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书记最怕举报什么 上访记
北 行 1975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和上访人员老徐等一行四人在成都的火车北站混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普通客车，踏上了希望渺茫的上访之路。
老徐，成都某厂科长，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查出系“漏划地主”，被开除回家务农；老张，广安人，供销社职工。
因写歪诗《饭碗兮归来》，用词晦涩，涉嫌对现实不满，被定为“现反”(即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自己说，京蓉去来，就像从堂屋门到灶房门那样便捷；刘老师，女，教师。
“文革”极盛时的一个下雨天，在办公室用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擦皮鞋，被判刑一年，丢了工作；我是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写大字报给党员领导提意见，一夜之间沦为“右派”，被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我们当时都没有固定收入，囊中羞涩。
不仅三十几元一张的车票买不起，就连车上三角钱一盒的盖浇饭也舍不得吃。
邻座的旅客吃饭时，我把头伸出窗外，去观赏那飞逝的田野、山川。
等旅客们吃完饭，张兄便忙活开了。
他把筷子、饭盒收集起来，一趟趟往餐车里送。
当一切收拾停当，他就像变魔术似的捧回四盒热气腾腾的饭菜。
“吃吧，免费供应。
”老张说，出门在外，没得钱不要“坤”起，只要嘴巴甜手脚勤快就饿不倒肚皮。
火车越秦岭，过宝鸡，列车员过来查票。
老张说： “我们是去北京上访的，没钱买票，等将来补发了工资，一定加倍寄给你们。
”列车员听后就把我们带到列车长那里：“这四个人是上访的，没买票。
车到石家庄，列车员来告诉我们：“前方劝阻站有公安上车查票，列车长叫你们下车，买短途票搭乌鲁木齐过来那趟车进京。
喧嚣的永定门车站广场 列车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已是正午，老张带我们从一豁口处绕出了车站。
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酷热难当。
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周身汗渍，异味扑鼻。
傍晚，我们决定露宿车站广场，并按老张的建议每人买了一张牛皮纸。
广场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数不下千人。
他们三五成群，各自为政，在广场四周倚围墙用塑料布搭起帐篷，埋锅煮饭，都在进行“长期抗战”。
这里的人，除少数是乞讨流浪者外，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
各行各业，不一而足，但自然形成圈子。
到了北京，凡四川人通称老乡，无比亲密。
四川“帮”聚集在广场东南角，散散落落，约百余人。
经老张介绍，我们认识了达县的梅连长(转业军人)，宜宾的谭老师(女)和安县的老郝等人。
谭老师30岁左右，蓄短发，着白衬衣，素雅大方，端庄清秀，酷似《青春之歌》里谢芳饰演的林道静。
谭老师和老何来京已久。
当时，谭老师和梅连长等正席地而坐，随意谈天。
在谈到那时北京的上访情况时，谭老师说：根据最近到各有关部门走访的情况看，仍不容乐观。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百折不挠，不管“文革”冤案还是历史旧案，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听到这一席话，我们信心大增。
北京的夜晚无露水也无蚊虫，晚风掠过，分外凉爽。
地铺牛皮纸，我们用挎包当枕头，仰望星空，带着万千思绪，很快进入梦中。
接侍员原来是棋迷 根据规定，各类历史旧案由各部、委归口接待，于是我们四人便各行其是，但晚上仍回广场会合。
我到水电部接待室时，那里还未上班，但门前已聚集了十多个上访者。
其中三个穿着军装的水电兵还在接待室外一间空屋里铺了地铺。
而一位来自辽宁的年轻姑娘(代父上访)则告诉我，这里的接待人员态度粗暴，几乎天天和上访人员吵架，嘱我小心。
当我诚惶诚恐递上申诉材料时，他看了不到一分钟便扔过来：“右派问题不接待。
趁早回去吧!在北京流窜对你没有好处。
”身在矮檐下，我只好忍气把材料拾起退出接待室。
全部上访者草草接待完了，朱接待嘴上叼着香烟，手里捧着茶缸，迈着方步，悠闲地从接待室走出来，见我正和建字部队一位上访者盘腿坐在地铺上下象棋，朱接待就走过来观“战”。
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然而这位朱接待却不同，不但动口，后来还索性蹲下动起手来。
他越俎代庖， “助战”我方。
几个回合下来，杀得对方七零八落。
朱接待得意极了。
少顷，他拍拍我的肩：“你进来。
” “你是什么成分?”我走进屋后他问道。
“贫民。
”我回答。
“在地方上有活干么?” “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力。
”我坦诚回答。
他听后颇无奈地对我说：“五七年反‘右’牵涉面广，光水电系统就有数千人，不要说我们，你找到钱正英(部长)她都不敢拍板。
回去等着吧，看今后有没有新政策。
” “冤枉啊，毛主席万岁！” 当时北京有两处专收上访人员信件的地方：枣林大院一号和国务院接待室。
凡写给毛泽东、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信均在枣林大院一号投送；写给周总理和各副总理的信则交国务院接待室。
枣林大院一号院坝里确有几株枝叶茂密的枣树。
一个上访人员问：“这些信毛主席能亲自看到吗?”一个解放军回答：“这些信我们统一交办公厅信访处。
首长能不能看到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放心吧，你们反映的问题会有人管的，不然我们天天收信干什么?” 国务院接待室有桌凳供上访人员写材料、休息，并备有饮水。
工作人员收完信后叫大家暂时不要离去，半个多钟头后，个别人被叫了进去，其他人则被通知可以走了。
我和老徐正欲离去，却见我们在广场认识的安县老郝正在接待室一个角落里用钢笔在一块水泥纸上划着什么，他周围站的几个人都是四川老乡。
老郝是教师，“文革”中被定为“坏分子”，来京已数月，主访“高法”。
此兄在大热天还穿着夹衣，脚上的布鞋大洞小孔，脚趾外露。
一日三餐全在饭馆里“捡盘子”，吃饱了就回“高法”接待室睡觉。
