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与通胀的多重组合看我国的滞胀风险

[摘要]通过基本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换，探讨增长与通胀的多重可能组合，分析了开放条件下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以及“滞胀”组合的成因。在此基础上，重点回答中国是否面临“滞胀”风险，以及如何避免出现“滞胀”局面。

[关键词]菲利普斯曲线 滞胀 开放经济 　　 　　一、引 言 　　 　　我国经济在2000年走出通货紧缩的低谷之后，开始了长达8年的持续平稳上行，到2007年GDP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1.9%的历史高位。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分别于2003年和2006年前后出现空前暴涨，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2007年底。通货膨胀在这一轮经济繁荣中难得地保持在合意水平，直到2007年下半年才有了抬头的迹象。自此，我国经济出现了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双膨胀”现象。面对此格局，央行货币政策多管齐下，越收越紧，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和资产价格均出现明显下滑，然而，通货膨胀却不为所动，数月保持在高位。 　　经济下滑、国际油价和粮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三者同时出现，足以使敏感的理论家产生不好的联想，因为这正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经济体经历过的那场“滞胀”的典型前兆和症状。因此，当前情况下，我国是否会出现“滞胀”，如何才能避免“滞胀”，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意在厘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回答。 　　“滞胀”问题之所以引人瞩目，还由于它对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形成挑战。一般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对增长和通胀关系的研究源自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此后历经各种发展和演变，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宏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滞胀”现象对这个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理论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契机。本文第二部分对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增长与通胀的多重组合关系作理论回顾，重点关注开放条件下的变形和对“滞胀”现象的解释，这对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现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分析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重点回答我们是否面临“滞胀”风险，以及如何避免出现“滞胀”局面。 　　 　　二、从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看增长与通胀的多重组合关系 　　 　　（一）基本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换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通过考察英国1861～1957年的数据，发现名义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失业率越高，名义工资增长率就越低；失业率越低，名义工资增长率就越高。这就是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 　　 　　后来，人们因为不同的研究目的，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了变换，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反映“失业－物价”的替换关系（见图1）；一种是反映“增长－物价”的替换关系。 　　“失业－物价”关系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化率。这一代替是通过一个假定实现的，即：产品价格的形成遵循“平均劳动成本固定加成法”，即每单位产品的价格是由平均劳动成本加上一个固定比例的其他成本和利润形成的。这就是说，物价的变动只与货币工资的变动有关。“增长－物价”关系是以经济增长率替代失业率，这一替代是通过“奥肯定律”实现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于1962年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出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①。本文就是以此为主要分析框架的。 　　（二）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理论，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发展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由于失业率在长期总要回到其自然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无法在长期盯住失业率。美国1970年代的宏观经济事实验证了这一观点。自然失业率理论仅仅表明，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但是，菲利普斯本人和此后的许多经验研究都验证了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引入了预期通货膨胀概念。在短期，通胀预期是既定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通胀预期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导致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位移。加入自然失业率和通胀预期后，就有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它使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低失业的后果并不是高通货膨胀，而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如图2所示，经济的初始均衡状态在A点，此时失业率等于自然率水平，通货膨胀预期等于实际通货膨胀。政府实行了未预期的扩张政策，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1把经济移动到B点，此时失业率低于自然率水平，通货膨胀预期低于实际通货膨胀。