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市长 [民国时期成都市长轶事]
辛亥革命之后，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市政公所（其首脑为督办）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遂效法省外各大城市改设市政府。
当时，国民政府有规定，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须在30万人以上才能设置市政府。
1926年，成都人口的总数已达到31万，符合设市政府的要求了。
当时，实际行使管理成都市政职责的是驻省会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
1928年，由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将市政公所改组成市政府，并拟具了成都市政府组织章程，呈请四川省政府转呈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
1928年9月1日，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师长黄隐就任成都市第一任市长。
从1928年至1949年的21年间，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共两次合作。
在四川和成都，还经历了一系列军阀混战、阻击红军北上、川军出川抗战、迎接成都解放等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成都的政局，以至在21年时间里，市长们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先后出现了14任市长，平均每任刚好“一年半载”，最长的任期4年多一点，最短的不足两月，反映了那个时期动荡不安的政局。
21年里，这些市长们在成都既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足印，也留下他们个人的身影，现将部分市长的轶闻简述于后。
他1892年5月27日生于四川双流，清末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升入西安陆军中学，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民国建立，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返川，先后在川军第三师、第五师中任排、连、营长，后转到川军第九师刘文辉部任参谋长兼团长，对刘部的发展壮大颇有影响，深得刘的信任倚重。
1925年，刘文辉任帮办四川军务，率部由宜宾进驻成都，吴升任混成旅长。
刘任二十四军军长后，吴改任军部中将参议。
不久，军阀混战，刘败退西康，吴任职不足两月便卸任，后由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聘为中将参赞。
1938年任省政府委员；1940年兼任四川省禁烟督战处处长；1947年改兼财政厅长。
1948年王陵基主川时卸职，直到解放。
吴景伯为人正直清廉，好读书，思想进步，在解放前几十年的军政生涯中，对民主进步事业多有贡献。
他在大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猖獗之际，与几位倾向进步的好友创办私立协进中学一事，就可见一斑。
1930年，吴景伯联合第二十八混成旅旅长陈离、二十四军师长张清平、旅长余中英等在成都市西胜街原省立第一中学旧址创办私立协进中学，由陈离任校董事长，张清平、余中英等任董事，吴景伯任董事兼首任校长。
吴景伯等人凭借他们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影响，把该校办得与众不同，目的是希望造就一批治国之才。
他先后聘任了许多有识之士为教师，并容纳和掩护共产党在校内设立支部，吸收党员，开展活动。
其后吴景伯将校长一职交由进步人士谷醒华担任，继续在校内进行抗日救亡等宣传活动。
学校所用教材，多由进步老师自编自印，而不用当局规定的课本。
抗战期间，协进中学被誉为“四川的陕北公学”，成为四川培养革命力量和进步青年的大本营。
从协进中学出来的许多师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不少到延安进入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如共产党员、民盟盟员、十二桥烈士曾鸣飞，文学大师沙汀、文百川，著名学者袁珂，曾任该校校长、解放后长期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的萧华清等。
解放后，吴景伯先后担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副主任、民革四川省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
“反右”时被划为“右派”，1958年9月28日病逝于成都。
