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
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
在此认识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理论，如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
事实上，地域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找不到均衡发展的先例，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国，也都是从非均衡发展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也选择了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使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是历史性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差距被人为拉大，并且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是非均衡发展的第二部战略。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区域经济的势能一旦形成，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难度将会变得很大。
这些年国家在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上不可谓不重视，但并无大的起色。
究其原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
因此，我们在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问题应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对策。
所谓“路径依赖”，又可称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特征，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而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
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其主要思想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
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观抉择，是各种制度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各要素之间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制度是最重要的要素，直接决定其他要素的配置和整体效益。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差距，实质上却是制度上的差异（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
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结果，拉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是制度变迁路径和速率上的差距。
这种差距的形成对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持续的： 首先，在初始条件上，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制度条件率先进行了制度的转型，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选择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下使之迅速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形成了创新和发展互动的路径依赖惯性特征。
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不仅获得了制度和市场优势,形成先入为主的市场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
而内陆地区由于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缺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内生性制度需求的情况下，制度被长期锁定，形成了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惰性特征。
这种初始状态下的制度选择所导致的两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将不断拉大，难以逆转。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落后恰好是经济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难改变的因素。
第二，关于报酬递增来源的理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要素投入减少但产出依然递增的解释。
若按照报酬递减的理论，那些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应该受到要素投入的限制。
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增长，而且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
从中国的地区差异看，沿海发达地区继续作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引擎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