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作品中的犹太性_诺曼文森特皮尔作品
凡是成功的作家，不仅仅是一时成功。
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大多是隐含着对真实和正义的追求，诺曼・马内阿的作品魅力也就在于此。
我身处乡村僻地，“独学而无友”，直到今年初夏才在因特网上得知今年马内阿作品的中译本问世，最近找来他的作品一读，马上为他的魅力所倾倒。
随着阅读的深入，紧紧抓住我的是文字背后的马内阿的身世――在三个不同体制的世界生活的经验，他不仅是个出生在欧洲的边缘东南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而且作品中始终强调自己的犹太人同一性。
这是难得的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学者的个人经验，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对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包括自己在内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有正确观察、描摹和判断。
与另一位有在两种不同形态极权主义体制下个人经验的、战后写作获得成功的女作家马格利特・布伯－努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主要作品有：Als Gefangene bei Stalin und Hitler、Kafkas Freundin Milena、Von Potsdam nach Moskou等）相比，马内阿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还看到了斯大林阴魂残余的控制力在整个东欧、在他的祖国罗马尼亚大势已去，也看清失去旧时迷信后的人们的茫然、徘徊和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时候的危险。
只有这样的个人经验，他才会在找到罗马尼亚的斯大林体制与罗马尼亚法西斯体制中隐蔽着一个暗藏的契合点――民族主义。
而这种狂热最容易使得“文明社会在恐怖中消亡”，因为“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1〕。
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上发生民族屠杀的悲剧证实了他的预言。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补充了有关斯大林体制研究的部分，此书问世的半个世纪里，甚至在今天，人们还是很难把斯大林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相提并论。
他们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认为前者至少是为了追求一种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不像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建立在庸俗的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
相反，不少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体制恐惧的人们，则往往强调斯大林主义起源早于纳粹体制，终结迟于纳粹体制，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所犯的罪行留有更多的后遗症。
这样的分歧，我们今天依然能在欧美著名学者立场对立的文字中见到。
比如，特里・伊格尔顿的关于兹维坦・托多罗夫《希望与回忆》的书评（刊于2004年1月26期《新政治家》（New Politician））。
我们在《论小丑》（随笔集）、《流氓的归来》（回忆录）、《十月：八点钟》（短篇小说集）中可以见到马内阿在文本中不断穿插地回眸自己经历的往事，仿佛依然置身于这两种体制中，即使在叙说斯大林体制下恐怖生活的长篇小说《黑信封》里，这种穿插也留下间接的痕迹，这是因为作为一个1936年出生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宿命。
安东尼斯库政权配合纳粹的“最终解决”计划的法西斯暴行――马内阿五岁那年遭遇的阴影，成为梦魇终身挥之不去。
马内阿的犹太性也就始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中。
中国读者也许光凭这三部中译本，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背马内阿童年苦难的背景。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叙说过罗马尼亚犹太人这段悲壮的苦难历史，她说：“要说二战以前罗马尼亚是欧洲反犹太人最激烈的国家，一点也不夸张。
”1937年，也就是马内阿出生的第二年，为了配合德国纳粹反犹浪潮，罗马尼亚政府剥夺了四分之一犹太人居民的公民权；在安东尼斯库政权站在德、意法西斯一边，到二战前夕，继而剥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犹太人的国籍，制定了比德国还要严厉的镇压犹太人的法规。
阿伦特认为，“安东尼斯库政权是最早正确地知道希特勒要‘最终解决’东方犹太人方案而且主动积极配合行动的政权”，即使1941年内讧中消灭了铁卫军之后，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丝毫不比之前铁卫军制造的布加勒斯特惨案更逊色。
安东尼斯库政权有他独特的罗马尼亚屠杀方式，把五千人塞进一列无到达期限的货车中，自生自灭而死亡的犹太人的尸体被并列悬挂在犹太人的肉食屠宰场里……。
马内阿的回忆与阿伦特记叙的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法庭上幸存者证言一模一样：“炎炎夏日，火车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着转，直到饥饿、窒息的身体变为尸体。
