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改革的必然性,自觉把握改革的规律性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的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的重大责任。”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的命题。我们要认真学习唯物主义历史观，深刻领会其中的理论内涵和政治意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由之路和根本方法。
认识自然，难；认识社会，更难。当一门门自然科学像繁星一样布满在科学的“太空”，把人类智慧之光照射到自然界的深处，不断发现自然规律时，人类对自己及其社会历史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表层，历史规律仍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在马克思之前，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中独占鳌头，一统天下几千年。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人类整整走了两千多年的心路历程。从空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距很近；从时间上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又相距遥远，可谓“咫尺天涯”。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他发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说，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76页）。
人们一般都承认自然规律，因为人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是事物的重复性：日月运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生生死死……然而，人们往往怀疑甚至否定历史规律，因为人们在历史中看到的是事物的单一性：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国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罗伯斯比尔、林肯、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可是，就在这种不可重复的单一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后面却存在着可重复的历史规律。作为历史事件，戊戌变法是“一”，但作为历史现象，改良、改革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罕见；作为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是“一”，但作为历史现象，资产阶级革命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出现；作为历史人物，罗伯斯比尔、林肯、孙中山是“一”，但作为历史现象，时势造英雄却不断重演。这表明，在历史中同样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客观规律。
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重复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产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具特色，不可重复；历史规律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现象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不是也不可能是重复其中的偶然因素。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罗斯福新政……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改良、改革的历史规律吗？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吗？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人物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规律吗？
实际上，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然而，自然规律不也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自然事件中体现出来的吗？当年莱布尼茨在德国皇家花园给宫女们讲哲学课，首先讲的就是，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这不正是自然现象的差异性吗？在观察自然时，我们应当从相似中看到相异；在认识历史时，我们应当从相异中看到相同，从单一性中透视出重复性，从而把握历史的规律性。
人是历史的“剧作者”。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把历史规律归结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认为历史规律不仅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人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既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也不能人为地消除历史规律。相反，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的现实本质，历史规律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总体过程。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马克思这一论断表明，使黑人成为奴隶的，不是所谓的黑人的本性，而是黑人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现实的人及其特征的，就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即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但我们又不能把人的活动和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规律等同起来。人的活动可以符合规律，也可能违背规律。这里，关键要把历史规律的形成和实现机制同规律的载体和内容区分开来。比如，商品是价值规律的载体，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会产生价值规律；商品又是人生产出来的，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但我们不能说价值规律是人创造出来的，因为同价值规律直接联系的不是主体——人本身，而是客体——商品。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个人活动的相互冲突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合力”。历史规律正是在个人活动的“合力”作用中形成的，它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要素间的本质关系。个人活动的冲突之所以构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使社会发展呈现出客观规律性，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他人活动制约某人活动，他人活动就是制约某人活动的客观条件；二是前人活动制约后人活动，前人活动就是制约后人活动的客观条件；三是他人活动在某人活動之外，前人活动在后人活动之前，因而它们都具有非选择性，即不以某人、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人活动对某人活动的制约就是生产关系对个人活动的制约，前人活动对后人活动的制约就是作为人们“以往活动产物”的生产力对后人活动的制约。“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2页）。
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但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反过来制约着人的活动。所以，恩格斯认为，个人活动往往产生相互冲突、相互交错的力量，融合为一个总平均数、总的合力，产生一个特定的历史结果，历史结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7页）。这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就是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了极其精练、准确无误、清澈见底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要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就必须把握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方法，即“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列宁选集》，3版，第1卷，8页）。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只要我们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能发现社会形态的秘密所在，就能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规律及其重复性，就能从记载历史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历史现象。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认识社会历史的唯一的科学方法，为我们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使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毛泽东早就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文集》第1卷，4页）。
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时，我们应当注意，生产力是社会矛盾运动的起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必然推动上层建筑变革，从而引起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变革。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重大变革，都根源于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生产力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物质生活，而且规定和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多重目标的前提条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治文明的不断提高，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提升等目标的实现，最终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根本上说，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
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特殊意义。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6页）。社会主义的实践一再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观点深刻的真理性和巨大的超前性。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
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只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49页）因此，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頁）如果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那么，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体现的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朝着消灭剥削、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迈进，否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否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所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