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规范・生命的美丽】生命的尊严
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小说创作走向了历史性的繁荣。
在这当中，从青藏高原一路走来的毕淑敏是一位越来越注重女性生命状态、生存方式的女作家，在展示女性面对外在处境与内心欲求的激烈冲突方面，毕淑敏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尤其具有极大的含金量和丰富的意蕴。
关键词：尊严 飞扬 规范 “硌人” 生命 美丽 不管是作为文学爱好者、还是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毕淑敏的小说一直在我的心中有着特别的位置。
她对生命的追问和关怀、对死亡的探询和书写，都投射出女作家对生命、对文学的一片热忱。
尤其是她作品里描写的许多女性形象，其性格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总是感人至深。
毕淑敏曾经说：“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缜密的神经颤动、精彩的语言包装过的，犹如一发发糖衣炮弹。
……你在不知不觉中已明了作家对世界的把握。
”① 确乎如此，读毕淑敏的小说，在掩卷之余，不但其感人的情节和鲜活的形象经常萦绕在读者的心间，而且其丰富的意蕴和深刻的思想也总是深深地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在读过的毕淑敏的小说中，让我始终难忘的是――《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和《阿里》中的游星这两位女性形象，难忘她们在“ 硌人＂ 的规范下呈现给这个世界的一种尊严意识和一份生命的美丽。
在《辞海》里，“规范”的意思有两个：①标准，法式。
②模范、典范。
笔者以为，在现实生活中，规范其实是有软性和硬性之分的，如果说一切法律条令、规定准则是硬规范的话，那么，其坚硬的本质与人的僭越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强烈的冲突。
相反，软规范由于它所负载的文化心理、历史道德等元素使得它本身就是一种更世俗更社会的约束和规定，在这种情形下，软规范往往又可能是一种规矩和范畴的综合。
但无论是硬规范还是软规范，它们常常都是坚硬的，是会“硌人”的。
这里所说的“硌人”，主要是指规定或规范常常会刺激或硌伤人的尊严。
虽然每一个人对尊严的理解和限定或有不同，但尊严毕竟是我们每个人做人立世的一个原则性的心理栅栏。
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尊严”的解释也是两个：①尊贵庄严。
②可尊敬的身份和地位。
如果加以细致区分的话，我们发现第一种解释倾向于内在的尊严，属于人格的、心理的尊严，而第二种解释则倾向于外在的尊严，属于社会的、文化的尊严。
一、尊严与尊严的找寻 毕淑敏的许多作品都关注的是人的尊严的获取和失去的问题，毕淑敏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忽视尊严，“不要以为普通的小人物就没有尊严；不要认为女人的尊严感天生就薄弱于男人或人类的平均值；不要以为曾经失去过尊严的人就一定不再珍惜尊严”②。
因而，毕淑敏的小说大都“渗透着真实生命的机制，包孕着健康生命的尊严和热能”③。
例如，在小说《女人之约》里，外号叫“大篷车”的郁容秋是一个“很妖媚，是那种眼睛能抛出绊马索的女人”，她也是“厂里最美丽的女人”。
作者告诉我们，郁容秋虽然风流，和许多男人好，但内心深处却特别向往一种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尊严。
她崇拜自己的女厂长，因为女厂长不仅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还因为在她有限的生活圈子里，女厂长是“活得最高贵的女人”。
“郁容秋看惯了男人们讨好的嘴脸，她不佩服男人，她觉得自己能征服他们；她佩服女人，尤其佩服不用她这种手段征服男人的女人。
”（《女人之约》） 从作品中，我们也知道，郁容秋的出众美貌使她既被许多男性宠爱，又遭到周围许多人，特别是女人们的嫉恨。
这是因为她那“多彩”的经历，她曾经的“品行”都与人们已有的道德心理规范冲撞着。
与女强人她的厂长相比，她在男性那里获得的胜利是源自漂亮女人的魅力，而不是她的厂长的骄人的工作业绩。
这两种迥然不同的骄傲里所蕴含的不同价值和别样滋味，甚至使得她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得不生存在自傲（在男性面前）与自卑（在女厂长面前）的心理落差当中。
为此，她将自己的厂长作为人生偶像，希望通过为工厂收讨外债得到厂长的高看，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承认。
可以说，生命里一直欠缺外在尊严的郁容秋企图冲撞的是一个社会性的规范，她渴望获得哪怕一次或一时“尊敬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个长期处在道德意识边缘位置的、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的“痴心梦想”。
应该说，这个“痴心梦想”让这个“坏女人”的社会尊严意识开始“起立”并飞扬： 我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偏巧又生得心比天高。
我想做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可我没有这个机会：没想到清理三角债给了我一个扬眉吐气的好机遇。
我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从来没有这么被人尊重过。
别说喝的是酒，就说喝的是毒药，我也眼睛不眨地咽下去。
甭管我在不认识的人那儿受了多大委屈，可一回到我认识的人堆里，我心里甭提有多快乐。
这回不是靠哪个男人抬举，这是我自个儿挣回来的面子。
