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
[摘要]; 本文立足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思考，以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人王茂荫为例，系统考察中华文化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
特别注重西方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及其价值，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
力图通过民族性、区域性的个案，揭示其对于全球化、普适化理论的意义，将以往的相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关键词] 经济文化；全球化;民族性;资本论;王茂荫;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越来越引起重视，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特别是这次海峡两岸学者在风景秀丽的黄山召开《中华文化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相关问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我根据会议议题，试图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方面作些思考。
在会上，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一些意见，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趋向，三是经济文化的特质与关联的理论探索。
这些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学术关注和讨论兴致。
通过认真地研讨和交流，我深感这样的思考若能基于本土的具体实例，以避免单纯性的“说理”，将更具学理价值和说服力。
因此，联系到这里地域文化的独有特征，并结合近年来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中有关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因素研究，充实并改写成本文。
徽州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一枝奇葩，她浓缩中华民族灿烂文化而又呈显“东南邹鲁”的地域特征，其涵延广博而又特色鲜明。
尤其是这一文化深深扎根于其所植基的经济沃土，构成研究中国经济文化诸问题的典型个案。
近30年来，一门具有突出的地域综合性特征的新学科——“徽学”应运而生，并引起海内外相关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与此同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许多学者以明清徽商为例，阐释“徽商精神”可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相媲美，认为其促进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转型。
美国学者余英时有关“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研究较大，在他的研究中作为重点案例来进行的多是徽商。
（1）徽商自南宋时崛起，至明清而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有所谓“无徽不成镇”之说，这时恰值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化。
徽商不仅凸显其商业经营与才干特色，而且张扬传统儒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在“程朱阙里”展示出商学融汇的“贾而好儒”经济文化特性，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理念和制度格局，形成“近世四民不分，……商之子方能为士”的变迁,（2）改变了旧有的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观念，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近几十年来有关儒家思想对化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3），而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包括徽商在内的大商帮的兴起，视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要素之一，基本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识。
（4）所谓“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同一个词modernization）过程，即是民族或国家经济文化步入“全球化”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本国走向世界和中华经济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迄今有关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研究徽州经济文化的作品包括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一位中国人——徽州歙县王茂荫的论作也不少，甚至有关他是否代表商人利益还出现了争论。
（5）但是，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来认识相关问题尚属空白，以颇具民族性特征的徽籍士人的经济学说同全球性意义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联，尤其是从经济学术史视角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或贡献同样是创新性学术尝试。
（6）本文即是希图通过《资本论》中提到的王茂荫及其货币思想的考察，提示注重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中国因素及其价值，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
力图通过民族性、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揭示其对于全球化、普适化理论的意义，将以往的相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毕业论文 一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建设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历史和，18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842年10月起任《莱茵报》主编，次年迁居巴黎，投身德、法工人运动。
1844年初创办《德法年鉴》，同年8月与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合著《神圣家族》。
1845年到布鲁塞尔，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与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7年后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起草纲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就钻研政治经济学，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评》，奠定了论证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
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2、3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在恩格斯逝世后才面世），这部巨著成为马克思的代表作。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病逝。
