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文集在线阅读 [周恩来、邓颖超为啥戴大红花照相]
这张照片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互相挽着胳膊站在一起，一个穿玄色衣裤，表情庄重，一个着雪白旗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犹为令人惊异的是，每人胸前还挂着一朵花，而从年龄上看，两人显然都已过了中年，为啥要戴花拍照呢?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曾找到那天目睹他们拍照的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贴身卫士韩福裕和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等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做银婚纪念。
1950年“八一”建军节刚过，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老人就画了一幅《梅花》的国画，派人送到西花厅。
当时住西花厅的孙维世看到这幅画上的题签是：“恩来、颖超同志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何香凝敬贺 一九五零年八月”。
她就问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我爸爸妈妈是哪一天结婚的?”何谦就告诉她：“是1925年的8月8日。
”孙维世一听惊喜地说：“何秘书，结婚二十五周年叫银婚，我们给他们做一次银婚纪念好不好?”何谦回答说：“好是好，可我们都还没听过什么叫银婚，更没见过什么银婚纪念，怎么搞法?”孙维世笑着说：“这个，我来导演，你们都听我的。
” 孙维吐出生于1921年，是孙炳文的女儿。
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孙炳文先后回国担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教官。
在周恩来领导下，孙炳文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连蒋介石也对他刮目相看。
当爸爸他们以打牌为掩护在屋里开会时，小维世常常是手拿布娃娃站在门外边，遇有不认识的生人走过来，她会毫不犹豫地把布娃娃从门口或窗口掷进屋内，还跺着脚嘟嚷着：“我不跟你好了，我就是不跟你好了。
”听到她的报警，屋内会很快传出“哗啦”、“哗啦”的洗牌声；父亲外出时，或把她抱在怀中，或把她扛在肩上，让她在上边朝后看。
她一看到有坏人跟踪，就会在爸爸耳边悄悄说：“爸爸，后边有狗。
”孙炳文就可以不动声色地甩掉特务。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
这时的孙炳文正奉党中央命令，由广州乘船经上海前往汉口。
那时还没有广播、电视新闻，蒋介石叛变的消息，船上人一点也不知道。
船一到上海还没靠岸，孙炳文就被后来当了汉奸的褚民谊指认出来。
得悉孙炳文被捕，蒋介石如获至宝，密令立即将他腰斩于龙华特务处，当时孙维世才只有6岁。
打那以后，她都是跟着妈妈任锐在上海东躲西藏，历经千辛万苦。
15岁时她进入上海进步文艺界，既为了隐藏身份又为了求生存。
在这里，她也认识了当时在上海文艺界很出风头的江青，从而知道一些江青的底细，为后来“文革”期间遭到迫害种下了祸根。
1937年底，16岁的孙维世与大哥孙宁世(后改名孙泱，“文革”中也被江青迫害致死)一起前往武汉，找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军打鬼子。
结果哥哥被留下，她因年岁小被拒之门外。
倔犟的孙维世不顾寒风凛冽，站在办事处门外哭着不肯离去。
刚好被外出归来的周恩来见到，一问，才知道她是自己的好战友孙炳文的女儿。
周恩来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拉过她，仔细端详辨认，追忆着孙维世在广州童年的形象。
看着看着周恩来就禁不住泪水盈眶，连声叫着：“孩子，孩子，你们受苦了。
”这样，就把她留在了办事处。
孙维世天性聪明，满身智慧，而且长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周恩来邓颖超都十分喜欢她。
笔者1995年在北京孙维世胞妹孙新世教授家中曾听孙教授说，“1938年年底邓颖超同志曾给我妈妈任锐写过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我和恩来商量了，想请你把维世做我们的女儿，我们将视她如同己出，经常教育她、鼓励她，让她继承她爸爸的遗志，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不过此事不仅要你同意，还须征得维世本人的同意。
”这事在当时的延安也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结果，任锐、孙维世都同意了。
所以在周恩来抚育、供养的众多孩子中，当时都是叫周恩来“周伯伯”，叫邓颖超“邓妈妈”的，唯有孙维世叫他们时是不带任何附加词的，是唯一叫周恩来“爸爸”，叫邓颖超“妈妈”的人。
孙维世在武汉呆不多久，周恩来就派人送她和她妈妈任锐(也来到武汉)一起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亲母女两度在延安成为同学，一时传为佳话。
第二年，孙维世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周恩来因坠马伤臂赴苏联治疗，孙维世等依依不舍地送行到机场。
她也想去苏联学习，可又不敢提出来，就用手扯扯站在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员刘久洲的衣角，声音不大地说：“弟弟，你给我跟爸爸说说，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苏联。
” 刘久洲老人1997年在家中对笔者回忆说，他与孙维世同龄，当年都才18岁。
他虽大月份，但个子还没有维世高，维世便一直叫他弟弟；她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也不好拒绝，就对周恩来说：“副主席，维世也想和我们一道去苏联。
