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商帮如何打造金钱帝国
商海沉浮，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很多人徘徊、迷惘。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梳理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的经商之道，或许对当下的从商者能有启发。
毕业论文网 /2/view—12152801.htm 洞庭商帮：聪明的商帮 春秋吴越争霸，名臣范蠡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
明代万历年间，在苏州洞庭东山小岛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一支被誉为“钻天洞庭”的独特商帮――洞庭商帮。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
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苏州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届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的商人，真有魅力。
福建商帮：“内外勾结”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
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中国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
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点评：见缝插针，见机行事。
广东商帮：喜欢“头啖汤” 粤商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所谓“正统”、“权威”观念的束缚。
粤商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边球、有冒险精神是其最为突出的特性。
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欢“头啖汤”。
粤商以快制胜，出击迅速。
粤商从不将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灵活变通，“上得怏，转得快，变得快”正是这种写照。
粤商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资金不多，技术力量也不雄厚，但他们会“借”。
一是借钱发挥；二是借才发挥。
粤商文化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h独食、有钱大家赚”。
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
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宁波帮：创业上海首创金融 1984年，因邓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豪言壮语，“宁波帮”举世闻名。
然而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闻名遐迩。
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处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
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点评：创新才能发展，放活才能居上。
陕西商帮：尽可能追逐厚利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
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
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点评：眼见要放远，头脑要灵活。
山东商帮：重在一个“义”字 山东商帮有山东人的特点，重在一个“义”字上。
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
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总起来讲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讲求信用的商业道德和规范的商业行为。
同时，在山东商帮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鲁商大部分可以说是封建性的商人。
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
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
在独资经营中，一般情况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资本很雄厚，当然也包括不少资本较少的小商小贩。
他们规范商业行为主要表现在与生意对象间的信义约束，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办事；在合伙经营中，山东商帮的规范行为有点像现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伙人之间先立合伙合同，据史料，往往邀同亲好友作见证，以示恪守信用。
龙游商帮：手段最为高明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
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
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
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
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点评：海纳百川，敢为人先。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在实际经营中，晋商信奉关公，讲究以义制利，义利结合，这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
而晋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柜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东家与掌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红与责任，并利用行会之权威培育从业者的诚信荣誉感，可谓最富中国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其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智慧，对当下的民营企业的组织管理，仍有启示意义。
首先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其次是人身顶股制。
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把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第三是管理监督机制。
晋商一方面发明了联号制即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以加强自我约束，同时还创造了钦差制。
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
点评：文化乃商业之脉。
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西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
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
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点评：草根起家，更懂消费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