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晚年的目录著作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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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了袁同礼晚年目录工作的具体情形，介绍了其各种目录著作的概况。认为袁同礼晚年目录著作的特点是：搜集范围广、查考出作者的中文姓名、完善每条目录的细节、编制方法灵活。它们具有工具价值、线索价值和学术积累价值。袁同礼的目录工作体现出的奉献精神、考证精神和实践风格是值得学习的。
袁同礼(1895—1965)是中国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目录学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奠基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领导者。在领导中国图书馆事业期间，他夙兴夜寐，书写了一段事业与人生的辉煌历史。而在1949年旅居美国后，他孤身拼搏，埋头苦干，编纂了大量价值极高的目录著作，为中西学术的沟通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人生的中年时期，袁同礼公务繁忙，无暇著书，所以作品大多为简短的序跋、书目或论文。旅居美国后，无论从时间、精力，还是工作经验、社会阅历来讲，他完全可以著书立说，但为何却选择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目录编制工作？早年，他在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后赴美国留学，在国会图书馆编制中文书目，考察欧洲各国图书馆，并对《永乐大典》存目进行持续追踪等经历，可能激发了他对目录工作和目录作品的特殊兴趣。在执掌北平图书馆期间，他领导同人编制了大量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得到学术界的肯定，这使他对目录的编制技术与重要作用有深刻领悟。而在与国内外学术界广泛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书目(尤其是高质量的汉学书目)对沟通中西学术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由此看来，个人兴趣、工作经验、深刻认识以及沟通中西文化的使命感，或许就是他寓美后自觉承担起目录编制工作的原因。
那么，袁同礼晚年的目录工作情形是怎样的？其目录作品有何特点和价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钱存训先生在为《袁同礼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作序时写道：“编制如此规模的、复杂的主题目录，要求编者精通各种语言，具备编制目录的能力，并熟谙各主题的具体知识。很少有学者能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以及有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意愿”。袁同礼恰恰是具有这三种能力的优秀编目者。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是英语专业的学生，留学美国，游历欧洲，使他的英语水平更上层楼。寓居美国后，与二公子袁清“一起到夜校学习俄文，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但仍兴致勃勃”。此外，他对德语、法语等语言也有所掌握。在清华学校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编目工作，让他对编目的原理、技术、方法了然于胸。而他深厚的国学底蕴，与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密切交往，让他保持着学术的敏锐感，并具备宽广的视野。
除了拥有编制目录的“硬能力”，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具备勤奋、坚忍、耐得住寂寞的“软能力”。对此，他生前的很多亲朋都有生动的描写。例如，张纪定回忆到：“在他华盛顿的住宅里，他有一间光线充足的精致书室，围绕他书桌的四周都是目录卡片盒，他老人家黎明即起，就在他的书桌四周打转，在辛勤地做这项学术工作。袁澄回忆说：父亲在晚饭前后时常要写中、英文信6、7封之多。其中不少是向欧美各大图书馆询问《西文汉学书目》中一些书的基本信息。发完信，他即对白天所记卡片目录分类整理，然后用打字机打出，近11点才站起来说：“收摊儿了”，然后就寝。周末他在家工作如常，有时更甚。袁清也有类似的记述：父亲“晚饭后短暂休息一下，又投入到工作中，经常工作到11点以后才休息”。“除工作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嗜好，也难得有片刻的消遣。他虽天性好客，常请客人到家中吃饭，但又不愿客人坐得太久，因为他每天有自己规定要完成的项目，客人离去几分钟，他又恢复工作了”。
显然，在过硬的“硬能力”与可贵的“软能力”背后，有袁同礼“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意愿”，有他为中国文化保存一点纪录的使命感，以及为沟通中西文化矢志不渝的精神。
