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规律的研究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由于女性接受教育年限增长、普遍工资率的增加、观念的变化等的原因，10年间劳动参与率的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从时间轴的角度来看，自1990年到2016年，我国全体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趋于稳定。
这主要是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加深的背景下，产业结构的改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以及例如受教育水平增加等女性个人因素造成的。
下载论文网 /3/view—13034652.htm 【关键词】女性 劳动参与率 市场化 受教育程度 一、引言 劳动力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参与率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适龄劳动力资源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人口规模的重要指标。
劳动参与率的大小受到很多宏观、微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体制、经济形式、对外开放程度、社会观念、家庭模式。
由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反映了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社会观念、劳动者歧视程度等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都受众多学者的关注。
李实在《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的实证分析》中讨论了由于经济生活中受到不公平对待农村女性的就业、收入的状况；姚先国在《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劳动参与决策分析》中基于1988年～2002年数据讨论了家庭原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且近些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宏观原因。
比如冯其云、朱彤的《贸易开放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旨在基于近年数据，从生命周期角度考察不同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特征，以及观察自1990年以来我国全体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二、从生命周期角度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 当今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就业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稳一字型”，女性一旦就业便可工作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一般很少出现剧烈的波动。
二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阶段性就业，主要有三种模式：两阶段模式，即“倒u型模式”、三阶段模式，即“M型模式”、第三种是最近十年中出现的工作和家庭“并联”的模式。
[1]图1统计了我国女性2005年和2015年的劳动参与率数据。
首先，在16～24岁年龄段中，2015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2005年数据。
自1999年的大学生扩招政策以及专科教育发展以来，大学生数量的日趋增多使得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流向了高校。
而经济水平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更多的家庭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多教育，也推动了这一现象的形成。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倡导、人们思想的转变，“重男轻女”的想法正在逐渐的消失，使得16岁左右的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教育机会。
其次，25～34岁年龄段的女性，2015年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2005年。
值得关注的是该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从16.5%下降到11.766%，相差4.736%，是整个16～65岁间差距最大的阶段。
一般认为，人的中年时期是其工资率的“黄金时期”，是前期人力资本的积累后回报最高的时段，且闲暇的价格会更加昂贵。
这主要源于这段时期是家庭中子女主要的成长时间段，而女性在家务劳动、家庭产品生产和子女的照料、教育上的付出普遍多于男性，因此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女性选择将原来的工作时间用于家庭。
相对于2005年，这源于经济的增长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夫妻双方共同的工资率产生了收入效应，就会出现一方（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中多为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参与家庭生产。
最后，女性没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或者学习，从而没有更多的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晋升。
[2]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由EPS DATA整理） 最后，60?q以上年龄段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提高。
从2005年到2015年，经过这十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实际工资是在增长的。
年轻一代的工资率上升会推动社平工资上升，从而增加了60岁以上年龄段人的工资率。
因此，闲暇更加昂贵，相比较2005年，2015年的老年女性也更加倾向于参加工作。
总的来说，2005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分布呈现出一种倒“U”型，而2015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分布呈现出一种“M”型。
因此，从生命个体的角度来看，受教育年限与受教育水平、价值观念的改变、婚姻生子状况、退休后工作生活状况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三、从时间轴角度分析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 （一）近年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FLFPR）自1990年呈递减趋势。
在21世纪初期，递减趋势较为明显，而在2009年之后趋于稳定，FLFPR在63%左右徘徊。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U”型的走势，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
从上图的数据看出，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2009年之前出现下滑之后，有稳定并且趋于缓慢回升的态势，完全符合“U”型的经验。
自1990年到2009年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迅猛下降的状态，在1990年—2000年的10年间下降了2.3%，在世界范围内是较为罕见的。
（二）1990～2009年FLFPR持续下降的分析 首先，经济政策的变动会引起劳动参与率的变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采取的“按劳分配”原则强调不参与劳动的人不可以参与分配；以及传统劳动体制“低工资水平尽可能多地解决就业问题”的特点；以及“女性就是半边天”的社会思想[3]，使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维持在高水平。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迅猛下降，完全符合这一规律。
主要原因在于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负向关系[4]。
市场化使得雇主有自主选择雇员的权利，也就给就业的性别歧视、性别工资差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女性劳动者在享受了劳动的自主权时，也要承担寻找工作的成本和失业带来的心理压力。
然而失业率的升高会降低劳动参与率（蔡?P），这也使得部分女性自主退出劳动力市场。
然后，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多年轻的女性并未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选择继续接受教育。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15～24岁女性劳动人口，1990年为79%，2010年为53%。
具体的原因已经在上文分析过，不再赘述。
（三）2010～2016年FLFPR保持稳定的分析 自2010年以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保持稳定，甚至在有的年份有所回升。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许多研究以及经验证明，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U”型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
根据“U”型假说理论，在贫困且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高，男性与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不相上下。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当该地区主要产业从农业转变为工业时，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由于从事工业而带来了更多的家庭收入，并且工业工作强度大，使得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接着服务业的发展为女性带来了更多适合她们的职业，并且在这一阶段家庭劳动的市场化将女性从家务中解放。
[5]中国1990年左右的FLFPR的高水平并不是上述原因，而是上文提到的特殊的经济政策。
在2010年～2016年保持稳定是由于我国工业是当前最主要的产业。
而这一阶段又建立在已经基本完备的工业基础上，加上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这一阶段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四）对未来FLFPR的预测 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随着我国经济得到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将会有所上升。
首先，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智力因素将比体力因素更加重要。
随着更多的女性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会逐渐提升。
现实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更多家政服务产生的同时，它的价格也在上涨。
女性是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是选择家庭劳动，她们要在这两个影响因素之间进行权衡。
最后，社会观念的改变也给予了女性更多选择的空间，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机械的“男女平等”观念，也不会将女性禁锢在家庭，而是给她们充分的自由。
四、政策建议 在现阶段下，提高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光有利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对整个社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积极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存在她们身上的人力资本存量发挥作用。
其次，面对老龄化的中国，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当下应该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其次，增加贸易的自由程度，由此更能增加国内市场的竞争，从而降低?诙?力歧视程度，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增强她们的就业信心因为，在不断竞争中，具有歧视性的雇主会被没有劳动歧视的雇主所超越。
[6] 其次就家庭劳动市场化，整个社会应该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而目前，集体办园不足使得公办幼儿园显得更加供给不足而自主定价的私立幼儿园价格高、服务质量饱受争议；而政府在这一方面与市场的分工不够明确，职责混乱模糊[7]。
加强法制建设，减少或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
在《劳动法》中，对禁止性别歧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很多学者认为，相关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周悦.《基于新家庭经济论的当代女性阶段性就业研究》南京理工大学. [2]金爱窗，金喜在.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甘肃社会科学（2012.01.058）：161—164. [3]李丽林.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参与率的测量、变化和意义.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6.03.005）：21—25. [4]彭青青，李宏彬，施新政，吴斌珍.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金融研究（2017.6）：33—49. [5]付光美.中国女性就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吉林大学.2017.5. [6]钱学锋，魏朝美.出口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95—109. [7]邱约翰.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考试周刊（2018年14期）：188. 作者简介：黄静（1997—），女，汉族，江苏淮安人，就读于华北电力大学，研究方向：劳动与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