（《女人之约》） 于是，我们看到，在追逐梦想（讨债）的过程中，“郁容秋从未有过这样的神采飞扬，走路的时候腰杆笔直，好像行进在硕大的席梦思床垫上，每一步都充满弹性”。
（《女人之约》） 而毕淑敏的中篇小说《阿里》中的女卫生兵游星也同样是一个在冲撞规范中，找寻尊严的形象。
作为司令员的女儿，在别人的眼中，她与周围的一般家庭出身的军人的现实距离乃至心理距离都是无法拉近的。
同时，她又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抢眼的女孩子，常常率性而为的她，活得是那么的真实而放任。
高贵的出身似乎给了她藐视一切的胆量，青春的岁月让她渴求一份难得而浪漫的爱情。
“游星就像一个青核桃，用强硬的外壳包装着嫩弱的内心。
那些涉世未深的普通军人们，不敢爱一个高不可攀又性格莫测的姑娘。
当终于有人向她表达爱慕之情时，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走向了深渊……”（《阿里》） 那场对游星来说曾经那么美妙感人的恋爱，是她生命华彩的一次美丽的呈现。
而她高贵的出身、漂亮的外表以及她的贪吃、厉害都使她在青藏高原那个更加男性化的军营里常常处在敌意之中。
作家写道：姑娘长大了，你不能阻止自然规律发生作用。
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自然规律只能服从于铁的纪律，把活泼的生命禁锢在严明的军规之下，这需要权威，更需要自觉。
作家在这里揭示了人的生命欲求与军人的纪律、尊严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家对女性生命、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和深入探寻。
应该说，郁容秋与游星寻求尊严的路径恰恰是相反的：郁容秋是希望通过为工厂讨债来换得“尊贵庄严”的女厂长能够当着全厂职工的面给自己鞠上一躬，从而获取“尊严”，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寻求尊严的过程。
而游星是想用恋爱来证明自己的可爱，证明自己的年轻和美丽，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寻求过程。
一个在获得了女性的自信之后寻求社会的尊严，一个在拥有了社会尊严后希图女人的尊严；一个面临的似乎是软规范拦阻，另一个挑战的则是硬规范的权威。
正是为了梦寐以求的、又承载着各自“光荣与梦想”的尊严，她们从相反的起点出发开始了寻求尊严的历险，由此，作者就让她的人物在冲撞规范中呈现了生命的美丽和绚烂。
说起来，这两位女性都企盼的是生命意义的完整，为此，她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外在环境的坚硬：一个企图在利益抢夺、竞争残酷的商战中讨得社会的尊重；一个妄想在冰天雪地、纪律森严的边防要地中收获甜美的爱情，就这两者而言，前者需要牺牲的是女人的尊严，后者必须支付的是军人的荣誉；前者撼动的是道德文化的软规范，后者冲撞的是军纪军规的硬条令。
二、“硌人”的规范与生命的美丽 应当说，人的尊严是人高于动物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的人格的确证。
只有人才追求生命的意义，才如此看重精神世界的价值。
表现人的尊严观念和行为，弘扬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情操，这历来是文学作品中不少作家写作的主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珍重人格尊严、始终坚守道德信念的文学形象不胜枚举，东晋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罢仕归田，大唐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潇洒江湖。
更有古代圣贤视人的道德情操高于生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所反映出的中国人的尊严观念，通过文学作品一代又一代地传递，最终在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里搭建成有关尊严的铜墙铁壁。
但问题是，上述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里说到底印刻的是男性主流文化的标记，郁容秋和游星寻求尊严的历程其实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首先因为她们是女人，所以她们寻求尊严的行为就是不为主流文化所倡导的擅自行为；其次，因为她们又都是曾经或者正在犯下 “行为不检”过错的女人，而且她们的过错与国人固有的女性道德意识是完全相冲突的，因而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谅解与宽恕。
在作品中，我们发现她们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几乎是相同的。
在《女人之约》中，当郁容秋想方设法地为全厂讨来了欠款时： 大家背后议论，这个女人，过去是“大篷车”，现在成了“国际列车”了。
发奖金的时候，有的人做鬼脸说，这是“大篷车”卖Ｘ 挣回来的钱。
大家哄堂大笑，然后该拿钱买什么就高高兴兴地去买。
骂归骂，表面上对郁容秋客气多了。
《女人之约》 这样的言论和表现一方面表明源自封建社会的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在当今社会的留存，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商业化社会里人们对待金钱的态度。
而“庄严高贵”的女厂长的爽约，同样凸现的是男性化的视角和姿态，是传统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在新体制下的“粉墨登场”： “我不鞠！”厂长斩钉截铁地宣布。