”〔2〕当他们不可能继续往苏联东部腹地运送犹太人的时候，便在境内建立起罗马尼亚自己的集中营；当艾希曼的助手党卫军利希特上尉来到罗马尼亚，继续准备运送二十万犹太人前往卢布林集中营时，得到的报告是：已经有十一万犹太人被送到德军占领下的苏联境内的伯格河对岸的两处森林里杀害了。
尽管后来这个巴尔干半岛贿赂最盛行的国家的主人安东尼斯库改变了主意，要求每个渴望生存下去的犹太人以一千三百美元的代价换取移民巴勒斯坦的出境证明。
因此，阿伦特说，安东尼斯库对待犹太人的恶行总比纳粹先走一步，这一买卖出现在希姆莱考虑要犹太人领袖做交易，让他们提供卡车来换取部分犹太人的生命的方案之前，那时安东尼斯库已经感觉到红军将到来，装出一种“中立”的姿态。
1945年4月罗马尼亚投降苏联时，境内八十五万犹太人只剩下一半。
次年4月，九岁的马内阿与他的家人也在大难不死被驱逐出境的回乡队伍之中，从乌克兰集中营回到了离开家乡苏恰瓦二十五公里的法尔提西尼镇上。
就是这四年间的刻骨铭心的苦难，使得马内阿在“白脸小丑”政权（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从纽约的巴德学院返回祖国时，成了战前1935年同是犹太人的作家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笔下的“流氓”――在同时代的文化人中那些反犹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种族主义者看来是“亵渎者”、“麻烦制造者”，虽然按照塞巴斯蒂安的解释，它却是指代“非党派人士、异己分子”〔3〕。
因为远在北美的马内阿打开了罗马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奉为当代罗马尼亚民族文化代表者的默塞・伊利亚特（《流氓的归来》中翻译成米恰尔・伊里亚德）尘封的劣迹。
伊利亚特，一个早年的铁卫军“陆军上尉”、墨索里尼的拥护者，一个至死不以为当年误入歧途、不忏悔“幸运的罪”的学者（他的著作《神圣与世俗》的中译本2003年也在中国问世）。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与塞巴斯蒂安是朋友，因为他似乎不反犹太人。
战后，1949年至1976年，受肖莱姆（Gershom Scholem）邀请和以色列学者一起到阿斯科纳讲授宗教学。
后来，最使罗马尼亚狂热的“爱国者”们难以容忍的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正要以“新”的民族主义潮流与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白脸小丑”鼓吹的红色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刻，马内阿1990年写成的那篇《幸运的罪》，揭破了他们崇拜的民族文化权威和偶像躯体上最丑恶、肮脏部分，并提醒这些可能会给罗马尼亚带来新的危机和悲剧。
其实，马内阿的锐利之处倒不是挑破了伊利亚特这个偶像的个人历史上的劣迹，而是向刚摆脱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罗马尼亚同胞、特别是向当年曾有过失的同胞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罪行，揭露专制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人能够有这样的勇气。
那些极其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
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
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4〕 马内阿和阿伦特等许多极权主义的批判者一样，在追究这种体制下的罪责的时候，不主张体制下谁都是有罪的，因为那样也就等于谁都无罪。
但是，他感到遗憾地说：“那些敢于诚实地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犯下罪行的人。
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罪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但是人们总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苦难，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
”〔5〕马内阿一面批判了伊利亚特，一面警惕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的民族主义的抬头。
恰在这时，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学教授约・贝鲁特・古利阿努教授在大白天被人暗杀在大学的厕所里。
诚然，人性最难超越的障碍恐怕就是对自己人生的否定，哪怕只是部分的否定。
追究纳粹时期的罪责――关于恶的问题的讨论，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深刻，雅斯贝尔斯的《罪责论》的呼声一开始并不能引起巨大反响。
一直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的追问和推动下，对当年的罪责的追究才逐渐拉开帷幕。
正如阿伦特所说的，文学家往往是社会中最先起来坚持抗争的人们，而且，因为二十世纪中前半，他们在极权体制中被边缘化了，陷入了困境，他们往往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作家对自己民族二十世纪悲剧表现出最大的关注。
最著名者如阿梅利（Jean Améry）和列维（Primo Levi），他们都是被现代西欧社会同化了的犹太人。
