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谁阉割了|

中国人和洋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已经世所公认,那就是中国人比较内敛,而洋人比较狂放。

即使中国人手舞足蹈的时候,和洋人也大有差别,比如莫斯科街头那些跳舞的老人和哈尔滨大街上扭大秧歌的老人的表情就大不一样。

那些跳舞的俄罗斯老头儿和老太太们表情生动丰富,让人看得出他们发自心底的快乐,而哈尔滨街头扭大秧歌的老头儿和老太太们大多表情呆板,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被迫的感觉。

这也许是因为东北大秧歌与俄罗斯民间舞蹈不同,大秧歌要求整齐划一,要求规矩,而俄罗斯民间舞蹈则是自由发挥、随兴所至。

这就是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了。

国人的这种内敛在汉族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在黑龙江农村时,居住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冬天的早晨,看着山外的农民进山打柴,他们从山脚下的大道赶着马车或牛车走过。

天气寒冷,那些朝鲜族人都是站在车上,“啊啊”地唱着,好像是用唱歌来抵抗严寒,而汉族农民则全都蜷曲在车上,尽量缩紧脖子,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寒冷。

这现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比方说朝鲜族屯子里青年人结婚,老人们都会跳起舞来迎接新娘,而汉族村子里青年人结婚,老人们只是招待客人大吃大喝。

这虽然说是一种习俗,但体现了一种民族性格的差异。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好像古代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那首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他的朋友汪伦唱着歌踏着舞步给他送行来了。

尽管李白常常有“白发三千丈”等不着调的夸张,但我相信这一送别的细节是真实的。

而细节,往往比那些改朝换代、战争杀伐更能接近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不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在今天的码头或车站,一个大老爷儿们又跳又唱地送朋友,那不是神经病是什么? 　　读古诗词的时候,我经常有这种很诧异的感觉: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跟我们今天大不一样啊,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谨小慎微、中规中矩、唯唯诺诺地生活着呀。

不只是老百姓,如曹操横槊赋诗,周瑜醉酒歌舞都有失大将的威严吧? 　　这不能归于天性上的差别,我觉得我孩提时也并不像现在这样呆头呆脑,也爱说爱笑,也调皮捣蛋,也爱唱歌儿,也会吹笛弹琴。

可见小时候我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也就是很张扬。

我的爷爷常责备我话太多,不稳重,他在临终时还让人带口信给我,说我脑子够用,但聪明外露。

他老人家一直为我的外向性格担心。

他不知道那时远在东北的孙子早已经变得老实听话,规规矩矩,再也不多说多笑,更不再唱歌弹琴,正在一天天变得沉默寡言,木头木脑。

我这一辈子是这样活过来的,从来不敢在公众面前发言讲话;从来不敢对领导的话说“不”;从来不敢在领导面前放声大笑;从来就对陌生人心怀恐惧;从来没喝酒情绪失控过;从来没跳过舞――真的,一次也没有。

我就这样呆头呆脑、诚惶诚恐、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地过了一辈子。

在农村,公牛一般都是要阉割的。

阉割过的公牛老实,听话,只知道干活,再也不想别的。

大家都知道,阉牛就是把它的睾丸给割掉。

虽然只去掉了那么一小块儿肉,但它从此就会大有改变,再也不会发怒顶人,不会调皮捣蛋,永远失去了那种狂放的生气。

回到故乡重见少年时的伙伴,他们感到诧异,觉得我就像什么时候被人给阉割了似的。

他们不说我是被阉割了,而说我一定是被什么人给“处理”过了。

让我郁闷的是,被什么人“处理”过了,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原载2009年9月25日《今 　　 晚报・副刊》】 　　插图/行尸走肉/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