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龟蒙自传体小品浅论_陆龟蒙
关键词：陆龟蒙 自传体小品 《江湖散人传》 《甫里先生传》 摘 要：晚唐小品文作家陆龟蒙的自传体小品《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坦露个人志趣情怀，描写脱俗逸行，以彰显自我，标榜个性。
同时，这两篇小品也促进了自传体小品的发展；大体而言，《江湖散人传》肇开自传体小品中采用虚拟问答之先路，《甫里先生传》则是史实性自传的写实与文学性自传的虚构高度融合的典范之作。
一 晚唐小品作家陆龟蒙的自传体小品――《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虽均为彰显陆氏形象的生动画像，但若就自传体小品本身特征而言，二者既显示出相同特征也具有其各自特色。
自传一般分作史实性自传与文学性自传两类，史实性自传多是自身经历的实录，以叙述事件、行状为主，具有比较固定的格式，语言简明、质朴，并且只能以第一人称叙事。
文学性自传则擅长写意、传神，在实录创作宗旨的基础上，力求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人称的选用，也较为灵活自由，以第三人称为多，内容多坦露志趣情怀，描写脱俗逸行，以彰显自我，标榜个性。
行文不求面面俱到，也不需详尽缕述生平际遇，而是遗貌取神，以凸显作者自身的人格特征。
二文选取陆龟蒙人生状态的一个横断面，展示出其脱略世俗的个性，堪称两幅彰显陆氏形象的生动画像。
这两篇自传开篇虽以自传体的通常格式，遵循姓、名、字、籍贯之序对现实人物加以介绍，但均“让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出现”，“这种写法的优势显而易见。
自我中心是自传的原罪，而用传记的形式来表现自传的意识，既回避了过分的自我张扬，又满足了永恒的立传冲动”①。
用“某某先生”称呼自己，实际上已经将自己与自然同化，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
基此《甫里先生传》与《江湖散人传》假借“甫里先生”、“江湖散人”之名号，不提供特定的自传事实，以第三者的立场着笔，这样对一个客观存在的自我的评价则会更为客观、公允。
可以说，《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是形式上的他传，实际上的自传。
人见其耕于甫里，故云”开篇，使用“不知”这一含混之辞，佯称只因躬耕于甫里而名其号，在叙述上故意遮掩，但却使事实更真切：甫里先生和现实，亦即甫里先生和陆龟蒙之间反而联系更加紧密。
因而，文章开篇表面虽在提醒甫里先生≠作者，实际上无非是为了反复强调以豁人耳目，以隐晦手法表明甫里先生就是作者自己。
不记姓名，只呼其号，这一特点源自《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但又不同与《五柳先生传》那样对自传所必须交待的姓、名、字、籍贯全然虚构的手法，而是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据作者原注“甫里，松江上村墟名”，是一实际地名。
而《江湖散人传》则以介绍名号由来开篇，“散人者，散诞之人也”，“散人”一语，本指庸庸碌碌，于世无补之流。
他却不以为意，“散人不知耻，乃从而称之。
”这里“散人”也为虚拟的人物，身份似乎并不确定。
显然开篇仍承袭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虚拟人物，且不记姓名，只呼其号的作文手法，但无需揣摩即知，“散人”就是萧散孤傲的陆龟蒙。
《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在文中亦承袭《五柳先生传》《五斗先生传》中对自我性格进行总体概括的行文方法。
以“性野逸”、“无羁检”“心散、意散、形散、神散。
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总体概括甫里先生与江湖散人的性格特征：自矜才华、向以贤哲自居的陆龟蒙，不仅饱受家族荣耀的幻灭、才志难骋的苦痛，社会的千疮百孔也噬咬着他忧系天下之心，他不得不在无奈中求生存，在痛苦中寻慰藉，恣意的慵散、傲诞、“性野逸”、“无羁检”、“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无非是与浊世相对抗心理的婉曲表现，这与《五柳先生传》“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斗先生传》“绝思虑，寡言语”之类的表述可谓一脉相承。
