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做人的底线
比如，一个贪污“数额巨大”的贪者，不论量刑还是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与数额“不巨大”者都不相同。
假如贪污十元免掉官职，那么贪污不足十元的人，就可以挺胸叠肚，逍遥法外。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虽有严厉的反腐法条，却始终笼罩着以数额为尺度的影子。
当年海瑞向皇帝提出，应恢复明太祖朱元璋关于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的法条。
他对皇帝说，陛下励精图治却不能大见成效的原因是处罚贪官污吏的刑法太轻。
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的律条，是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颁布实行的，当时物价已涨，今非昔比。
《明史》说，海瑞的讲话都很真切，唯独劝皇帝加重刑惩这一点，“时论以为非”。
海瑞是有名的清官，他对贪官有发自心灵的痛恨，提议恢复太祖时期的律条，是由衷之言。
但也可见，重数额已入于人的骨髓，获得清明世界，只能靠严刑峻法。
官民界限，清浊界限的移动，总是随着数额的变化。
北魏时，法律规定，枉法赃(绢)十匹、义赃(官吏所受的馈赠、贿赂)二十匹大辟，孝文帝时则有所改变，只要义赃一匹，枉法赃不论多少皆死。
唐代则规定，官吏受财枉法，(绢帛)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至十五匹即处绞刑。
宋元对贪官处理较其它朝代宽大。
宋朝法律规定，贪污一贯流两千里，十贯配广南，不以赦降原减。
《元史》的《刑法志》载，枉法赃，一贯至十笞四十七；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十贯至二十贯，笞五十七；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杖七十七；一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
对贪赃不枉法者则更为宽大，三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除名不叙。
明朝则对官吏的职务犯罪处罚很严酷，凡贪赃在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监守自盗，四十贯绞；枉法赃，八十贯绞；不枉法赃，一百二十贯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等。
《大清律例》吸收了明朝的内容，规定：贪污折银二十两，即处流刑，四十两即处斩刑。
这没有什么不对，贪污一元钱与贪污一百元钱，给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同。
但是，只强调数额和影响，清浊的界限就不易划清，当一位官员只贪占了国家或个人很少的财产时，我们还叫他贪官吗?“乱世用重典”的思维逻辑几千年不变，与不恰当地重视数额有很深的关系。
贪污腐败行为是人类的劣根性体现之一，因此，不论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有腐败现象，也都在反腐。
不同的是，专制社会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仅仅依靠领导人个人的作风，靠思想教育。
阿克顿勋爵非常精辟地指出：“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使人腐化。
”权力不受制约的状况不彻底解决，反对贪污腐败就只能沦为空言。
一个缺乏监督的社会，不仅会使贪官猖狂恣肆，也会导致民气委顿畸形。
从中唐以后，官场中的腐败现象，已为上下所默认。
如南宋时，右丞相陈自强公开向下级官吏勒索贿赂，地方官送公文“必题其缄云，某物若干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启。
陈氏胆大如此，还不是没有监督所致。
据说，新西兰的房屋部长希特利，仅用公款买了两瓶酒，便丢了乌纱。
希特利的腐败丑闻，在惠灵顿、奥克兰、汉密尔顿等地引起了人们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这是社会监督结出的果实，是社会管理结成的民气，民气一代一代传下去，社会岂能不铲除贪污苟且之行。
贪污的数额大小不能完全决定底线的位置，社会环境净化到何种程度，才是决定底线置于何处的因素，跳出小圈子反腐的思路，才是描画底线粗细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