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纷纷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转型之路，它们在转型初期几乎无一例外地陷人了经济发展的泥沼，各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转型国家政府迫切需要一种合适的经济理论范式来指导经济转型进程，专门针对特定的转型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转型经济学”于是应运而生。丰富的转型实践为转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对转型进程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献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对转型经济学进展的第一个阶段性总结是Roland(2000)做出的，他对2000年以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从政治和改革策略、市场机制和企业微观行为三个方面勾画出当时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并且用对转型过程的理解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强调了转型经济学对现有经济理论的突破和贡献。2000年以后，随着转型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些转型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开始出现稳定高速的增长，中国的改革开始步人“深水区”等。与实践发展相对应，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文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对这些新的理论进展进行阶段性的梳理总结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对2000—2006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及工作论文和讨论稿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2000年以后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Roland(2000)认为，政治约束已经在实际转型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2000年以前对政治约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治约束及其对转型的影响，包括对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的比较、转型的最优顺序、最优速度等方面的研究。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从全新视角对政治约束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
Fidrmuc(2000)通过对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四个转型国家议会选举的考察，分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系。他注意到这些转型国家政治进程中存在一种特殊现象，即转型前后选民支持的大规模逆转。通过对改革逆转效应的分析，Fidrmuc认为改革的经济效应决定了政党的政治支持，利益分配的不均造就了成功者与失败者，选民支持力量的平衡而非文化、历史因素决定了政治发展上的差别。为了验证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包含地区选举结果和经济数据的数据集，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支持了他的观点。
目前多数文献关注的是转型进程中政府对企业的作用(掠夺之手)，而关于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研究较少。Hellman，Jones and Kaufmann(2003)利用1999年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考察数据(BEEPS)发现，在很多转型国家中都出现了“俘获经济”。他们把政府俘获现象与政府腐败、影响力(influence)两种政企关系进行了比较，区分了三种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方式的成本与收益。他们的研究发现，从企业层次看，其面临的初始条件是政府俘获的决定因素；从国家水平看，不完全的政治自由化是导致俘获经济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半权威主义整体(可控民主)中政府俘获的盛行得到部分经验上的证明。Hellman等进一步声称，只有发展透明的、竞争性的和法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对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丰富了转型进程中政治约束的理解。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转型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一般对FDI的研究主要侧重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如研究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贸易自由度等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等。与通常的研究视角不同，Jensen(2002)着重研究了转型经济中政治因素对FDI的影响。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和Tobit模型对1993—1997年间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经济改革的水平和政府俘获程度两种政治因素对外资流人具有显著影响。政府俘获程度较低的国家FDI／GDP水平高于政府俘获程度高的国家。
Gupta，Leruth，Mello and Chakravarti(2003)从政府规模的角度研究了转型中的政治约束问题，通过对24个转型国家政府规模和范围的估计发现，在减少与GDP和就业密切相关的公共支出的同时，政府规模不但没有缩减，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不适当。他们同时指出，以往基于分配效率(令公共资源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经验研究由于不能把选民偏好整合进成本收益框架，并且忽视转型路径和初始条件的研究，往往得出不切实际的结果。他们还特别强调了转型经济中政府角色转变失败的原因在于强大的既得利益，与一般论述不同，他们发现政治进程往往反映的是地区利益集团的偏好而非一般选民的偏好。
企业发展问题一直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增进企业绩效是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中心(Estrin，2000)。这一领域涵盖了企业产权改革、企业绩效、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私有化对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转型初期的文献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Estrin(2000)注意到了企业产权私有化问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在Djankov and Murrell(2002)对企业重组问题的相关研究所做的全面回顾中，他们引证了89个有关私有化问题的研究，发现私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部分是正的，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这种影响在中欧表现得更为显著。Zinnes，Eilat and Sachs(2001)的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国家的绩效来自“深度”私有化，并且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即使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也可能取得不同的结果。
Djankov and Murrell(2002)还发现，硬预算约束和创造竞争性市场对非独联体国家的企业重组是决定因素，但是在独联体国家却没有效果。Estrin(2000)则指出了中欧和俄罗斯独联体等国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并认为俄罗斯和独联体的政体导致了其经济重组上的低效，企业的重组必须被视为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私有化并不是企业改革的全部，还要引入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硬预算约束。
探寻转型国家企业规模和工资、租金分配等的关系是转型经济学的空白领域。Dobbelaere(2003)在保加利亚大中型制造企业数据集的基础上研究了所有制、租金分配和企业规模对工资的影响。他通过最小二乘法、面板和两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所有制是工资水平和租金分配的决定因素，租金分配在国企里的显著水平明显高于私有制和外资企业。此外在企业规模和租金分配及工资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这一点在本国私有企业里更为显著。
Uhlenbruck，Meyer and Hitt(2003)研究了转型经济中的组织转换，他们观察到中东欧的很多前国有企业面临组织重构上的失败问题，由于重组策略上的内部和外部约束，这些企业追求缩小规模而不是进行战略重组。利用组织学习和资源理论，Uhlenbruck(2003)等分析了转型经济中私有化企业的重组策略和内外约束，并建立了一个可检验模型用来解释后私有化绩效。他们声称组织转换的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资源发展和调度缺乏效率，这种问题必须通过提高管理资源能力的水平(学习、搜寻信息能力等)来解决。
Black，Kraakman and Tarassova(2000)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转型国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革命破坏了现存的制度，从而产生了一个制度真空，在没有良好制度配套下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会导致“自我交易”(serf—dealing)的产生，同时惩罚性税收、腐败、有组织犯罪和官僚作风使得重组商业的努力趋于无效。
无论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转型初期的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但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家们取得一致意见最少的领域。
Svejnar(2002)对转型国家***年以来的经济绩效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他比较了不同转型国家在GDP、通货膨胀、汇率、外债和金融风险、预算和税收、私有化与新企业的创立、本地和外国投资、就业与工资等方面的差异，认为捷克、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经济绩效表现好于其他中欧国家，而其他中欧国家的表现又总体好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
Pejovich(2003)认为转型是一个文化问题而非机制问题，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冲突通过交易成本这一载体决定了转型进程的最终结果。正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相同的资源支出将会在不同的文化下产生不同的结果。但转型的实际成果取决于新领导人选择处理交易成本结果的方式，他强调自愿契约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自由进而提高经济绩效。
Merlevede(2003)用一个平均改革指数来界定改革逆转，进而考察了改革逆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发现，在标准经验分析框架内当期改革水平与增长负相关，而滞后期改革水平则与增长正相关，这种与直觉相悖的发现表明改革逆转影响的短期性。通过在以改革水平为因变量的瞬时方程系统里引入逆转参数，Merlevede最终验证了改革逆转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并且改革水平越高逆转就越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