《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阐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及其相关问题，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之作，出版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就是我国清代徽州人王茂荫。
他或许正是由于上了《资本论》，才为人更多地知晓。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说：“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
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
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
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83]”这里的注释[83]是这样写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在1854年4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
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
”（7）《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在1867年问世，第2版1873年出版，第3版是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后的同年11月刊出的，上面有恩格斯为之写的序言。
到1890年第4版时恩格斯的序言开篇就说：“第4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释最后确定下来。
”他对照了马克思亲笔所记的笔记和德文、法文及英文各种版本并进行了一些处理，上述有关王茂荫的没有作任何改动。
可以认为，在马克思生前身后《资本论》中提到王茂荫的内容虽然是在注释中，但经过多次再版的核实、检验得到了确定。
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有关货币的职能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马克思恰恰在这一部分谈到王茂荫，是很值得深入思考的。
以往的许多有关《资本论》的研究，以及中国货币理论史或经济思想史研究，甚至对王茂荫货币思想的专门研究，都提到了马克思的注释，但大多仅仅是“提到”而已，没有更多的分析，甚至不再提问为什么王茂荫会出现在《资本论》中的问题。
然而，这位徽籍士人的货币学说如何会走向世界，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出现，成为经典作品的理论阐述的组成部分，很有深入考察的必要，这也为政治经济学中蕴涵中国货币理论因素的可能提供了论据。
先来看看王茂荫其人。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南乡杞梓里人。
清嘉庆三年(1798年)3月11日诞生于一个徽商家庭。
当地“十室九商”，其父、祖都是大茶商，并北上京师开办茶庄，算得上有见识懂经营。
王茂荫髫龄入私塾，晨入暮归读书非常用功，后就读于县城紫阳书院。
道光十年（1830年），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
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
他步入仕途之后，先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1851年升任御史，185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
1854年他因再议钞法震怒朝廷而调任兵部右侍郎，1858年因病请求开缺。
此后，王茂荫虽曾再度被起用，但为时不久，即以奔丧为名而离京。
1865年6月22日病逝。
王茂荫历仕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为官敬业不携眷属两袖清风，以直言敢谏声震朝野。
他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名臣都给他送挽联称颂有嘉。
他主管经济事务，也有政治眼光，曾奏请刊发魏源的《海国图志》，又主张改革科举，还揭露厘金之弊，其贡献尤以改革币制的货币思想为最大。
其著有《王侍郎奏议》，另有部分文稿将编入《王茂荫集》。
(8)王茂荫在货币理论方面有什么突出建树？; 清王朝自顺治年间一度发行过少量钞币，直到道光朝的一百数十年间再未行钞。
咸丰元年(1851年)，由于太平天国起事，使得清政府财政困顿货币危机加剧。
为筹措军费，清廷采取增收赋税、开征厘金、开捐开借以至卖官鬻爵等等办法。
这年九月，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条议钞法折》，提出改革币制，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纸币并采取分批增发的方式以缓和危机，他是咸丰朝最初提出行钞建议者。
他“自汉以来，不得已而为经国之计者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币。
二者之利同，而其难以经久亦略相似。
”他分析历史上“铸大钱”都三、五年而废；钞币则起于唐代“飞钱”，北宋“交子”行了七、八十年，南宋“会子”始终使用，而且元代也“皆以钞行”到明代还沿用，也是百有余年。
他认为发行纸币并不可能“无弊”，相比之下“钞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钱，而其弊则亦不过造伪不行而止。
”所以建议行钞但必须注意防弊。
他陈述了历来行钞的十大弊病必须去除，关键是要有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达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
”他具体提出了“推钞之法”、“拟钞之值”、“酌钞之数”、“精钞之制”、“行钞之法”、“筹钞之通”、“广钞之利”、“换钞之法”、“严钞之防”、“行钞之人”共钞法十条，作为发行纸币的保障。
他称之为“以实运虚之法”。
（9）但是，由于他的建议反对通货膨胀，不能满足朝廷填补诺大财政亏空的需要，没有得到批准。
而在他之后同样主张行钞的花沙纳，由于其方案持无限制行钞法，发行额上亿，颇得朝廷赏识。
1853年6月，清政府发行“户部官票”，这是一种以银两为单位的银票；12月又发行“大清宝钞”，这是一种以制钱为计算单位的钱钞，政府都不承担兑换责任。
同时，还铸造了当十、当五十、当百以至当五百、当千的“大钱”，各种办法用尽，致使当时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据说当时京城物价飞涨民怨鼎沸，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
就在这一年，王茂荫被升任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看得出，朝廷这时用他是知道他懂得商品货币和经济事务，要他拿出办法即为国解忧又平息民愤。
他上任之后，为之焦虑不安苦思良策。
但在货币问题上反对通货膨胀是他鲜明的思想特征，并且一直不畏压力而坚持着。
针对当时的货币问题，他先后上了《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论行大钱折》以及后来的《再论加铸大钱折》、《请酌量变通钱法片》等奏章，反复条陈他对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意见主张。
在王茂荫的相关奏章中，最重要的是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五日，他再度向咸丰皇帝上的《再议钞法折》。
在这道折子里，他重申“钞法贵于行之以渐，持之以信”；他指出，钱钞已发行百数十万，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持钞之人难以购到物品。
对此，他提出了四条建议——“拟令钱钞可取钱也”、“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也”、“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
关键就是要可兑换。
他还解释说，前两条是“以实运法”，后两条则是“以虚运法”。
他认为这样“而不至于甚为民累。
虚实兼行，商民交转，庶几流通罔滞。
”总之，就是要求朝廷担负起兑现之责，以制止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道奏章中，还提出情愿因为行钞之弊而代朝廷受过。
说是尽管所行钞法“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
……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而慰人心，庶几浮言稍息，臣虽废黜不敢怨悔。
”（10）好一个忠臣！其忠心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