市长之死 杨全宇是成都第八任市长，四川西充人，先考入北京大学，两年后去国外深造，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1935年2月任四川省教育厅长，1938年8月任成都市长。
他与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是同乡，在治理市政方面获得省府诸多支持，颇有建树。
1940年夏秋之间，正是抗日战争紧急关头，前方节节失利，后方累受日机轰炸，物价飞涨，法币贬值。
此时，米源失调，权势门阀大户囤积居奇，奸商操纵粮价，以致发生抢米事件，人心惶惶，局势严峻。
在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米荒风潮中，老百姓吃尽苦头，而省市政府之间却相互推诿责任。
当时成都市长杨全宇在一次省府会议上，与成都行辕主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发生正面冲突，愤而离席。
由此，杨全宇便招来杀身之祸。
成都市发生米荒及抢米事件，遭到舆论谴责。
当时署名“小铁锥”者在《新新新闻》报上写道：“市民为了购两升米，要跑，要站，要挤，才把‘米条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价米售毕’牌子一挂，不禁饮泣吞气，失望而去，真是毒蛇！”杨全宇为民众食米问题，顶撞上司，使贺国光下不了台，遂怀恨在心，必欲报复。
贺国光为了寻找杨全宇的纰漏，支持中统特务陈仕淦（又名陈仕敢）利用与杨是中学同学、好友的关系，借故住进桂王桥西街杨宅，暗中对杨监视，以图获取“秘密”。
时逢杨的另一北大同学余维一（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主任）在重庆筹办航运轮船公司，曾向杨借钱买船，杨从市府存在银行的公款中挪借了五万元给他。
后余维一还这笔借款时先函告杨，杨嘱他就近交重庆大川银行转汇（杨是该行董事长）。
该行一经理收到余的还款后，恐法币贬值，就自作主张，在宜宾为杨购存小麦200石，以图保值，并将经过函告杨。
不料此信寄到杨全宇家中，即被陈仕淦窃阅，直转贺国光处。
贺国光如获至宝，即作罪证，并向老蒋密告。
蒋介石于1940年9月2日电杨去重庆。
杨全宇对这一切，全然不知，毫无察觉。
9月4日，杨全宇飞渝，市长一职由秘书长刘正华代行。
刘正华是杨重庆联中和北大同学，曾任中央通讯社总干事兼编辑部主任，南京《新民报》创刊人之一。
杨下榻重庆陕西街大川银行，当晚即被逮捕。
大川银行总经理熊觉梦（王缵绪女婿）得知杨被蒋批交军法总监部审讯，即以王缵绪的关系，求见军法总监何成�，以图营救。
从成都闻讯赶来的刘正华和余维一等均焦急地等待着。
两天后，何成�告诉熊觉梦，杨全宇的罪名是：“现任官吏囤积粮食”，并说他了解杨案内情，对杨在成都结怨受屈，深表同情，初判有期徒刑5年，老蒋说轻了；改判10年，仍说轻了；判15年仍不饶，于是由蒋亲手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事后熊觉梦听何成�说，宣判时军法官问杨，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家里。
杨平静地说，他妻子快要临产了，要了一张纸写个字条。
此条何即交熊带回，字条上只写有：“给即将出生的婴儿取名贤生。
”“贤生”者，其妻理解为“遇贤者而后得生”。
夫人王毅健于两月后生下“贤生”。
人世沧桑，后来杨贤生成为国家优秀医务工作者。
书画家市长 余中英是成都第九任市长，原名余烈，字兴公，四川郫县人，1898年生。
清末考入四川陆军小学，未及毕业，民国成立，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川军中任职，直至团长。
抗战初期，随刘湘率川军出征，后任川康绥靖公署副参谋长。
1940年任成都市长，任职期间，他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重塑原春熙路孙中山先生铜像和屹立在东门城门洞象征川军抗日将士的无名英雄像，办起了本市第一家公立医院，创立了本市第一所市立中学和多所中心国民学校。
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开办了由牛市口至茶店子一线的私营公共汽车，修建了自来水厂等，对市政建设颇有建树。
后因“市中”学潮事件，余中英处置不当，受到社会各界谴责，遂与警察局长方超一同引咎辞职。
1949年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员、曾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领导的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经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批准成立，余中英任常委。
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指控该会有反蒋投共嫌疑，报请行政院长阎锡山电令撤销。
该会遂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策反起义，迎接解放工作。
1961年，余中英被安排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继又特邀为省政协委员。