” 一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一听立即竖起他那两道浓黑的剑眉，像位严厉的父亲一样对维世说：“我去苏联治病，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你怎么能说去就去呢?”这时，也是前来送行，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邓发听到了，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维世呀，如果你真的想随爸爸妈妈去苏联，那就骑我的马去找毛主席，恐怕还来得及。
” 孙维世一听，二话没说，一把从邓发警卫员手中拉过马缰绳，像燕子似地飞身上马，又快马加鞭，直奔毛泽东的窑洞。
到了之后，她跳下马就朝主席那里跑。
因为毛泽东的警卫们都认识她，所以就让她径直闯了进去。
等孙维世喘着粗气说明来意时，毛泽东笑着提笔写下了“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几个字，嘴里又嘀咕着：“同意你去苏联干什么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抽着手里的香烟。
心急火燎的孙维世急中生智地接过他的话茬：“学习，去苏联学习。
”毛泽东又一次笑了，欣然同意，提起笔在“苏联”两宇后边加上“学习”二字。
孙维世再次翻身上马，跑回延安机场。
这时飞机已经启动，螺旋桨已飞速转动，直吹得机场上尘土飞扬。
孙维世跳下马，右手扔掉马缰绳，左手扬着那张纸条，高喊着：“毛主席同意我去苏联了!”说着，就飞快地登上了飞机。
这时人们才发现，她还光着脚，只穿一双麻耳草鞋。
后来人们常说，孙维世可能是唯一穿草鞋坐飞机的人。
直到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住进了由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安排的宾馆，才由宾馆服务员给她换上一双布鞋。
在兰州换上陈诚派来的大飞机后，周恩来一行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经过与盛世才几次长谈之后，睿智的周恩来立即作出“盛世才久后必与我党翻脸”的准确判断。
而这时，中央有一位领导人正急着要去苏联，由于一直没有飞机，已经滞留新疆一个多月了，如果盛世才一旦翻脸，滞留新疆的我党同志就会有生命危险。
而那时去苏联的飞机是只数人头不问具体身份的。
考虑到孙维世是个女孩子，留下来有许多不便，最后把警卫员刘久洲留了下来，让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学开汽车，孙维世就跟着他们去了苏联。
在苏联期间，孙维世先后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读书。
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孙维世不愿接受苏方给予她中国革命烈士子女的照顾，同苏联普通公民一样排队领取配给的口粮，到工厂去参加义务劳动，还主动到医院去救护伤病员。
一次她为一位伤员输了400ce血之后，由于身体虚弱，一头晕了过去。
医生不得不把她头朝下吊起来拍打，才使她清醒过来。
1946年，孙维世完成了莫斯科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和导演系的学业，回到了延安，也回到了周恩来、邓颖超身边。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打延安时，邓颖超又带着孙维世背上背包，到陕西佳县和山西三交镇等地搞土改。
这母女俩朝夕相处了一年多。
据当时在邓颖超身边担任警卫，后来曾任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对笔者回忆，当时大姐特别关心维世，维世也总把大姐挂在心上，她们俩的关系比亲母女还要亲。
“分别不到一星期，互相就要写信问候。
”那时，还是“前方枪声紧，后方闻硝烟”的战争年代，但是，孙维世已看到了革命胜利后的红旗，她已在考虑日后为人民大众创作新剧目了。
所以，当时她在一封写给留苏同学的信中说：“我现在才真正感到，只有想着贫雇农的切身利益，才会有坚定的阶级路线，才能收获以无穷的戏剧材料……”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其他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进了城。
1949年7月，世界青年联合会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中国派出以肖华为团长的青年代表团出席，孙维世作为文艺界代表人选为代表团成员。
在东欧期间，他们随世界“青联”组织前往柏林访问，看了当年希特勒自杀的地下室。
孙维世联想到当年她在苏联投身卫国战争的往事，颇多感慨，特意从那里捡回一块石头作为反法西斯胜利的纪念品。
这块石头现在还由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收藏着。
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孙维世在返国途中，接到要她赶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到的电报，后来得知，是与师哲等一起为毛泽东访晤斯大林当翻译。
她与师哲等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中苏领导人之间的翻译任务。
归国时，江青也到车站迎接，还拉着孙维世的手，走下火车；又搂着孙维世的腰，直到走完欢迎队伍。
回国后的孙维世即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或东欧国家著名话剧，还编写出新的剧目；同时她还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创建者之一，担任着“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职务。
1950年孙维世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在“青艺”的楼上结婚，周恩来、邓颖超向他们赠送了结婚纪念品，邓颖超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孙维世就悄悄做了两朵大红花，并准备好了周恩来邓颖超结婚时穿的服饰。
中午，周恩来的车子开进西花厅刚停下，她就突然从背后拿出大红花给周恩来戴到胸前，随即将周恩来、邓颖超两人拥到一起，并且高声宣布说：“现在，我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活动开始，放音乐！”何谦他们一听，立即把留声机开动起来，放起了陕北民歌《兰花花》的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