前者奥地利成长起来，到十九岁才知道依第绪语的存在――东方的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后者长在意大利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村子里，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才听到依第绪语，之前都没有自己是个犹太人的意识，是奥斯维辛给他们强制地打上了“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烙印，由此起他们终生“承认”自己是个犹太人，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企图自我欺骗，逃脱历史赋予的沉重责任。
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驱逐和乌克兰集中营的生活，同样也给马内阿打上了自我认识犹太性的烙印，尽管他与阿梅利和列维相比，遇到灾难时的年纪要幼小得多，战后也与阿梅利和列维生活在不同的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之中。
马内阿走上文坛，一开始就在犹太性的自我意识中写作，显得相当独特。
因为在东欧，特别在罗马尼亚，关于屠杀犹太人的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几乎是个未开拓的领域，尽管它是犹太人遭遇最野蛮、规模最大的屠杀地域，人们也回避这一艰难的追究。
前不久《欧洲战后史》作者托尼・加特在《纽约书评》刊出的文章《关于战后欧洲“恶”的问题》（Tony Judt,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n Postwar Europe,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4,2008）中，谈到其原因：虽然德国人是这场灾难的主凶，可是，东欧德军占领地区――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克罗地亚，还有罗马尼亚，当地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其帮凶，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德双方在这一地区杀害的非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犹太人牺牲者。
加上东欧和中欧战后在苏联控制下，苏联的意识形态只强调纳粹体制的反苏一面，无论在历史书或者纪念活动中很少涉及关于犹太人遭受屠杀的真实内幕。
何况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白脸小丑”政权支配的罗马尼亚，踩在莫斯科与纽约的两根钢丝上杂耍，“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斯大林口号与极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新风格”民族主义也是他用来激励人们热爱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想把有国际声誉的“伊利亚特当作圣人放入神龛”〔6〕。
他们甚至还效仿战争中安东尼斯库的买卖，每一个希望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需要交纳八千美元，以显示自己开明的形象。
因此，这种“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7〕造成的马内阿自身犹太人同一性是他敏锐的思维的动力。
化学家出身的作家列维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溺水者与救援者》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它叙述的波兰中部乌特杰市的犹太人社区的领袖罗姆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陶醉于德国人赐予的“权力”，像一个滑稽的傀儡“君主”。
列维的笔触对他既不嘲笑，也不愤慨，而是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们都会不幸地堕落？然而，结论是：强者都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会为魔鬼服务。
从建筑工程师改行的马内阿与列维的立场相当接近，他却要思考另一个伦理难题。
因为他发现，非理性的一神教的诱惑、或者世俗的乌托邦式诱惑，一种伪装出现的“善”的诱惑，连后半生已经长期生活的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个世界――民主社会中的学术强人默塞・伊利亚特也难以抵御。
列维受战后法国存在主义者的影响，是个左派，始终坚持纳粹的非理性的种族灭绝要比出于理性目的的斯大林主义劳改营的杀戮更加邪恶。
这一点上，马内阿显示出他与列维不同的立场，他时刻警惕相对主义对历史罪恶的遮蔽，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不会是“某个极权主义的反对者，有意无意成为另一个极权主义的拥护者”〔8〕，这与他在战后罗马尼亚生活了四十年不无关系。
作为罗马尼亚犹太人，他在这四十年间既不能像新罗马尼亚精英那样“径直进入无产者国际主义红色大门”，也没有像另一位犹太人作家斯坦哈特经过长期监狱生涯之后，晚年“皈依东正教乃至军团主义”〔9〕；更不是不走他的表哥阿里尔道路：投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怀抱里〔10〕，他处在这三者的夹缝中。
犹太人知识分子，也和其他民族知识分子一样，有硬朗的脊梁骨，不依附任何强权。
马内阿与列维战后的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反差，所以，他和列维最大的不同的是：列维大量作品围绕的核心主题是纳粹集中营中呈现的人性和罪责等伦理、政治问题；马内阿作品描绘出了另一种失去自由的种种故事。
他的批判力和道德良知，不像列维那样在历史中煎熬，而是在现实中煎熬，他要不断抗拒被现实社会中的恐怖和谎言所同化。
马内阿与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他的巨著《生存与命运》已经有中文版）的人生更为相似一些。
