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含义 于无声处听风雷
“六十年代对我们心智的影响有多深?”――在1960年代度过懵懂、求索青春岁月的吕正惠先生这么说时,心情一定不轻松。
这是秉烛回忆的起点,是以一介书生卷入廿余年来岛内政治、文化的曲折纠葛,承担困扰和苦闷,不退让、不回避,且于其中不断躬身自省,追索源流必需致思的起点:我们是怎样被塑造的?这样被塑造的我们,又是如何参与、构成了今日台湾现实的风貌的? 这也正是本专辑《台湾1960年代的青年与文学》的立意:1960年代已经愈来愈透过今日台湾的困局,暗示或明示了它的重要;以“青年与文学”切入,因为1960年代的台湾青年一方面是时代新变的最充分承受者,一方面又是以其“朝气和求知欲”对时代提出反抗的人。
尽管台湾青年在1960年代世界性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中的缺席,至今让许多人(特别是左翼的思考者、运动者)引以为憾,那个在白色恐怖和戒严体制下“喑哑”的时代,却并非没有青年的“风雷”。
其一便是:青年的苦闷、抵抗和创造能量,不能付诸行动,却丰沛地展现在文学和艺术的创造之中。
本期推出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先生的《1960年代的台湾的“现代化”文化――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李孟舜的《谁来唤醒你?――从探讨六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历程》,恰是一个有意味的对照。
吕先生回顾自己的1960年代,从12岁的少年到一个22岁的大学生,“怎么读书、读什么书”的具体经验,实则展开了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生活脉络,其背后的追问是:“现代化”是怎么深深植入台湾人的意识的?李孟舜则以一个出生于1980年代的大陆年轻人,透过刘大任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隔海追踪196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的思想历程。
在白色恐怖和大陆批判的现代文学传统的禁制的背景下,战后出生、1960年代成长的孩子们,天然背负了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的包袱。
在“断层的历史”中长大,他们的青春苦闷不得接续本土传统。
于是烙印着美国制造的“现代化”,在台湾岛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通过经济现代化、美国新闻处、如李敖这样的叛逆青年指标、传播自由主义的刊物丛书、甚至是“现代文学”――这样原本蕴含着对人的精神处境深刻反省的文学实践――渗入、形构了战后台湾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对许多亲历者来说,回望这一过程,或许是爱恨交织的。
“现代化”曾经充满魅力,它满足少年的求知欲、开阔其视野,甚而成为抵抗专制社会、想象未来的召唤形式;同时,它对“传统”的弃绝、它对“帝国朋友”的依附,以及它在整个社会确立的价值和集体无意识,又成为年轻人主体觉醒、“异端”萌动时,由内至外的双重羁绊。
刘大任写于1980年代的《浮游群落》,便透露了“异端”(左翼)青年思考与实践的艰难。
而他2009年出版的《远方有风雷》,更将全部的怀恋,投注于1960年代年轻人秘密集结的“读书小组”,从台北的冰果室到美国的大学校园,展开一代台湾左翼青年蓬勃与压抑、理想与消沉、膨胀与自省交织的岁月。
但追究起来,对1960年代台湾左翼知识青年更复杂的书写,更以其犹疑、不安和近乎苛刻的自省,达致了思考的高度与深度的,无疑早存在于陈映真1960年代的小说创作。
这些相较于大陆左翼文学既熟悉又陌生的书写和思考,不但是今日台湾左翼,也是大陆知识界极有益的思想资源。
1960年代的喑哑与风雷,确为此后台湾半个世纪的运转,提供了某种内在的、重要的结构――1970年代的保钓与乡土文学运动、1980年代反体制运动、1990年代本土的崛起……无不内蕴着1960年代的面影,无论是应和之还是反抗之。
吕先生的回忆,归根结底指向的还是现实――不仅是台湾的现实,也关涉两岸共同面对的问题,意在言外中,于是有更多历史—当下议题开放给有心人;李孟舜遥望1960年代知青,对“精神流亡症”,对以“现代化”为文学、社会之探索道路的分析,有其见与不见,也应会引发更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