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艰难终须一别【千古艰难】
德国近几年来出版了好几种评论原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书。
有的书名极尖锐。
象佩・普拉茨比尔斯基所写的《作案现场：政治局》。
这位作者曾任原民主德国总检察院刑事案件新闻发言人，经常在电视中露面。
另一本书《当墙倒塌的时候》出自和昂纳克关系密切的埃贡・克伦茨。
克伦茨请求昂纳克签名，昂满足了孩子的愿望，并鼓励他进一步成为自由德国青年盟员。
一九八一年，已经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的克伦茨，拿了一本出版不久的昂纳克的自传《我的经历》又一次请昂纳克签名。
昂纳克在扉页上写下“给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埃贡。
埃里希・昂纳克。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这行字。
一九八九年，克伦茨领头策划并主持十月十八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十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解除昂纳克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很快又把他开除出党。
执政仅五十天，他也下了台。
闲居时写起书来。
这本书透露了不少东德当年的内部情况。
例如，“柏林墙”在计划中时的秘密代号为“第二道中国长城”。
各国国界上一般只有界碑，谁也无力筑墙。
而长城可说是古代中国国界墙。
可是长城蜿蜒在崇山峻岭、茫茫大漠，总长约六千七百公里，墙高为五点七米或八点五米。
柏林墙只穿过一个市，目的是封锁西柏林。
长一五五公里，高三米半。
比之为长城，未免唐突，至少是不伦。
不过人家从未公开用过。
克伦茨还谈到建墙的经过。
这种“忏悔”的态度，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和同情。
但是，克伦茨当年的急切逢迎的姿态，历历在目，可他讳莫如深，对自己的错误更只字不提。
在某种程度说，今日的洗刷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人品的猜疑，很难使人完全谅解。
另一种态度是昂纳克。
这见于在德国出版的另一本书，名叫《下台》。
实际上是两位作家莱・安德尔特和沃・赫尔茨贝格对昂纳克的采访录。
此外还有梅・璃曼和埃・特云普勒写的《从乌布利希到昂纳克》，以及写昂纳克左右手而兼及昂纳克的《民主德国的掘墓人》(江逊著)；君特・米塔克：《怎样毁掉统一社会党的国家》等等。
每次出庭，服装笔挺，昂首四顾。
他不承认指控他的任何“罪行”。
他说建墙是当时冷战下的必须措施。
至于开枪，他说如果听任每个人都可以离开民主德国，那么民主德国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消失了。
昂纳克更不承认这场审判，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庭无权审判另一个不同制度国家的领导人。
欣赏昂纳克的傲慢和倔强的不乏人在，觉得他远胜另一个惊惶失措的受审者，原安全部首脑米尔克。
随着审判，揭出了许多原来不为人知的内幕。
诸如柏林墙下开枪的细节、被击毙者的名单、高级领导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秘密贸易、“人口买卖”(指批准放行某些民主德国人来换取高额的西德马克)，等等。
但他表示当时不得不如此。
从政府来讲并非毫无道理。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听任国民偷越边界。
可这对于被杀者的家庭终归是难以愈合的伤口。
一个被杀者的母亲本以为她的儿子失踪，她曾上书昂纳克请求帮助，没有回音。
这时才知道真相的她倍感伤心，几乎碰死在一段残墙上。
当原民主德国公民听到昂纳克讲民主德国失败的原因时，他们更加恼怒。
昂纳克在法庭声明中说：“社会主义在德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而且恰恰是因为，民主德国的公民象在他们之前的其他德国人一样，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昂纳克这里所讲的其他德国人，是指一九三三年选择希特勒的德国人。
昂纳克还说，失败是由于联邦德国用物质来引诱，而“许多民主德国公民经不住这种引诱，他们做了联邦德国政治家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用双脚投了票’”。
这么说，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了群众。
原民主德国公民正从一个制度转入另一个陌生的制度，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压力。
他们成为“东德佬”。
统一初期的兴奋逐渐消失，失望、愤恚甚至幻灭之感加重。
四十年家国，一朝解体。
而原来的领导人竟说，他们要对这一切负责。
原料想昂纳克至少有些痛心的颜色。
谁知当他刚走进去，昂纳克象见到老熟人似的，轻松地喊道：“呵哈，我早就在电视上认识您了。
”普拉茨比尔斯基说，昂纳克不是什么不屈，而是毫无愧疚感和责任感。
可惜他在其他场合所讲的话，和法庭上讲的完全一样，什么自我批评也不作，这使得许多同情者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