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报与小报的比较】官碓村小报
新闻传播事业在任何时代都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产生报纸的国家，其新闻发展史也是备受关注的，特别是中国古代新闻发展史。
中国古代报纸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官方的邸报，一条是民间的小报。
中国古代的官报以及小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同处于封建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并为其政治利益服务。
封建统治者是决不会允许自由报道一切消息和自由发表一切的。
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最终都被近代报刊所取代，注定不能形成良好的气候。
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报和小报产生于同一大环境中，有共同的促进要素，最后的结果也是同一命运，只是其中的成长过程不同。
性质和地位不同 古代官报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戈公振先生1927年在《中国进化之概观》中说：“自报纸历史上言之，邸报之产生，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
”这一特点是和中国的社会体制相对应的。
古代官报从诞生之日起，基本上就是为政治服务的，编发报纸都是在国家的行政体系范围内，阅读报纸的读者也主要是各级官员、在朝或者在野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可以说，它的出现、发展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历代统治者也用这一工具来维护和实现其对国家的统治与管理。
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总是以非法、非常的面目出现，又总是被定性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造谣欺众”、“诳惑群听、乱有传播”，“撰造无根之言”。
小报的地位，用不具权威性，又为当政者忌讳，多处于被禁、地下状态等来概括是最恰当不过了。
报纸出现称谓及演变不同 中国古代官报发行的地方体制雏形产生于唐代中期，即“进奏院状报”的出现。
该状报不定期地由进奏院向地方藩镇传发，其信息大多数为国家政事活动，时间上往往早于正式发布的朝廷官方文书。
后来孙樵《经纬集》卷三《读开元杂报》中提到，“杂报中也都是国家政事”。
所以有学者认为“开元杂报是当时中央朝廷所编发的政府公报性质的官报”。
其实古代官报本身就是政府文告与新闻报纸的杂交儿，两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唐代现存的两份官报，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进奏院状的残页。
除了朝廷官报外，还有一种“藩镇情报”，这种“藩镇情报”由藩镇自置于京城的进奏院抄发，故称为“邸报”、“邸吏状”。
首次出现“邸报”一词，应是在《宋史韩琦传》中，范仲淹写给韩琦的信中提及“顷接邸报”的有关内容。
此后，“邸报”基本从官方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官方传播政事信息的重要载体。
宋代的邸报是唐代朝廷官报和藩镇情报的统一体，到了宋朝末年，开始流行“朝报”这一名称。
历代文献中，有关元代报纸的记载甚少，以致于可以说从唐代开始的邸报制度至元代中断。
明朝建国后，恢复了朝廷官报，我们一般称为“邸报”，有时也称为“邸钞”。
清代朝廷官报称为“邸钞”，有时称为“京钞”、“阁钞”、“科钞”。
流行于社会上的小报也并非是出于一家一人之手，它始现于北宋中后期，盛行于南宋，并且正式被称之为“小报”。
宋代以后，小报并未绝迹，明、清两朝时有出现，当时称为“小本”、“小钞”、或“报条”。
这些小报都同样受到当局的严厉查封。
报纸的特征不同 与唐代的“开元杂报”和两份存世的“敦煌进奏院状”相比，宋代的官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更接近于大众传播工具，具有历史性的、开拓性的进步。
这主要表现在：宋朝官报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审定、发行到中央各个机关和各地方军政单位的官报，是朝廷信息的中央机关报，它开了中国古代报纸印刷和朝廷官报市场销售的先河；读者面从各级官员扩展到知识分子，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它每五日或十日编辑发行一次，是定期发行的公开出版物。
对于它的管理，宋朝还实行了“定本”制度。
明朝的封建官报又与以前的朝代有所不同，它不设进奏院，而是由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它的发布抄传的工作，有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
通政司汇集各类题奏和地方上报的信息，也就是臣僚们的奏章，要让皇帝看见，必须经过通政司。
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提塘将这些诏令和题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传阅。
清代的官报，参考明代的建制，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我们仍从报纸的特征来看。
首先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强。
邸报的内容很局限，无非是皇帝的活动、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
小报比起邸报来，内容则广泛得多，有进奏官提供的邸报没有报道的事情，也有从朝廷泄露出来的和报探从大街上窃听到的，内容多，来源广，人们读小报的积极性大大超过读邸报。
其次，小报的传播速度迅速，时效性强，由于小报不用审查，因此小报往往比邸报传播得快。
另外，小报的读者面更广。
意义作用不同 官报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其政治服务。
表面上看，报纸只是一种统治工具，事实上，它在客观上也具有记录历史的作用。
邸报的主体内容之一虽说是臣僚的奏章以及皇帝的批复，但是若以现代的观点看，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时事，具有一定的新闻性。
自明代开始，邸报已是日刊，能够更加真实地记录当时的社会状况。
《剑桥中国史》的编者之一就提到他们曾经借重明代邸报撰写明史，将其视为“可资利用的各类历史著作以外的另一种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
同时，古代官报既提供朝廷的政事信息，“庶几朝廷命令之出，天下通知”，也向读者强化纲常伦理，“欲以迁授，降黜，勉励天下之为吏者”。
而小报作为民报身份出现，虽然屡遭禁止，它的意义仍是重大的。
因为小报第一次突破了官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垄断和朝廷政事的封锁，打破了封建官报一统天下、舆论一体化的局面，满足了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信息的需求，增加了他们议论朝政的资料和机会，并突破朝廷官报作为政治宣传品的范围走向市场。
总体来说，古代官报和小报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报纸，我们从宏观上对它们进行比较，更加有利于我们对古代报纸整体的把握，因为微观方面有很多都无法用史料比较、证明。
它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是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的，无论最后报纸的命运怎样，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给人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