在目录编撰过程中，他除了翻阅美国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美术馆、博物馆的资料外，还奔赴欧洲查阅资料，并不厌其烦地写信向友人或学者请教、求证或索取资料。此点，从袁同礼为《西文汉学书目》撰写的自序中所感谢的众多学者和机构，我们可以感知得到，从相关学者的记述中，也能略窥一二。李书华写到：“守和利用其知识与经验，先由各有关刊物或书籍中，找出中国留学生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之西文姓名、论文题目、获得学位地点和年代，及论文发表的刊物名称。如疑某人似有博士学位而未查出者，便函请原校查覆，或向熟人询问后再查。复次守和亲自访问欧美各大图书馆和各大学，以证实其找出之结果是否正确?再次为填入论文著作人的中文姓名与其生年，此系最困难之事。中文姓名可查出者，均分别填人，其查不出者，则函托熟人代查，或托熟人转托友人代填。”。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埋头苦干之际，还鼓励友人也加入到编撰目录的行列中来。例如，1959年2月20日，在致蒋复璁的信中，他写到：“尊处能否将近十余年来台湾出版之论文编一索引，至为企望”。
袁同礼的工作得到相关人士的积极支持。例如，友人裘开明1951年1月24日在复函中日：“为答复您1月5日的调查，现寄上本馆所藏1934年到1943年间的7份有关留美学生的目录。同时奉上我的一个折叠式小册子，里面包括清华、燕京、南开的留美同学校友录。……”其他如著名学者胡适、恒慕义(Arthur w.Hummel)、西门华德(WaiterSimon)、博克舍(Charles R.Boxer)、戴密微(PaulDeml6v111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海西希(Walter Helsslg)、何四维(A.F.P.Hulsew6)等，都给予袁同礼热心的帮助。他的目录工作也曾得到罗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ml of Learned Socm—ties，ACLS)、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latlon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中美文化协会(Slno—American Cultural Somety)、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China Foundatton)等的资助。
袁同礼旅居美国后编制的目录，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西文有关中国著述之图书总目、西文有关中国之专科书目、西文有关日本之书目、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其概况见表1。
在袁同礼的目录著作出版后，不少学者撰写了书评或研究文章。如关于《西文汉学书目》的研究文章有：温国强《袁同礼与<西方文献中之中国>》(2002年)、余丰民《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分类体系浅析》(2008年)、周欣平《袁同礼和他的<西文。
汉学书目>》(2010年)、张红扬《考狄的<中国学书目>和袁同礼的<续考狄中国学书目>》(2010年)。关于《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的书评有：钱存训Revzew：A Guzde to Doctoral Dzssertatzonsby Chznese Students z，z Amerzca 1905—1960(1962年)、薛光前Tung—zo Yuan，A Guzde to DoctoralDzssertatzon by Chinese Student tn Amerzca，1905—1960(BookRevzew)(1962年)。对《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的书评有；柏石义Tung一 lz Yuan，Bzbhography Chznese Mathematzcs，1918—1960(BookReview)(1963年)。对《袁同礼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的书评有：Margaret Medley的Revzew of The T.L.Yuan Bzbhography o}West—ern Wrztzngs on Chznese Art and Archaeology——1975，edited by Harrm A，Vanderstappen一1977年)、林嘉琳(Katheryn M，Lmduff)Revzew of TheT.L.Yuan Bzbhography of Western Wrztzngs 072Chznese Art and Archaeology一1975，edited byHarne A.Vanderstappen(1977年)、舒悦《评(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2008年)。这从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对袁氏目录的重视。
(1)搜集范围广。