1983年10月21日病逝，享年85岁。
余中英善书法，为赵熙弟子。
解放后，他被选为四川书法协会副理事长，无论寒暑闲忙，他每日必读帖练字。
晚年尤爱张草，每用废报纸临摹，运笔如飞，引以为乐。
他平时练写之作，亦整齐装订，为熟人争索珍藏。
先后向他拜师学书者数十人，皆得他悉心教授，兼作范书。
有的则捉腕教习，孜孜不倦。
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民国时期名人书法》均收录了他的作品，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逝世后，省文史馆和郫县文化馆曾先后展出他的遗作，郫县文化馆还刊印他的墨宝传世。
另外，他还精于绘画，早年曾在北平向齐白石老人拜门学画。
他所画的墨竹、梅花、小虫均可称为上品。
他在书画上的艺术成就，已远远超过他当年军政职务之名声。
“桃红色将军”市长 陈离是第十任成都市长，字静珊，四川安岳人，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
北伐时任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抗战时期与名将王铭章一起浴血抗日。
王铭章将军牺牲后，陈离身负重伤，住武汉协和医院。
董必武、叶剑英曾到医院探望，周恩来路过汉口时也到医院探望陈离，使他深受感动。
陈离驻山西洪洞县时，曾与朱德总司令多有往来，也认识李先念司令员，并暗中支援枪支弹药给李部以抗击日寇。
他接触中共领导人后，深受启发教育，为他后来倾向革命、献身民主奠定了基础。
1945年12月昆明学生因反内战遭当局血腥镇压消息传出，全国震惊，纷纷谴责。
12月9日上午10时，成都市各大中学学生联合在华西坝集会，声援昆明学生，抗议当局的暴行。
此举引起特务注意，并准备镇压。
眼看即将发生流血事件，身为市长的陈离立即打电话向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请示制止，说前市长余中英因“市中”事件刚刚丢官不久，我刚接事，又撞上了，这次可不是一个“市中”，而是7个大学（即川大、金大、燕大、华大、齐大、金女大、中大医学院）和一些中学，还有文幼章、夏仁德等洋教授参加。
如果开枪伤了洋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看他们不过开开会，发泄一通而已。
只要我们派人控制住现场，保险不会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何必大动干戈。
邓锡侯当然明白陈离的根本用心，便就势追问陈离一句，你有把握吗？陈说如果出了大事，唯我是问。
邓又说，中统军统的人要蛮干又咋个办？陈说，主任可以问他们，谁敢保证洋人的安全。
其实中统军统的头头也不敢担保。
最后邓同意陈的意见，只派了一些宪兵、警察“监视”学生行动，遂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除向四川征粮外，还预借一年粮谷。
预征时，官方宣布1946年还本付息，但到期还谷时，省政府却背信弃义，又提出中央还谷移作建设之用。
消息传出，全川粮民愤慨！在蓉民主人士邱翥双、陶凯、陈梦云、刘善征、余沛华等组成“成都市粮民索谷团”向省府请愿，要求还粮于民，并发表告全川粮民书，各县纷纷响应，也成立索谷团，并派出代表向省政府请愿。
省府借口必须经省府委员会决定再作处理，要代表们回去等候。
对于这种拖赖欺骗的手段，邱翥双等找到市长陈离，说省府不理咋个办？陈离不温不火地说：你不晓得“越级上告”。
一句话点醒了邱翥双，当即推举刘光美、况鸿翔、陈梦云为代表赴重庆向国民党中央请愿。
张群接电后立即调查索谷团的背景及幕后人。
当时邱翥双倾向进步是出了名的，常有特务跟踪。
邱与陈离接触，自然被特务尽收眼底。
张群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召见陈离，责问为啥不管索谷团，与索谷团有啥关系。
陈离假装糊涂，一问三不知。
张群说，既然无能，那就辞职吧！还没有等陈离呈书辞职，张群就派陈炳光接任成都市长，罢了陈离的官。
陈离一生曾四次罢官，都因与共产党接触有关，故有“桃红色将军”的外号，但每次都受到邓锡侯的保护。
他1949年底参与彭县起义，促成成都和平解放。
解放后历任西南水利部副部长、湖北省副省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等职。
临危受命当市长 民国时期成都最后一任市长叫冷薰南，字寅东，四川大邑人。
先后入陆军小学、西安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
1913年起，在川军中历任排、连、营、团长，1919年升师长。
20世纪30年代，他多次掩护中共四川军委书记车耀先，并受车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
1943年，曾任宜宾专员达8年之久的冷薰南，虽治理地方颇有建树，但他目睹国民党不得人心，排除异己，兼之中央军在宜宾的补训处军纪败坏，骚扰百姓，专署无权节制，气愤不已，遂辞去专员之职，回到成都，住在西玉龙街小福建营，常与张志和、吴景伯、李铁夫、余中英、邓汉祥、蓝尧衢等人往来，被视为社会名流。
1949年，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时，国民党已呈全面崩溃之势，人心向往解放。
