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面对面”中场的特征 面对面交流的一个特征
王志论道(之五) 电视“面对面”由新闻现场、人际交往场和媒体传播场共同构成,电视媒介本身又具有能够传递立体场信息的特性,电视“面对面”在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场兼容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2.场描述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变动和冲突;3.场关注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与联系。
电视“面对面”由新闻现场、人际交往场和媒体传播场共同构成,电视媒介本身又具有能够传递立体场信息的特性,因此电视“面对面”在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场的诸多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场兼容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 场兼容时间与空间,是时空的统一。
传播学先驱库尔特・勒温曾坚持对个体行为的分析应该用当前的场(field at the time),这个“当前”的场含有时间的因素,它是指在特定时间内影响个体的心理因素的总体,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结合。
时空统一贯穿电视“面对面”的整体场中,新闻传播现场追求第一时间、第一现场,通过时空一体展现鲜活的新闻现场,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人际交往场注重交往的特定时空,人际交往只有在特定的时空中才能进行,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媒体传播场更离不开时空一体化,电视媒体场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具有的实力都离不开电视媒体场所经历的历史和面向未来发展过程。
比如参与电视“面对面”中人际交往场的双方,从微观的角度看每个人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又是社会的成员,有着不同的职业分类,电视“面对面”联系起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
而电视“面对面”中的媒体传播场同样兼顾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不仅可以描述电视媒体场在社会场内由于不同的占位、资本和策略如何行动,还可以描述出权力场、经济场、文化场与电视媒介场等不同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
2.场描述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变动和冲突 传播学先驱勒温曾用矢量(vector)概念表示场或生活空间中动力作用的方向和力度。
勒温认为在人的心理生活空间里存在着“矢量”,它“是一种有方向的吸引力或排斥力。
引力的向量使个人趋向目标,斥力的向量使个人背离目标。
”①,引力与斥力都将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一定是引力导致正面结果,斥力导致负面结果。
电视“面对面”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和情感都是难以把握的访谈因素,参与访谈者心理或情感上的变动可能会给人际交往场带来冲突,使访谈现场出现意外。
比如北京电视台的电视谈话节目“国际双行线”曾经制作过一期《谭盾来了》的节目,由于谭盾对现场另一位嘉宾产生了抵触心理,在节目录制尚未完成的时候,谭盾离开了节目现场。
又比如湖南电视台情感类谈话节目“真情”曾在制作一期与父女情感有关的节目时,女儿的情感突然失控冲进演播室的后台试图割腕自杀,节目不得不中断录制,最后未能播出。
这些意外的出现就在于传播者未能对电视“面对面”场中存在的变量与冲突进行预判,并加以适时地引导。
通过对电视“面对面”场中存在各种冲突与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电视“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形态受大众传播性质的控制,电视“面对面”场的变动受到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这两种传播形态的共同作用,而且是更多受制于大众传播性质的过程。
3.场关注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与联系 传播学先驱库尔特・勒温所提出的场论具有整体的特征,他直接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
格式塔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又称为完形心理学。
1912年在德国诞生,后来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与原子心理学相对立。
格式塔心理学采取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主张心理学研究现象的经验,也就是非心非物的中立经验,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这种现象的本来面目,不许可将它分析为感觉元素,认为现象的经验是整体或格式塔,所以称格式塔心理学。
“在格式塔思想路线下”,勒温“根据物理学中出现的部分决定于整体的场现象,提出了‘场理论’,用以研究心理现象”,并且“根据场论,行为必须用个体的心理场来解释。
”②从他所列出的B=f(PE)的公式可以看出,人的行为(B)是个体(P)与环境(E)的函数,即行为“随着个体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③这就表明在特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是一个个人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及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
电视“面对面”的传播在整体的场中进行,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
新闻现场会直接影响到“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场,出现在新闻现场的记者更容易获得与新闻当事人直接交流的机会,新闻现场也会影响到媒体传播场,出现在新闻现场、最先获得独家新闻资源的媒体将成为其他媒体争相追逐的对象,也更容易引起政治场与经济场的关注。
人际交往场同样受到社会场域的控制,比如有的访谈对象受到经济场权力的影响,不敢揭露经济犯罪中所涉及事实的真相。
电视“面对面”在场中进行传播,参与访谈的双方是传播的主体,无论是营造和谐的人际交往场还是开放的大众传播场,都离不开传播者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仅有主观愿望并不一定能营造好电视“面对面”传播的场,在实践过程中,传播者还要掌握好度,尤其是对于电视传播者来说,他们在场的营造过程中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因此度的把握就尤为重要。
注释: ①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7页。
②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