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轴心（注：周振华.经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1）。世纪之交，国家提出的“十五”发展计划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被列为基本的之一。因此，城市化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者分析和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力陈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主张克服制度障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进行中外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固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参考，但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由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而翻来覆去论证城市化的滞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说，仅仅分析城市化发展滞后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分析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如何通过我国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 低度？适度？过度？标准的迷失与误导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领域。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见仁见智，是滞后（低度）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亦或是过度（超前）发展？各种意见都曾出现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仅仅是笔者所见各种文献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众多研究者的主流倾向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是滞后的，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发展超前论”者所持的理由，其实在滞后论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口径问题，隐性城市化问题、流动问题等等。对同一现象，之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迷团之中。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在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问题上，有如下几点不应该忽视： 表1 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的不同意见 研究者 时间 分析依据 基本结论一发展滞后论辜胜阻 1991 IU比、NU比，亚洲模型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10多个 百分点杜辉 1992 化与城镇化的偏差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余立新 1994 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5个 百分点俞德鹏 1994 城市化发展经验数据的“大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0个 国模型” 百分点付晨 1995 114个国家人均GNP水平与城 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7个百分点孙立平 1996 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镇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同等发达程度国家13至33个 百分点叶裕民 1999 中、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1997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比较 化水平与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发展的差距为38.2个 百分点周一星 1999 人均GDP与世界下中等国家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较 个百分点孙永正 1999 中国城镇化率、人口与 城镇化至少滞后于工业化水 劳动力比重差异与世界 平10个百分点以上 中低收入国家组的比较 2001 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 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较 均率低12个百分点王茂林 2000 工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比重 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应 国际比较 该达到43%左右，滞后约17 个百分点二、基本适度论刘连银 1997 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国 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 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后刘勇 1999 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 均模式”相比较 展基本相符，仅稍显滞后郭克莎 4001 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关系 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的国际比较、城市化与非农 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 就业关系比较 和非农就业比重基本相适应三、发展超前论陈阿江 1997 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 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统计进城市人口 董黎明 1999 90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 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 ”发展 发展现实、城市发展过快邓宇鹏 1999 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 1997年中国的隐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 加上公开的城市化，实际水 平超过60%。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用此时的收入水平来套用彼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图说明某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学者虽然考虑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实际购买力评价(PPP)方法来进行论证，但也存在同样的缺陷，更不用说PPP方法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搜刮，获取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通过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及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