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丝路鸿爪,留迹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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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大的泉州市区中行走，几乎每隔一段就能发现“海丝”文化在这座城市留下的遗迹。“海丝”文化对泉州的影响，在一千年之后仍能在市井日常中感受到，它是城市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精神脉络。除此之外，“海丝”文化更透过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深刻地影响着泉州人的一生。在泉州发现“海丝”，不是发现一个孤立的历史片段，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座城市，会发现，海丝其实就在泉州人的日常生活里。

提到泉州，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官方认定的起点，是《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光明之城”，是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在泉州港的鼎盛时期，这里“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曾经汇集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税收，这里出产的陶瓷、香料、茶叶等商品远销海外……。

然而对于现在的泉州来说，“海丝”到底是什么，“海丝”文化到底又影响了什么？走在泉州略显拥挤的市区里，不夸张地说，可能每走上一会儿，都会与“海丝”不期而遇。它可能是一座庙宇、一个牌坊、一方石碑，也可能只是一渠浮着星点污水的内沟河。你或许也会惊讶，难道这就是“海丝”？

历史对泉州开了个玩笑。时间推移到明朝初期，政府实行海禁，泉州几乎在一夕之间从华夏强市中删除；而从明初开始的“倭患”又持续了二百余年，泉州沿海百姓深受其害；之后，港口逐渐没落，市舶司移往福州，盛极一时的“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只能就这样略带尴尬地落下帷幕。

然而“海丝”文化在泉州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历史剧本的改写而变得停滞不前。因为海外贸易带来的宗教信仰、文化融合，在这座城市往后的岁月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不断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民，那些质朴的面孔和动人的信仰，最终成为了这座城市最与众不同的另一面。

然而“海丝”的历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带着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座城市，你会发现，那些不期而遇的“海丝”遗迹，突然间就变得鲜活了起来。

你可以通过船运来发现“海丝”。要了解船运，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是泉州海交馆，海交馆是全国唯一的古代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在这里可以了解泉州古代对外交通贸易的详细历史记录；二是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展馆内陈列有1973年在后渚港打捞出的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宋代古沉船。因为海外通商贸易渐盛，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对海运进出境进行管理，开福建市舶司之先河。现在的市舶司遗址在水门巷内的八卦沟旁，一方石碑有塌陷的痕迹，另一方与保生大帝庙并排而立，鲜少有人来访。市舶司的设立，说明在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状况。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两次从泉州附舶浮海，归来后撰成《岛夷志略》，正如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所说“顾以清源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异闻，盖以表国威德如是之大且远。”。

贸易的繁荣同时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人说泉州是“半城烟火半城仙”，说的就是在海外贸易的催生下，泉州人开放与包容的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即便是在当代泉州，宗教信仰依然在泉州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除了泉州人最为普遍的佛教与道教信仰，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的天后宫是所有妈祖庙的“祖庙”，以讨海为生的泉州人为了保佑出海能够平安归来，将妈祖奉为海神。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香火又被带到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绵延发展。除此之外，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留下的遗迹，在泉州市区依然能够轻易被找到。

此外，海丝文化同样影响了泉州建筑的革新与发展。北宋皇祐五年至嘉祐四年，泉州知府蔡襄所主持修建的洛阳桥，连通了洛阳江两岸的陆地，与被称为“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一样，在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体系中，承担着货物在陆地上来往运输的重要作用。而“海丝”对建筑的影响同样体现在民间建筑上，在蟳埔随处可见的蚵壳厝，传闻便是因为出海的商船将货物售卖一空之后，船员为了增加远洋航行的稳定性，将海蛎壳置于船底，带回的海蛎壳又进行二次利用，构成了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蚵壳厝。这项建筑技艺世代流传，直至今天，依然有不少当地居民居住在蚵壳厝中。

而“海上丝绸之路”带动泉州城市的发展而留下的种种线索，至今还能在泉州城南的聚宝街一带窥见一斑。聚宝街因为曾经的“涨海声中万国商”所带来的繁盛贸易而得名。当时的聚宝街，不同国家的商人在这里进行贸易往来，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在泉州人中往来穿梭，他们有的留在泉州与本地女子通婚，于是就有了泉州如今阿拉伯裔的后代；他们把宗教信仰带到泉州，于是就有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本地的传播；他们将贸易带到泉州，也把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带到了泉州。一千年后的今天，站在聚宝街上，闭上眼睛，在摊贩的叫卖声、疾驰而过的车轮声以及聚宝堂敲响的钟声中，你是否也能听得见那段历史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