他们都是犹太人出身，也都是放弃了自然科学志向，投身于文学创作的。
与马内阿从小就有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不一样，格罗斯曼生活在一个完全被俄罗斯人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在卫国战争爆发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
希特勒的暴行使得他开始具有并一直保持犹太人的同一性。
他的小说《生存与命运》中主人翁犹太人施托姆身上有着自己家族的影子。
格罗斯曼作为从军作家，反攻德军进入波兰时，在特雷布林集中营亲眼目睹人间惨剧，写下了《特雷布林的地狱》报告文学作品。
当时苏联政府为了号召外国犹太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曾组织国际的“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中有两名作家爱伦堡与格罗斯曼，他们负责撰写关于集中营的“黑皮书”。
但是，随着冷战形势日益严酷，这种国际犹太人团体及其“黑皮书”在苏联都成了忌讳的东西。
桀骜不驯的马内阿从文的时代，比格罗斯曼稍微幸运一点点，因为已经进入后斯大林时代，禁锢固然仍旧存在，可是毕竟没有先前那么恐怖。
即使他“1986年重新生活在四十年代”那样环境的险恶中，他还是要反抗，在坚持文学作品应该追求美，“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的同时，追求其有明确的主题。
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与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11〕。
他不喜欢神秘主义，认为“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12〕。
马内阿五十岁踏上西柏林的土地开始的新生活，与在另一个欧洲边缘的保加利亚生活了二十四年后、在巴黎开始新的人生的兹维坦・托多罗夫是何等相似，平和的环境中过了好些日子后依然恐惧记忆犹新：“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
”〔13〕此外，他们站在决定签证的（未来命运？）西欧国家的官员面前，明显感受到自己被作为来自另一世界的人特殊对待。
但是，与托多罗夫不一样的是，马内阿意识到不仅有“白脸小丑”对自由的威胁带来的恐怖，还有孩提时代遭遇在心底里的阴影〔14〕。
托多罗夫少年时代知性、智慧来自于博学的父亲以及索菲亚高级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马内阿成长得益于外祖父经营的“我们的书店”中的文化氛围，特别是舅舅阿里尔作为犹太人的忧患意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马内阿追求人性解放的作品，在“白脸小丑”的时代被帮闲文人指责为具有“欧洲精神”，这里的“欧洲”，就是指西欧，换言之，“欧洲精神”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可是，和许多流亡知识分子一样，马内阿在异国他乡依然用母语写作，母语是他连接祖国的桥梁，那片土地还有他的亲人。
汉娜・阿伦特也说过德国给她留下的唯一财富是德语。
他们都渴望一个充满真实和良知的祖国，离别是痛苦的，是最不得已的选择。
他们无奈地“带着母语――我的家，走出去”〔15〕。
如果读到《流氓的归来》中的马内阿与失明的老母离别前的那段催人泪下母子间的对话，我想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是哈德逊河谷的巴德学院收留了马内阿，巴德学院自从欧洲席卷纳粹狂飙之后，曾接纳了不少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犹太人知识分子，而他们带来了欧洲的人文传统，马内阿也是如此。
犹太人女杰汉娜・阿伦特与丈夫布鲁歇尔也感谢巴德学院，这对与极权主义斗争到底的夫妇一起长眠在巴德学院的墓地。
马内阿在回忆录中，不仅多次提起布拉格的卡夫卡，不用说那是犹太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骄傲，他也怀念1944年在纳粹集中营中去世的那位保护犹太人的捷克抵抗运动女杰米伦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6〕。
二十世纪追究极权主义的源头的时候，那些充满了最高智慧的大师们也会尽量在离开自身传统遥远的地方去挖掘它的根源。
俄国的索尔仁尼琴认为它起源于西方的近代人欲的喧嚣；德国的诺尔特（Ernst Nolte）认为它起源于法国人的过分激进或东方亚洲的非理性传统。
格罗斯曼最初想要在自己俄罗斯民族内部找出它的根源，想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找到俄罗斯人对邪恶的亲和性，但是，他很快改变了这种尝试，因为他发现：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存在着容易产生极权主义的共同的要素和条件，那就是一种肉体与精神、具体与抽象、日常的东西与崇高的东西相分离的倾向。
当人相信灵魂能从肉体中独立出来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肉体的被隶属的现实。
注释： 〔1〕〔4〕〔5〕〔7〕〔8〕〔11〕〔12〕（罗）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论小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113、114、176、2、192、189页。
〔2〕〔3〕〔6〕〔9〕〔10〕〔13〕〔14〕〔15〕〔16〕（罗）诺曼・马内阿著，邵文实、梁禾译：《流氓的归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03、20、381、206、86、43、47、226、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