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位移，经济移动到C点，此时失业率回到自然率水平，扩张政策只得到了更高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要治理高通胀，紧缩性政策首先沿着菲利普斯曲线2把经济移动到D点，此时失业率高于自然率水平，实际通货膨胀低于通货膨胀预期。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下调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回到原来的位置，经济又回到了原来的均衡点A。显然，治理通货膨胀需要忍受短期的失业率上升和产出下降，产出下降和通胀率下降的比率被称为“牺牲率”。 　　 　　（三）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 　　无论是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是卢卡斯供给曲线，都可以统一用下式表示： 　　πt—π*=c+γyt+εt（1） 　　其中π是实际通胀率，π* 是预期通胀率。y是刻画实体经济的变量，可以是失业率偏离自然率的程度，或者是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程度，即产出缺口。c 和γ是参数，ε是残差。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卢卡斯供给曲线的主要区别在于对π* 的解释上。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采取的是适应性预期或后顾性（backward—looking）预期，即工人根据前期的通胀率来预期通胀。卢卡斯假设，经济主体无法确知当期的总体价格水平，但是可以通过所有已知信息推出总体价格水平的概率分布。根据卢卡斯供给曲线，有π* =E(πt)，即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等于通胀的期望，这也就是所谓理性预期。 　　随着以卢卡斯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迅速崛起，理性预期和选择性微观基础逐步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标准配置，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受到广泛推崇，直接设定（ad hoc）则成为落后和过时的代名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Roberts（1995）总结了三个经常被引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名义刚性模型①，发现从中都可以推导出下式: 　　πt—Eπt+1=c+γyt+εt（2） 　　这就是所谓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显然，假设π*=Eπt+1，则（2）式也可以归入（1）式。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最大特点是：预期是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而非后顾性的。 　　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尽管有很多吸引人的特点，但在经验检验上却并不成功（Mankiw，2001）。比如，如果央行宣布一项可信的反通胀政策，那么，拥有前瞻性预期的企业预期未来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它就会降价或者降低提价的幅度。这时货币实际余额增加，经济步入繁荣。从（2）式看就是可信的反通胀政策使得Eπt+1下降，从而导致πt下降和yt上升。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反通胀最后都导致了衰退，而非繁荣。为此，一些年轻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所谓“混杂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hybrid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Gali Gertler，1999）。这些作者主要从两方面对（2）式进行了改进：假设有一部分企业在定价时使用后顾性的经验法则；用有理论支撑的实际边际成本（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代替直接设定的产出缺口。利用美国和欧洲地区数据进行的检验表明，后顾性预期并不重要，在解释通货膨胀动态时，前瞻性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被认为仍是一个好的初步近似。但这些结果也遇到新的挑战（Rudd Whelan，2005）。总之，这方面的研究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四）开放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 　　1990年代以来，世界宏观经济出现了两个被广泛关注的趋势。“1990年代全球通货膨胀从每年30%下降到每年大约4%。同时，大规模的全球化过程席卷拉美新兴市场、欧洲转轨经济和东亚新兴经济。1992年欧洲单一市场建立，1999年欧洲单一货币区形成，这些全球化的里程碑也发生在这个时期。”（Razin Loungani，2005）由于低通胀和全球化携手而来，一些敏锐的经济学家很快就开始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随着低通胀的持续，对低通胀的研究不断升温。许多经济学家和重要机构对此发表了看法，这中间当然少不了批评和争论。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大都涉及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 　　1．经济开放度越高通货膨胀率就越低？ 　　Romer（1993）较早研究了开放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建立在Kydland Prescott（1977）的成果之上。Kydland Prescott的研究表明，缺乏可信事先承诺的货币政策将导致高通胀。Romer认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中，没有预期到的货币扩张会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这会部分抵消扩张政策带来的产出增长，减少政策制定者实施扩张货币政策所能得到的好处。因此，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实施未预期扩张性货币政策所能得到的好处就越少，其通货膨胀率也就越低。Romer利用114个国家的数据对上述命题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开放和通胀确实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此后，Romer的研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受到挑战。Terra（1997）认为，严重负债国家在债务危机期间，一方面可以通过贸易盈余来偿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国内私人部门收缴“通货膨胀税”来偿债。因为开放度低的国家很难有效利用前一种方式，而使用后一种方式就会导致高通胀。Terra发现，如果把Romer的样本按照负债水平分为四组，那么，开放和通胀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只在严重负债的国家存在。