地，我走了差不多两小时。走走歇歇，歇歇走走。
我把香喷喷的花生抱进屋里。对爹说，爹你不要去买花生了。娘的病也快出院了，花不了多少钱了。再说我还有钱，我们厂昨天发奖金了。
这花生已经炒好，不卖怎么办？我炒得很好，是用沙子炒的，不老也不嫩，火候刚好。你尝尝。
爹，你中午、晚上自己吃饭。我开会回不来。馒头、菜都买好了。你要不愿意做就到食堂去打。这是抽屉的钥匙。饭票在里面。
我爹接钥匙时小声说，我还是准备去卖，挣点是点。反正都炒好了。
爹瞪大眼睛看着我，过了一瞬间。说，好，好，爹不去了。
极力反对爹去卖花生的另一原因是洪炉雪的工作单位就在影剧院旁边。
我回到厂，会还在开。张主任递给我一封信。是洪炉雪的。不看我也知道内容。我早有预感。这是那天她在我父亲的咳嗽声中消失后，第一次与我联系。信瓤是风吹到她脸上的那张纸。
只是在我的问号下打了一个叉。我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
一个人无论如何说不怕蹦极，但到底怕不怕只有站在蹦极的跳台上系好了带子，往下跳的一刹那才心里清楚。
晚上又大吃了一通。不管真的是否能扭亏为盈，饭总是要吃，酒总是要喝。我喝了不少酒，但没有醉。这不能成为我与爹吵架的理由。
我回到家已过了十点钟。爹不在，装花生的麻袋也不见了。我骑车向影剧院奔去。十一月份的十点多钟。街上的行人已经稀少。我没戴手套的手被风刺得隐隐作疼。我不时地把一只手轮流放到口袋内取暖。远远望去颜体的耳城影剧院几个大字一红一黄不断闪烁，像妓女一样卖弄着风骚，招揽着客人。
我爹远远地闯进我的眼中。路灯下的爹搓着手，两只脚不停地跳着，像跳踢踏舞。我到了之后二话没说，抓起麻袋就往自行车上装。忽然发现轻了许多。仔细一看已经剩下半麻袋了。我爹上来阻拦我说，马上电影就要演完了，再卖点。说不准今天晚上就卖完了。
在路上，爹唠唠叨叨，他的花生最大，他给的分量又足，别人都喜欢买他的。今天晚上就数他卖得最多。我气呼呼地一言不发。我知道我现在如果说话肯定像吃了枪药一样。我的脑海中出现的东西很杂乱。主要的是我爹拖着大麻袋，费力地往前挪，邻居、同事、洪炉雪等周围一些人在指指点点且议论纷纷。
我把半袋子花生往墙角一扔，大声质问我爹，不是说好不去吗？别人会怎么说我？
爹边吸劣质烟，边用力地咳嗽。断断续续地说，我没觉得卖花生多丢人。既没偷也没抢，公平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口气很平静。
我知道你们厂的效益不太好，这几天也把你愁坏了。我看着心里急。你娘看病用钱，我没什么本事，能帮你点是一点。我知道你说不缺钱是宽我的心。隔壁的王师傅说你们厂上月才发一半的工资。
我不知是哪来的那么大气，大声喊，你答应我的，你说不去！
我本来不准备去了，上午我去医院看了你娘回来，准备去食堂打饭。打开抽屉拿饭票时，见了你的借账单，三千块，你什么时侯能挣三千块啊！我不愿意你背着账过……。
你看了我的日记本了（我的账是在日记本上）？就在此时停电了，我和我爹都被黑暗吞噬了。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日记！我的声音像点燃了的炸弹向四周飞溅。
什么？我没有资格看你的小本子，我是你爹！我养活了你二十几年。声音同样愤怒。
我只喘粗气，最后我说了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两字，无知。
无知两字从我的双唇射出去后，我向门出口冲去。我的头哐地一声撞在了门上。我摔门而出，我爹在黑暗的小屋中继续拼命地咳。
躺在办公室拼在一起的办公桌上。我摸着头上的疙瘩翻来覆去睡不着。不一会我就后悔了，我怎么可以这样说爹？爹的种种好处又出现在我眼前。
突然，来电了。台灯又复活了，吱吱地发出黄黄的光。我现在已没了心情写什么狗屁专访文章。用毛巾擦去脸上的泪水，关掉台灯重又躺在床上。争吵后第二天的情景又来到我面前。我早早起来，买了豆浆油条走进我的小屋。我差一点把豆浆扔掉。爹还没起床，在床下是一滩血，都结成血块。爹的嘴旁还挂着血丝。还不住地咳。
爹，我错了！我含着泪走到爹面前。
不说了不说了，爹边说边抬起干枯的手臂摇了摇。
爹，你今天去医院去看看吧。
不去，看不看一个样。
在我的反复劝说下爹勉强同意了。
爹太虚弱了，我帮爹穿了唯一的一次衣服。我看着爹檀香色的脚问道：爹，袜子呢？
突然我的泪水再次涌出，十一月这么冷的天，爹连一双袜子都没有。这二十几年我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
记得我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天。第一台彩电进驻了我们村支书家。我满怀豪情地对正在灶火坑烧水的娘说，我参加工作了也给你们买一台彩电。我娘用手臂擦了一下脸上的汗说，别说买彩电了，夏天你爹爱喝水，给我们买点煤，不用我大热天的下灶烧火，我就高兴得合不拢嘴了。
这点小小的愿望我没能满足我娘。我被分到一个半死不活的厂，养活我自己已非常困难。
我找了一双我的袜子，爹不穿。我说，检查时不穿袜子不行，爹才把脚伸给我。
我抓着爹的脚往袜子里塞。爹腿上的血管，再次呈现在我面前。还是像原来一样根根突出，疙瘩也变大了许多。我现在知道这是静脉曲张。我再一次想到我是爹腿上的虫，在吸爹的血。爹的脚指头冻得像发起的馒头，发着亮光。爹昨晚跳踢踏舞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的泪珠落在爹的脚面上。爹的鞋里面像铁一样硬一样滑。
检查的结果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肺癌晚期。
爹问我什么病，我强忍住泪水说，没大事，是感冒。
我的病，我知道。你骗不了我。在半年前我的胸就疼。我想庄稼人那有这么金贵。忍一忍就好了。这些天疼得越来越厉害。你娘住院花了不少钱，我怎么能再治病，让你担这么重的担子。
爹我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你不能再拖了。
爹去住院部看了看娘。是嘱咐了又嘱咐。
在回家的路上爹给我说了一些让我想起就撕心裂肺的话。
爹突然双手拉住我的手说，爹对不起你，爹没能为你娶上媳妇，爹没完成任务。你娘自从嫁给我以后没享一天福，你要好好照顾她。家里的牛，猪和驴都卖了差不多够三千元，你还账。
爹老泪纵横，在大街上边流泪边说。
爹你别走，你先回家。我去厂里请了假，就去看病。
我实际上是去借钱。我找遍了可以借钱的朋友。结果空手而归。我头晕目眩地回到家里。爹已经回老家了。半袋子花生依然趴在墙角。我给爹穿上的袜子也躺在了床上。
睡意渐渐地将我包围，一会儿我就成了他的俘虏。在梦中我又一次一丝不挂地满街跑着。好像是向着太阳的方向。
作者简介：
韩亮泽，1968年生，1989年毕业于山东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1992年辞职只身闯海南，从此走上了漂泊之路。1996年有些倦了。收住脚步，定居北京。现供职于北京某杂志社。本篇系小说处女作。
责任编辑 萧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