“作为女人，我很可怜很同情这个女工，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她的命运，她的一生是不幸的。
假如我是普通人，我完全可以鞠这个躬，作为生者对即将逝世的人的安慰，我还可以做得更周到一些。
但是，我身不由己，因为我是厂长！厂长向这样一个卑贱的女人屈膝，会成为厂内经久不息的新闻。
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它甚至会演绎成骇人听闻的传说。
”（《女人之约》） 从这里，我们不能不沉重地发现男性中心文化及其文化心理是如何根深蒂固地驻守在大多数女性心里这样的现实，因为浸染已久，使得女性自己都难以自觉。
小说《阿里》中的女兵游星，因与自己的男朋友夜间外出，被人误认为是“关系不正常”、“企图偷越国境”，“她（游星，笔者注）使我们女兵班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随着战备升级，大家对游星事件久悬不决，反应也愈加强烈。
这是一道辛辣无比的调料，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力和正义感。
每个人都在同游星境遇的比较中，感到了自身的优越与崇高”。
我端着满满的饭碗，在男人目光的甬道中穿行。
我感到那目光中的荆棘和火焰。
我无法设想游星有一天当真走出那禁闭的小屋，该如何在这剑戟般的目光中生存！ 由此，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在农业文明之下，还是在工业文明之中，中国人对待“坏女人”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道德污点就可以成为一个女人致命的污点。
所以，当笔者看到游星说“我这么脏，总得洗一洗”这句话时，不由得内心一阵刺痛。
“无情”的毕淑敏让她的郁容秋和游星永远地离开这个让她们又爱又恨的世界。
笔者以为，只有女作家才能这么深切地体味到女性人物在此情此境下承担的所有外在和内心的精神重负；也只有女作家才这么无奈而“绝情”地让她的女性人物悲壮地“离开”。
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人物的死亡，但她描写的着重点不在于死亡现象本身的情状，而是超越死亡，从死亡中升华出一种意味。
其中贯穿着“死亡是一位透明的老师”④的独特审美新质。
是的，这个世界的许多规范都会硌伤女性，尤其是对那些“名声不好”的女人来说，冷酷和无情是来自于全社会的，无处躲藏的她们必须承担一切道德和文化的审判。
当存留生命和获得尊严成为一对不能两全的选择时，用美丽的生命去成全一份生命的美丽就是一种无畏的、悲壮的选择。
在和平的日子里，两位女主人公为了寻求尊严而坦然地走向死亡，这当中体现的当然是一种豪迈的胸襟和悲壮的精神。
这也是十多年的军旅生活给予女作家毕淑敏的豪迈胸怀和英雄情结，她用生命去证实生命，用美丽的生命去对应不公平的道德规范，这恐怕是女作家在创作中更深刻的人生思考。
在这里，“干净”与“肮脏”在传统的道德观的层面上，显得那么令人触目惊心、那么让人痛彻心肺。
郁容秋和游星以自己的青春和活力提升着自己的生命力，提升了自己人格生命中的“崇高”因子，她们的豪迈和悲壮更加令人敬佩和感喟。
作者通过柔性的风采神韵与刚性的规范、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冲撞，展示了女性生命的美感和魅力，追问的是活着的意义与价值。
可以说，规范本身的坚硬与无情同样成就了她们冲撞的意义，凸显了两位女性人物生命的美丽，也使我们的感动永远地定格在了这种无畏冲撞里。
郁容秋临死时一直捏在手里的黑色的大理石纽扣沉痛地表明：在现行的道德规范之下，这类女性与这个世界是无法相约的。
所以，《女人之约》让我们思索的是弱势女性与整个社会失约，弱势女性与社会道德规范失约的严肃命题。
游星在投井前留给朋友的话更是催人泪下：“弄脏了井水，我很抱歉。
但我不愿随着狮泉河水，漂到异国。
”游星用生命捍卫的尊严既是父亲的（军人的、男性的），也应该是我的、我们的（女性的），这恰恰符合了作品中“阿里”这个词的原意：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既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
笔者以为，在当今物欲横流、私心膨胀的社会里，思考人的尊严、提倡尊严意识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是否还应该思索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与个人尊严存活的限度问题；思索女性尊严与旧有的观念意识相龃龉的问题；思索强调尊严是否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的问题。
诚如作家所说， “我明白日常生活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善待每人仅此一次的生命。
”⑤《易经》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命的开始，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崭新而伟大的，生命的终结，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重于泰山”的。
人对生命的珍惜是人对自身认识深化的表现，社会对生命的尊重更是社会走向进步与文明的标志。
作者简介：雷岩岭（１９６４－ ），甘肃兰州人，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７４３页。
②③毕淑敏：《素面朝天》[Ｍ]，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７２页，第３６４页。
④盛英：《毕淑敏小说与生命文化》[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
⑤毕淑敏：《生生不已》[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