Temple（2002）对经济开放度和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研究，也不支持Romer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支持Romer的结论，即经济开放程度和通货膨胀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总的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 　　近些年来出现的大规模全球化和持续低通胀并存现象，使开放和通胀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讨论过程中问题多少发生了转化，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全球化是不是低通胀的原因之一，甚至还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如果是，那么全球化是否限制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从而，传统理论和一些一般化的理解需要做出改变。 　　Rogoff（2003）认为，除了央行执行可信的反通胀政策等因素，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全球化进程是持续低通胀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放松管制以及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弱化相互作用，导致产品和劳动市场的竞争加剧。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使得总体价格和工资水平趋于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更加灵活。这使得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政策制定者没有激励去实施旨在提高产出和就业的扩张性政策。同时，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这从根本上打消了执政者推行通胀政策的念头 。总的来说，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激烈的竞争既削弱了企业的垄断力又减轻了价格刚性的程度，这两个因素都不鼓励央行实行未预期的扩张政策，从而使央行的反通胀信誉得到增强，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降低了。在此后的一篇文章中，在强调上述观点的同时，Rogoff（2006）指出，虽然全球化并没有根本改变单个央行在长期控制本国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的能力，但是，金融全球化令单个央行控制真实利率和资产价格的能力严重下降。在此背景下，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就至关重要，虽然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仍有相当大的单独影响力，然而，许多任务已经不是一家央行所能独立完成的。 　　Rogoff的观点引来了许多反对意见。Ball（2006）的文章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全球化是否降低了通货膨胀的长期水平？（2）全球化是否影响了由菲利普斯曲线刻画的通货膨胀的动态结构？（3）全球化是否为通货膨胀过程提供了重大的负面冲击？与Rogoff不同，Ball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Ball认为，首先，全球化的定义和测度并不清晰，如果以对外贸易的相对量来计算，美国和英国的开放度和低通胀在时期上并不对应；其次，物价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水平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全球化充其量只能有短期影响；再次，关于全球化在短期会影响通胀动态的各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较低的通货膨胀趋势增强了价格刚性的程度，以及中央银行反通胀信誉的增强锚定了通货膨胀预期，都可以对短期的通货膨胀动态提供良好解释；最后，低价的进口商品只会改变相对价格，而通货膨胀反映的是名义价格的上涨，这中间的传导需要一定的条件，目前还不太清楚。总之，没有多少理由认为全球化改变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构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水平。 　　Woodford（2007）指出：最近人们担心，全球化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能力，这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流动性升水①成为全球流动性的函数而不是一国央行流动性供给的函数（新LM曲线）；实际利率依赖于全球投资与消费的差额而不是一国投资与消费的差额（新IS曲线）；通货膨胀压力取决于全球产出缺口而非一国的产出缺口（新AS曲线）。但Woodford分析金融市场、最终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后发现，即便是更为彻底的全球化（即超过当前的全球化一体化程度），也不可能使一国央行对于通货膨胀的动态失去控制。不过，Woodford主要是基本模型分析，还未能提供足够的经验证据。 　　美联储主席Bernanke（2007）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美联储影响金融环境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为分析金融环境及其决定因素添加了一个复杂的维度，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它考虑进来。既然全球化并没有限制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国内金融环境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各经济体之间的长期利率和主要资产价格有如此高的相关性？一个解释是各国央行对同样的全球经济冲击（比如石油冲击）做出了相似的反应，另一个解释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别国的收益曲线和资产价格。关于全球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全球化的因素确实会影响通货膨胀。然而，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在为工业化国家提供低廉商品的同时，其强劲增长也拉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 　　Taylor（2008）认为：尽管许多人都说全球化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这可能是一种误导。因为，无论是汇率传递（pass—through）的减弱，更为平缓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是过去1/4世纪的反通货膨胀，都可以用全球化来解释。但这使得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讨论陷入混乱。根据泰勒的说法，没有全球化，货币政策也能做到以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