袁同礼晚年的目录著作，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搜集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学科或研究领域看，既有包罗各科的《西文汉学书目》，也有涵盖中国音乐、经济社会、新疆、数学、艺术及考古、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中国善本书目、知名学者目录等领域的专科或专类书目。从语种看，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日文、荷兰文及用其他罗马语言出版的文献。从资料类型看，既有专著、论文，也有小册子、展览目录、评论文章等。从搜访地看，除美国外，还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从调查的图书馆看，既有美国各主要图书馆，也包括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英联邦国家图书馆、新加坡莱佛士图书馆、印度国家图书馆、菲律宾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广泛的资料搜集是袁同礼编制高质量目录的基础。其间需要克服语言和专业知识障碍，以及地域阻隔等困难，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查考出作者的中文姓名，是袁同礼晚年目录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一特色在以下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西文汉学书目》、《俄文汉学选目》、《美国图书馆藏俄文汉学书目》、《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录》、《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欧大陆同学博士论文目录》。
其实早在19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的《图书季刊》英文本(主要由翟孟生(R.D.Jameson)、谢礼士(Ernst Schlerhtz)等负责编辑)的目录中，这种方法已经有所应用。袁同礼将这种方法继承下来，尽可能查考出目录中欧、美、日各国西文作者的中文姓名，有时还注出生卒年。这为读者查阅提供了极大方便，也可避免翻译、注释中不必要的错误，不致闹出“常凯申”(“蒋介石”之误译)、“门修斯”(“孟子”之误译)之类的笑话。查考中文姓名这类工作繁琐而辛苦。在《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的自序中，袁同礼曾谈到这项工作的难度：没有标准的罗马化拼写方案，相当多的作者并不完全按照中文发音对其姓名进行罗马化拼写，缺乏相关的参考工具书，“基于上述局限，可以想见，要辨认出作者的中文姓名是何等困难”。但他毫不厌倦，书函往返，询朋问友，一人辛苦，而群受其益。今天，当我们翻阅袁氏目录时，可以看到西文姓名旁边那一个个赫然醒目的中文汉字，其中有我们熟悉的中外风云人物、学界巨擘，更多的是我们不熟悉甚至陌生的人物。如果没有袁同礼先生不辞辛劳的查考工作，即便翻到了某条目录，可能也很难知道作者究竟是谁。
(3)完善每条目录的细节。
注重完善每条目录的细节，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这是袁同礼目录著作的又一重要特点。此项工作兼有记录、考订、增补信息三层含义。第一层是记录，即记下文献的基本信息。第二层是考订，除核实基本信息外，侧重对细节信息的考订，如页数多少，是否有图表，出版的相关情况等。第三层是增补，除增补出作者中文姓名、生卒年外，他还在罗马化的俄文书名后注出英文译名，并在部分英文书名后注出中文名称，增录部分文献的书评信息(用“Review”显示)，用注释(note)提供更多线索等。
例如，《俄文汉学选目》的条目一般包括以下部分：条目号、责任者西文名称(如有中文姓名则在其后标注)、生卒年、题名(罗马化拼写)，题名英文翻译(有时注出中文)、其它责任者(如有中文也注出)及责任方式(用英文缩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数或卷数、图表等其他信息(部分条目有更详细的著录)。示例如下，
199.Liu，E刘鹗，1857—1909.PuteshestvleLao TSama；roman(Travels of Lao Ts"an；a novel老残游记)，Trans，from the Chinese by V，Se—manov，M，Gos，md，khudozh，hteratury，1958，263 p.
显然，作者的中文姓名、生卒年、题名的英文翻译及中文翻译、其他责任者的中文名等信息，是袁同礼增补的。而正是这些信息，让人们对俄文的目录内容有大致了解，提高了目录的实用性。
面对艰巨的目录核实工作，袁同礼除亲赴各地查考外，还通过大量信函往来，求证目录的各种细节，以使其真实、可靠、丰富。在这点上，他恐怕要算最勤奋的目录编撰家了。比如，在编著中国数学论文目录时，他与陈省身讨论由著者的西文译名去找原名等问题，并时有通信。还与德国著名学者、图书馆专家和中国文献专家赛贝尔利克(WolfgangSeuberhch)多次通信，谈论汉学出版物、有关中国及远东的书目、中国学生姓名及作者信息等相关问题。在编制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时，他函请蒋复璁代填中国留德学生的中文姓名，“兹有留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