自传作家往往于文中通过叙写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时代的关系来揭示自我的个性。
《甫里先生传》与《江湖散人传》均无一例外地通过叙写我与他人的关系来凸显自我萧散、傲兀的个性，“性不喜与俗人交，虽诣门不得见也”，寥寥几语塑造出一个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孤高形象，他与人与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力图自我人格不受侵犯。
“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陆龟蒙的慵散、傲诞虽为自负文士抗俗的外在表现形式，却使其与世枘凿，被世俗讥诮，而他却不以为意，“散人不知耻，乃从而称之”，一个特立独行、不以世俗毁誉为念的陆龟蒙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文的语言均质朴自然，《甫里先生传》虽截取日居生活片段凸显自己人格理想与个性特征，但却以质朴自然的笔致出之，《江湖散人传》亦以素朴的语言，虚拟出“或人”与“江湖散人”的问对，显豁地道出己之疏懒、散淡的个性特征。
二 除去以上的共同特点外，《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尚有各自的特点。
《甫里先生传》为进一步说明作者不同流俗的人生理想与高标人格，采用与史实性自传相近的表现方式，将一些生活事实也写入其中。
自传事实，是用来建构自我发展、对个性起界定作用的那些事实，是自我心灵的证据。
但《甫里先生传》仅选取己身现实人生状态的一个横断面，分别从治学、写作、读书、荣利观、饮酒、品茗、社交诸方面加以展现，这是一种静态的排列，构成文中主要的事实，它们之间虽有细微联系，但主要是用以反衬甫里先生丰富的精神和高雅的情趣： 好读古圣人书。
探六籍，识大义，就中乐《春秋》。
抉摘微旨。
笔势由前面叙其纵放不羁，陡然转为谈论自己治学兴趣与造诣，他于《春秋》学颇有研究，其在《求志赋》序中就曾称：“予志在《春秋》……得文通陆先生所纂之书，伏而诵之。
”赋云：“乐夫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若仇。
得啖赵疏凿之与损益，然后知微旨之可求。
”可知于《春秋》一学，他极力推崇的是啖赵一派弃三传而直求圣人之志的解经之法，足见其治学的卓异之处。
他又向以文章自娱，“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虽幽忧疾病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曾暂辍”，虽身罹疾病，仍不曾停辍，但并非想借文章立身扬名，骄人傲世，因此对自己的文章亦不甚看重，任人取之，“或好事者取去，后于他人家见，亦不复谓己作已”，继而从创作态度谈及自己的诗风，将自己诗风归结为“平淡”。
而读书则成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全沉浸于读书的快乐之中，其读书以校订为务，更接近于对学术的执著追求。
“书有编简断坏者，缉之；文字谬误者，刊之”。
酸腐的文人以稼穑为卑，而他偏躬耕于甫里，对农作格外重视，并为己身躬耕田亩寻找示与他人的理由，“尧舜霉瘠，大禹胼胝，彼非圣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为妻子之天乎？”作为一个有着没落世族背景的寒士，陆龟蒙对世俗的名利更多地带有鄙夷与不屑：“先生贫而不言利。
问之，对曰：利者，商也。
今既士矣，奈何乱四人之业乎？且仲尼、孟轲氏所不许。
” 饮酒、植茶本是文士风雅的明证，“先生嗜，置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余簿，为瓯蚁之实”、“先生始以酒得疾，血败气索者二年，而后能起。
有客至，亦洁樽置觯，但不复饮满向口尔”，通过平实的叙述，其慵散且具有高雅情趣，试图在恬淡隐居生活中涤荡末世悲愤的隐士形象越加醒目。
由于对世俗的抗拒与逆反，他强调特立独行，以其慵散斩断与俗人的联系：“性不喜与俗人交，虽诣门不得见也。
不置车马，不务庆吊，内外姻党，伏腊丧祭，未尝及时往。
