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到底是谁?:赫塔米勒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一经揭晓,可能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在问“赫塔・米勒是谁?”即使在她的现住地德国柏林,也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十年前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得奖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众望所归;十年后住在格拉斯故居不远街区的又一位作家得了奖,大家却满心疑惑。
对业内人士来说,赫塔・米勒并非无名之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她的创作平稳产出,几乎每年都有小说、散文集、诗集等作品发表,每年都获得至少一个德国、奥地利或欧洲文学的奖项,其中不乏德国批评家奖、克莱斯特奖等有影响的奖项。
1998年她的小说《心兽》(Herztier,1994,译者注:又译《风中绿李》)甚至获得了全世界给单本书奖励金额最高的“都柏林文学奖”;她还多次获得“writer in residence”奖学金,赴英、美、瑞士等国进行创作;并应邀在汉堡、蒂宾根、莱比锡、柏林等七、八所大学担任“诗学客座教授”,讲授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体验。
但在公众中赫塔・米勒作品的知名度一直不高,因而也不能算是对公众生活有影响力的“主流作家”。
童年的低地 “赫塔・米勒到底是谁?”确实是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位爆冷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在她迄今为止的作品中,与生平相关的内容占很大的比重。
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尼茨基村。
15岁离开家乡,到附近的城市Temeswar上中学,20岁入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罗马尼亚语言文学。
毕业后进入一家机械厂当翻译,没过两三年就因为拒绝和罗马尼亚情报组织Securitate合作而被开除,后来临时做过教师等工作,19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
1987年她获准离境,迁居当时的西德――联邦德国。
巴纳特地区历史上横跨目前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18世纪初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曾向巴纳特地区移民,这些说德语的移民后被称为巴纳特施瓦本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纳特地区的西部划归南斯拉夫,东部划归罗马尼亚。
二战期间罗马尼亚的统治者安东内斯库拥护德国纳粹政府;二战后,巴纳特施瓦本人被视为希特勒的集体追随者,因而备受歧视,很多青壮年甚至被送进苏联的劳工营,以抵偿他们作为“纳粹帮凶”所犯下的所谓罪行。
在赫塔・米勒眼中,她生长的村庄就像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思想保守、狭隘,正因为与世隔绝,德意志民族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思想益发凸显和坚定,岛民们表现出自以为是、盲目自大的性格特点。
她常常与身边的花草虫鱼、风雨星云对话,或在空寂的山谷里自问生命的价值,但在邻居甚至家人面前她却不得不三缄其口,以免被当作疯癫看待。
赫塔・米勒在1982年发表的处女作――散文集《低地》(Niederungen,1982/1984)中,就以故乡的村庄为主题,从儿童的视角对村民的愚钝偏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村民头脑中残存的法西斯主义流毒和腐败政治体制对人造成的麻木封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压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198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Der Mensch ist ein gro?�er Fasan auf der Welt)同样是以巴纳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
小说的开篇写道:“自从温迪施想要移民国外,他在村子里到处看到的都是结束和那些留下来的人的停滞的时间”。
读者通过温迪施的眼睛看到家乡的贫困、权力的腐败以及人们的愚昧和堕落。
面对物质匮乏和专制统治的双重压力,温迪施一家选择了离开。
为了拿到护照,他们对权力做出妥协,父亲去贿赂掌握着很小权力却操控着全家命运的各类人物,女儿也不得不出卖肉体。
但面对亲切的景物和邻里间残存的温情,他们又流露出欲走还留、欲别还恋的矛盾心情。
《低地》1982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时,虽然经过检查制度的很多删节,还是遭到强烈批判,直到1984年该书才在柏林全文出版。
书中异乎寻常的儿童视角、充满幻想的描写、不落俗套的语言使米勒这个文学新人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在柏林出版的短篇小说《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进一步展示了她的文学才华。
这部篇幅一百多页的作品没有连贯的情节,叙述过程中不断出现分叉、拐点,整个篇章最终呈现一种外散内联的形态,犹如一棵枝杈繁多、树叶婆娑的树木。
语言诗意而感性,意象奇特且耐人寻味,充分展示了米勒作品独特的叙事和语言风格。
赫塔・米勒作品中批判的当然不是现实中的故乡,而是被“两种故乡占有者”标榜滥用的“故乡”:“一种是施瓦本的跳波尔卡的先生们和村中的美德专家,另一种是专制统治的执行人和附庸。