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他今天准备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他在水泥纸上划出了一个斗碗大的“冤”字，又用别针别在破夹衣背面，手中还拿着一张八开的毛泽东像。
猜测老郝可能遭遇不测，四川的老乡们都将随身携带的水和干粮倾囊相赠。
老郝吃饱喝足，精神抖擞，面无惧色，大步迈出接待室。
他手擎毛泽东像当街一跪，高呼：“冤枉啊!毛主席万岁!”“冤枉啊!毛主席万岁!……” 惊闻呼叫，来往行人霎时从四处涌来，将接待室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
不一会儿，两个解放军匆忙跑出来挤进人群，把老郝从地上拉起来，轻轻扶着两臂(手里有毛泽东像)往接待室里走去。
看着老郝远去的身影，我们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四川老乡们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事发当天下午，老郝即被送到市郊一所监狱里暂做杂役，待查案情。
三餐有吃，可自由活动。
不久，国务院办公厅专函致绵阳地区政法部门，内容是：实事求是迅速查清郝某问题，如属冤案，立即平反，妥善安置。
如此人再次来京肇事，当追究当事人责任，定予严惩云云。
此消息的可信度也许要“开平方”，打对折，但是否也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呢? 老汉深夜发“病”，“103”拍案而起 除了水电部，我也去统战部、公安部上访，甚至还准备去中南海贴大字报。
统战部每星期一、三、五各接待半天。
到统战部上访的多为“右派”，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党起义、留用人员。
此处一个慈眉善目负责接待的老工作人员说：大家千里迢迢来京，想来定有冤情。
但确是心有余力不足，爱莫能助。
他叫我们把申诉材料留下，登记后再转送有关部门。
河南的杨某也是水电系统的。
被划“右”派后，妻子和他离了婚，为了儿子今后的前途，儿子被妻子带走。
老母亲失去孙儿，儿子又遭不幸，绝望之下含恨自缢。
中南海那条街平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极为森严。
那里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照相。
老杨约我去中南海佯装贴大字报，目的是让他们抓到里面去，见了大官好告状。
老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的小儿子才满一岁，如果抓进去有个好歹，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不敢冒险。
十多天后再次碰到老杨，他说他真的独闯中南海了，可抓进去后经过盘问，给了他一张返回河南的火车票，派专人送上火车，直到火车出站。
不过老杨在下一站就下了车，重新返回了北京。
到公安部上访要先在窗口领取表格。
那里的老上访告诉我：劳教、劳改的“右派”理所当然能领到表格，但开除回家的一定要说有公安人员押送才能领到。
我如法炮制，顺利领到了表格。
表格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何时何地何事受何处理，要求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如果预约次日上午接谈，当晚就住公安部接待室(有专为上访人员设置的连间铺)。
我入住那晚约有数十人。
天气闷热，难以入睡，大家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聊天摆龙门阵，不时有公安人员入内巡视。
一个年逾七旬的山西籍老人，衣衫破旧，胡子拉碴，拄一根竹拐杖。
不知是因为燥热的天气还是环境因素，他突然将竹拐杖高高举起，一面用力猛打未睡人的“联间铺”，一面大声喊叫：“天啊，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世道啊!……”其叫喊，一声高过一声，令人们惊愕不已。
一男一女两个公安人员闻声前来制止，此翁反而越叫越凶。
公安人员见他年纪太大，瞪瞪眼无奈地离去。
第二天上午接待我的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看样子才从公安院校毕业不久，胸牌代号为“103”。
他简单问了几句，便伏案翻阅我呈上的申诉书，样子很认真。
看着看着，他猛然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就这点儿破事就弄了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真是荒唐至极!”少顷，他对我说：“现在是归口接待，你的问题按规定归水电部管，你再回水电部一趟，叫他们给公安部打个电话过来，他们不敢管我们管。
”水电部几个接待员不仅粗暴，而且油滑，他们能轻易打这个电话吗?显然徒劳。
不过，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但“103”凛凛正义之声却让我感动了良久良久。
再见了，北京！ 7月底，亚非拉国际跳水大赛将在陶然亭公园举行，公安人员在车站广场附近大规模清理外流人员，衣冠不整者首当其冲。
老张因军委接待室有几个军官请他代写上诉材料(有报酬)，决定暂不离京；梅连长、谭老师等转移至北京站(那里上访人员也很多)住宿，继续周旋；刘老师的上访虽一事无成，却找到一条生财之道：向北京市民讨要北京市搭伙证(极易要到)，然后在车站、旅馆等地找外地来京的出差人员换成全国粮票，最后寄回成都由其丈夫卖钱；我和老徐只好打道回川了。
为了不枉自到一趟北京，临分手前，我们相约游览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颐和园等北京名胜古迹。
7月30日深夜，我和老徐“鬼鬼祟祟”徘徊在永定门车站铁路边，准备悄悄爬上车，逃票回四川，不幸被一巡夜警察发现。
他把我俩带回值班室，在询问了一番后便叫我们等着。
三点多钟，一列从北京站开过来的普客徐徐进站，那位警察叫我们：“快走!快走!”他将我们送上一节车厢，又对列车上一名乘警低声嘀咕了几句后离去。
车轮飞转，日夜兼程向成都迸发。
归途上，我们不但一路顺风，在列车上还全程享受了免费供应的饭食。
谢谢了，人民警察! 再见了，北京! 附记：三年后，中央五部出台了关于改正“右派”的55号文件。
我于1979年获“改正通知书”，1980年1月恢复工作。
嗣后，老徐也获平反，恢复工作，补发了工资。
(责编 江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