”身处晚唐窳败的时代，仕宦理想受挫、社会价值的失落，迫使陆龟蒙无奈地选择隐居，隐居之后的陆龟蒙常以小舟放怀、轻棹寻乐之超逸之举，使其心灵获得暂时慰藉。
“或寒暑得中，体性无事时，乘小舟，设篷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床、钓具、棹船郎而已。
所诣小不会意，径还不留。
虽水禽决起，山鹿骇去之不若。
人谓之江湖散人”，他以轻灵的笔致，写出己之以山水作为栖逸高蹈之所的自得之绪，写实与写意瞬间高度融合。
此外他还将情趣转移至治学、读书、写作、耕作、植茶上，但是其孤傲的个性，又使其不愿随波逐流，不屑从俗。
陆龟蒙在文章最后总括自己人生，对自身性格特征作以客观评价，所谓“性狷急，遇事发作，辄不含忍，寻复悔之，屡改不能矣！”此种自我省察绝非自我的彻底否定，只不过是从侧面肯定自己超拔世俗的个性而已。
本文通过对陆龟蒙日居生活逐一叙写，将之孤高傲兀的性格、不屑于世俗的趣尚，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自传事实虽撷取陆龟蒙隐居生活的片段，逐一实录，貌似琐细，但其凸显陆龟蒙个性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他表面的琐细。
如果说史实性自传擅长展示真实的生活经历，文学性自传注重坦露志趣情怀，那么《甫里先生传》则是史实性自传的实录与文学性自传的写意高度融合的典范之作。
《甫里先生传》对人的身份有意隐晦的为文方式虽然遥承《五柳先生传》，但对己之日常生活逐项记录，如实叙写，在平实的叙述中展露己之志趣情怀，这一特点使其自传的性质，更加鲜明。
三 陆龟蒙另一篇自传体小品《江湖散人传》，则以问对体的形式，表明己身慵散、傲诞之性，高洁之品，超拔世俗的人生理想。
中国古代早有“问对”体文章，先秦诸子之文为其滥觞，至汉代，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闲》之类“或设客难以着其意，或设辞以自慰”②，“而反复纵横，其可以舒愤郁而通意虑”③,《江湖散人传》中的虚拟问答即渊源于“问对”体之文，“问对”体之文中虚拟的问对双方往往人生态度、人格理想截然对立，借问答而展示作者生活的人生态度、个性特征，婉曲地展现自我内在心灵世界的矛盾冲突，《江湖散人传》继承了“问对体”文章的手法，以“散人”自称，与世俗的“或人”构成问对，实则既是作者的自慰之辞亦是作者的人格宣言。
文章先以世俗之口提出疑问，为何他人予以嘲讽的称谓，江湖散人却不为己辩解，反而以之为号，让人不得其解。
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为号，何也？”面对如此的不解，陆龟蒙假借散人之口，设譬取喻，用形象化的方法，阐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回应世俗的疑问。
他以天地、水土为喻，天地虽大，但仅为“太虚中一物耳”，其“劳乎覆载，劳乎运行，差之晷度，寒暑错乱”，意欲摆脱烦累，散诞逍遥，怎可得耶？若以无用方为至用的观点继而来看水土之局散，“水土之散皆有用乎？”虽设此一问，己之判断已暗含其中，在他看来“水之散，为雨为露为霜雪，水之局，为潴为洳为潢污。
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
生可以艺，死可以入。
土之局，埙不可以为壶，甓不可以为盂”，这难道不是“散能通于变化，局不能耶？”而人生的进退又何尝不是如此？“退若不散，守名之筌；进若不散，执时之权。
筌可守耶？权可执耶？”世俗之“局”无非是人生进退的羁绊，“反以正直为狂痴”，若为其所羁，怎可“不共诸侯分邑里，不与天子专隍陴”，“行散任之适”？（《散人歌》）他从水土之散中，深切领悟到“散能通于变化”这一人生至理。
正是因深谙此理，他才能率意而为，任性散淡。
陆龟蒙与晚唐大多数隐逸士人一样，在现实中他无疑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实现出仕的梦想，这样的经历促使他更为傲诞、慵散，“江湖散人天骨奇，短发搔来蓬半垂。
手提孤篁曳寒茧，口诵太古沧浪词”（《散人歌》）。
也正基于此，才得以任性逍遥。
这些虽为问对之辞，但却深蕴陆龟蒙对人生的清醒体认，他虽不想像魏晋士人那样酩酊买醉以远祸，亦不提倡屈原道塞而不行时的过分清醒，“屈大夫独醒，应难共语；阮校尉连醉，不可同行。
”（《中酒赋》）但对千疮百孔的社会却始终幽愤难弭，只能以通于变化的“散”与浊世相抗，获取些许心灵的慰藉。
