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莫让星云 莫让陶谷之辈得逞
公元960年，后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威逼年仅7岁的周恭帝禅位，其母符太后只得屈从。
但由于行事仓促，在举行禅位大礼时未来得及撰写禅文，而这禅文却是缺少了不行，粗糙了也丢面子的。
情急无奈之时，陶谷却从怀中掏出一份事先拟就的禅文从容递上，从而使赵匡胤摆脱了一个可以称得上历史性的尴尬。
非但如此，其禅位书更是引经据典，笔下生花，活脱脱把一个逼宫篡位之为，倾诉成了周恭帝畏天命、顺天意、识大贤、法圣尧的竭诚之举。
其间，对赵匡胤的歌功颂德，可谓极尽阿谀之能事，无不使人肉麻。
禅让大礼仓促而行，却能圆满而就，陶谷远胜雪中送炭，立了奇功。
群臣对陶莫不视以羡慕或嫉妒眼光，都认为赵匡胤必报以厚奖，委以重任。
然而，已居九五之尊的赵匡胤并未按大臣们理所当然的思维行事，而是只给了陶谷物质重奖，仍然让他担任最适合其才的虚职――翰林学士。
众臣无不为之惊诧。
这难道是赵匡胤不识其能，奖而不当?非也!恰恰是赵深知其人，量才而用。
赵匡胤知陶谷助已于情急尴尬之际，立朝有大功，但这功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之为，尤其是精心预谋，献禅文于大典情急之时，可谓居心叵测，加上禅文对其吹捧肉麻之语，大典之上的赵匡胤都不无窘惭之心。
赵匡胤正值立国之初，深知重用一“小人”，群“小”蜂拥，重用一能人，群贤毕至。
所以，赵匡胤才作出这出群臣意外，令陶谷失望，但使后人称誉的非常之举。
当然，历朝历代，无论是基层还是高层，姓名不同、行径各异，但都归属于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投机钻营、卖身求荣的陶谷之流不乏其人，这也可以说是官场及权力社会必然的寄生体。
这不尽相同的历史表现，却有一大致相同的历史规律，这就是：陶谷之辈得势，小人逞强，民众遭殃；贤达志士显能，小人隐行，事业兴旺。
宋徽宗用倡奢乱政的蔡京、明世宗用奸诈狠毒的严嵩父子、明熹宗用擅权误国的魏忠贤、乾隆用八面玲珑的和砷……恐怕都可作为前者的佐证；而平原君不计前怨荐赵奢，刘邦用出身贫贱的韩信，曹操用以檄文恶毒咒骂自己的陈琳，唐太宗用犯颜直谏的魏徵，正是后者的史册亮点。
若仔细观察，现实社会中，也不无陶谷遗风，不乏陶谷之辈，有的地方和单位甚至此风盛行，且不乏得逞之徒。
对此，不能不引起领导者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他们不尽心于实际工作，擅长揣摩领导意图。
只要拿准是领导的意见，不论正确与否，不管结果如何，曲意迎合，从不说“不”。
不唯书，不唯实，只唯上。
二是凡是领导讲话，不论何层何级，不管有无实际内容，都冠以“高屋建瓴”、“极其重要”……张口“坚决贯彻重要指示”，闭口“决不辜负领导期望”。
而实际上只是逢场作戏，会后，比演员卸妆还简单。
三是领导同志到基层调查研究，本是分内应为之事，却客气、热情得让旁观者都浑身不自在。
横一个“百忙之中”，竖一个“衷心感谢”；左一个“亲自如何如何”，右一个“备感怎样怎样”；唯领导喜好是行。
四是投机钻营，左右逢源。
热衷于拉关系，跑上层，沉迷于搞交际，攀裙带，走领导夫人之捷径，拢秘书、亲戚之欢心。
以上，不一而足。
最后，值得补上一句：陶谷虽然没当上高官，但在翰林的位子上，倒使其文采得以充分施展，也成了北宋文坛领袖之一。
也许，这正是其大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