这年4月，原市长乔诚因时局维艰，要求辞职。
乔诚辞职后市长一职缺位，谁来继任成了难题。
因为大家都看到当时局势，谁也不愿出来收拾这副烂摊子。
有的人虽也想过把“市长”瘾，但资历不够。
王陵基想安置他的心腹，又怕引起刘文辉、邓锡侯的不满。
为缓和彼此间矛盾，王陵基决定市长一职由刘、邓推荐。
于是冷薰南成了最佳人选，一是他在军政界声望高，二是他与革命进步人士有关系。
冷薰南最初也颇有顾虑，后经民盟张志和等人做工作，他才欣然受命。
冷薰南接任市长后，表面应付国民党，暗中却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首长向西南进军的“广播宣言”即《四项忠告》去做工作。
为迎接成都解放，他尽力保存市政府档案，保护成都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破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动员各界人士坚守岗位，为解放军接收各个部门做好准备。
成都市政府唯一拥有的武装是成都市民众自卫总队，冷薰南兼总队长，但因事务繁冗，总队之事全由副总队长乔曾希负责。
冷薰南多次召集各区区长和自卫队负责人开会，他说：“我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市政府，决不离开半步，愿与同仁共赴患难。
”其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过境溃军进进出出，他忧心如焚，生怕发生乱兵骚扰市民之事，并为此彻夜难眠，他要乔曾希一定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负责接待好过境部队将领，直到1949年12月25日凌晨4时，胡宗南部队全部撤离成都后，他才稍微安下心来。
1949年12月26日上午8时，成都市政府在总府街智育电影院召集全市会议，冷薰南领衔宣布通电起义。
12月27日，成都解放。
1950年3月，冷薰南被安排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后又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再说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美建交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问我国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会见冷薰南先生。
为此，周总理特派专机将冷先生由成都接到北京，与基辛格会晤。
见面时，基辛格博士行晚辈之礼。
原来冷先生之子冷少泉（原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女婿）在美国与基辛格是同窗好友。
以后，冷少泉回国探亲，父子相聚，全家团圆。
1984年，冷先生以89岁高龄无疾而终，含笑逝世。
相关链接 1928年至1949年成都历任市长 第一任市长黄隐，1928年9月1日~1931年11月12日任职。
黄系二十八军师长，由二十八军咨请省政府转请国民政府正式任命。
第二任市长陈鼎勋，1931年11月12日～1933年5月4日任职。
1933年5月，军阀混战，二十八军于5月4日撤出成都，市长陈鼎勋随军撤走。
第三任市长吴景伯，1933年5月11日～7月8日任职，吴原系二十四军中将总参议，后因军阀混战，二十四军于当年7月8日撤出成都，吴任职不足两月便卸任。
但未随军撤走，留在成都养病。
第四任市长罗泽洲，1933年8月1日～1934年11月1日任职。
罗由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任，但罗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市长一职由陈子猷代理。
第五任市长钟体乾，1934年11月1日～1937年1月28日任职。
钟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任，并电呈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5年7月28日临时会议通过，任钟体乾为成都市长。
第六任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嵇祖佑。
1937年1月27日四川省政府第126次省务会议决定，撤销成都市政府，设成都市政委员会，由省民政厅长嵇祖佑兼任主任委员，1937年1月28日就职。
同年12月21日，省府又撤销市政委员会，仍恢复成都市政府。
市政委员会主任及其他委员当月底卸职。
第八任市长杨全宇，1938年8月21日～1940年10月1日任职。
第九任市长余中英，1940年10月1日～1944年12月1日任职。
第十任市长陈离，1944年12月1日～1946年7月1日任职。
第十一任市长陈炳光，1946年7月1日～1947年3月15日任职。
第十二任市长李铁夫，1947年3月15日～1948年6月14日任职。
第十三任市长乔诚，1948年6月14日～1949年5月1日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