”他们推崇故乡的概念都有其目的:以乡村为故乡是维护所谓的德意志传统,以国家为故乡是倡导无批判的听从和散播对迫害的盲目恐惧(《国王躬身杀戮》Der K?�nig verneigt sich und t?�tet)。
这样的批判其实早已超越了地区的界线,但她仍被家乡的报纸指责为“玷污自己的巢穴”,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
求生的心兽 遭到村邻的唾骂固然糟糕,但对一个作家来说更严重的是,1984年当局对赫塔・米勒发出了出版禁令。
其实自从拒绝与情报组织合作以来,米勒就从此不再有平静的生活:被监视、被跟踪、被搜查、被审讯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就连当家教糊口的工作也常常被迫中断,因为有人告诉雇主一些不利于她的消息。
恐惧、绝望、自杀冲动伴随着她。
甚至在她定居柏林之后几年,仍然不时受到死亡的恐吓,这些遭遇成为赫塔・米勒创伤性的记忆,1989年齐奥塞斯库倒台以后,过去经历的回忆取代了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再次成为她创作的重要主题。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她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等作品,面向过去的写作成了她疗救心灵创伤的手段。
1992年发表的《狐狸那时就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ger)是米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中的女教师阿蒂娜和女工程师克拉拉是闺中密友。
阿蒂娜和几个乐手创作有反抗内容的歌曲,在召开演唱会时被发现,克拉拉却爱上情报部门的一个军官,致使两人关系出现裂痕。
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东欧的政局就发生变化,阿蒂娜和朋友兴冲冲地从乡下回到城市,却失望地发现政局的改变并没有导致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1994年米勒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心兽》,写一群大学生在面临人生道路时的不同抉择:罗拉为了摆脱家乡贫困不惜用肉体换取党证,最终自杀身亡;女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却和朋友一起冒险走上抵抗道路,因此受到监视和威胁,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两个朋友相继被杀,“我”和埃德加侥幸逃生,定居西德,却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
从小说两位男女主人公身上能明显看出赫塔・米勒和她丈夫、作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子。
1997年问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宁愿不遇到我》(Ich w?�re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写女主人公再次被点名去接受审讯,在电车里,她思绪纷繁,回忆无数往事,拼接出一幅专制统治下的众生态。
但她坚持认为,她的写作是面向过去的。
“有时我想,每个人的头脑里带着一根食指。
它指向曾经的东西。
大部分我们自言自语、给自己讲述的、独自一人时想到的东西,都是曾经的。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需要我们说……我们通常是事后说。
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才说。
事情结束了,我们说,那是。
那是前不久。
或者,那是很久以前。
那是,听起来就像已经了结了,其实才刚刚开始。
不仅是叙述。
还有我们称之为自己的那个东西。
”(《魔鬼在镜中》Der Teufel sitzt im Spiegel. Wie Wahrnehmung sich erfindet)过去不仅是米勒创作的源泉和动机,也被她视为建立自己身份认同的基础,忘记过去就等于迷失了自我。
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这一年中最为闪光的时刻,但对作家更重要的,是准备了八年时间之久的长篇小说《呼吸钟摆》(Atemschaukel)发表了。
这部小说取材于米勒文学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挚友奥斯卡・帕斯提约的真实经历。
他1945年和许多德裔青年一起被送进苏联劳工营,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
超强的体力劳动、极度的饥饿、非人的待遇,使劳工营里道德失效,只剩下生存的本能。
米勒和帕斯提约本来准备根据两人的系列谈话来共同创作一部作品,但帕斯提约的突然去世使这一计划搁浅,最后米勒在身心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单独完成了这部小说。
这部作品对于米勒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突破:她彻底脱离了个人经历的框子,潜入另一个时间、另一种生活;小说的叙述者也不再是女性,而变为男性;语言也少了很多作家独有的、奇异的意象,变得较为平实易解。
八十年代末,米勒初到德国时,人们都以为这独特性来自她“外来者的眼光”。
她坚决否定了这种判断,认为自己看事物的角度不是“外来的”,而是“陌生的”。
陌生的眼光能在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新的东西,能在理所当然的事情上看到不同寻常的情况。
但按照米勒的观点,拥有陌生的眼光,既不是写作人的专权,也并非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跟陌生的眼光相连接的是一个“无休止地闪烁、蹦跳的传感器”,它会让神经过度疲劳,甚至致人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