此种在自传体小品中设譬取喻，借用道家观点，阐明己身的处世原则、人生理想之手法应为陆龟蒙首发其端。
四 若论古代自传体小品的源流，大抵晋代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首发其端。
南朝袁粲的《妙德先生传》、初唐时人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步其后尘，此后自传体小品在文坛归于沉寂，直至中唐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才又传出久违的回音，在时代进入晚唐后，以陆龟蒙的《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为代表的自传体小品，显然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后世亦出现一些与二者表现手法相类似的自传体小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明代宋濂《白牛生传》等自传体小品均于文中运用问对的形式。
《六一居士传》借客主问对先阐释“六一居士”这一名号的含义，“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更名六一居士无非是欧阳修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己虽为一衰翁，暮年若能与此五物为伴至老亦是人生至乐。
他享有高位数十年，深晓消长盈虚之理，急欲摆脱物累世虑，客却妄下居士欲逃名的断语，并引《庄子・渔父篇》中之语，讥诮他这样做是“畏影而走乎日中”，必将“疾走大喘渴死”，而名终不可逃。
既而客围绕此点层层逼问，欧阳修对人生哲理的清醒体认、其人生理想则在客主的问对中，通过引述道家之言得以体现。
宋濂的《白牛生传》虽使传主身份确定，但仍虚拟出“或人”与“生”的对话，多重展示自身的思想与性格。
如“生学于治心，道在王伦，自以为至易至简。
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则之首矣。
’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
吾文人乎哉？’或求学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则吾不知也。
’生不肯干禄，或欲挽之出，生曰:‘禄可干邪？仕当为道谋，干之，私也。
’”全文以虚拟问对层层辩驳，多重塑造出“动以圣贤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因莫能识也”的自我形象。
而明代沈嘉的《西溪生自志》、周履靖《螺冠子自序》、杜文焕的《元鹤逸史传》等自传体小品，在表现手法上与《甫里先生传》极为相似。
如自称“以善善生，生无可善，以罪罪生，亦无可罪。
无已，有一罪焉，曰懒残而已矣”的沈嘉于《西溪生自志》中记载己之一生读书、饮酒、做诗、漫游的癖好，号称梅颠道人、元鹤逸史的周履靖、杜文焕则于己之自传体小品《螺冠子自序》、《元鹤逸史传》中从几个主要方面真实而详细展示筑舍鸳湖之滨、自构太霞精舍的隐居生活，此种表述与《甫里先生》中抉取日常生活几个片段逐一叙写一样，与其说是在摹写特定的事实，不如说是在表露和展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个性特征，写实与写意高度融合。
综上，陆龟蒙的自传体小品《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坦露志趣情怀，描写脱俗逸行，彰显自我，标榜个性。
同时这两篇作品也促进自传体小品的发展，大体而言，《江湖散人传》肇开自传体小品中采用虚拟问对之先路，《甫里先生传》则是史实性自传的写实与文学性自传的高度融合的典范之作。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李秀敏，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①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吴 讷.文章辩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③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