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
读《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的名字，对于我们并不陌生。
但是，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他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对他的评价也受到“左”的观点的影响。
彭树智同志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伯恩施坦写一部评传，这种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一书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分析，对伯恩施坦一生政治思想演变过程的论述，对其修正主义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批判，均有可取之处。
整个说来，这本书对于我们从事国际共产主义史课程的教学和伯恩施坦问题的研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般地说，该书注意了这一点。
例如，作者认为，伯恩施坦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整个说来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又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当时在批判修正主义斗争中作过贡献的人，不管他们以后有什么不好的变化，都应当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
”我是很赞成的。
根据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作者对于普列汉诺夫、潘涅库克等人在批判修正主义斗争中的作用，给予肯定的评价，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现指出两点供参考。
第一，有些提法不够科学和准确。
作者认为伯恩施坦在银行工作多年，“思想上作风上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得出结论说，“‘一个商人’，这是对伯恩施坦早期的思想政治特征的很好概括。
”(第83页)诚然，倍倍尔在自传中谈到伯恩施坦时说：“既是一个商人，必定有安排行政的才具。
”(《我的一生》第三卷第57页)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会办事情，又是一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考茨基。
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414页)显而易见，倍倍尔、恩格斯说伯恩施坦是“一个商人”、“一个犹太人”，是从他具有行政才能，会办事情这个意义上说的，并无贬义。
如果把它引申、夸大为“对伯恩施坦早期的思想政治特征的很好概括”，恐怕有些牵强附会，并不符合倍倍尔和恩格斯的原意。
又如：谈到苏黎世三人团文章被批判以后，作者说，“‘三人团’的余孽伯恩施坦，是一条变色龙，继续栖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中。
”(第166页)伯恩施坦的伦敦之行(向马克思恩格斯认错)，表明他是一个“能伸能屈，以屈备伸”的两面派人物(第180页)。
我认为，这种以今套古、以古喻今的写法不仅违背历史的真实，而且削弱了本书作为学术专著的科学性。
此外，书中说伯恩施坦的“狐狸尾巴终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抓住了”(第124―125页。
须知这时的伯恩施坦还不是修正主义分子)，称奥艾尔为“伯恩施坦的死党”(第385页)，说“卢森堡横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第426页)等等，也都不够确切。
这样的遣词造句使人感到义愤多于科学，显然是“十年内乱”的遗留痕迹。
我们注意到，本书初稿写于一九七五年，这些用语当时在所难免。
但是，既然作者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对本书作过两次较大的修改，对以上不确切的说法仍予以保留，就没有理由了。
第二，书中有两处史料错误。
作者为了论证伯恩施坦是“合并就是一切”的鼓吹者，断言“他参加了哥达合并大会”(第231页)，该书附录《伯恩施坦活动大事年记》写道：“一八七五年二月，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哥达城就两派合并问题举行预备会议。
五月，又作为爱森纳赫派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哥达城举行的两派合并大会。
在大会上，他竭力主张与拉萨尔机会主义派实行无条件的妥协，拿革命原则进行交易。
”(第591页) 根据现有资料，说伯恩施坦参加了一八七五年二月的预备会议是正确的，说伯恩施坦参加了一八七五年五月哥达举行的两派合并代表大会，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说伯恩施坦参加了哥达合并代表大会，根据可能是苏联人伊・布拉斯拉夫斯基所著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第二国际》一书。
该书注释第五十七条确实说伯恩施坦是“哥达代表大会(一八七五年)的参加者。
”(三联书店一九六四年版，第481页)该书是根据苏联“新莫斯科”出版社一九二六年俄文版译出的。
该书俄文版出版较早，由于掌握资料不足，把二月预备会议和五月合并代表大会弄混了，也未可知。
退一步说，即使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只此孤证也不能令人信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者埃里希・昆德尔著《马克思恩格斯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统一而斗争》(中译本改名为《一八七五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史》，三联书店一九七七年版)是论述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专著，据查，该书谈到伯恩施坦是参加一八七五年二月哥达预备会议的九名代表之一，但没有伯恩施坦参加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论述。
倍倍尔著《我的一生》、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有关章节亦不见伯恩施坦参加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记载。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研究参考史料》一书，收辑了《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为我们确定这个问题提供了比较完备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的《代表、所代表的地区和党员数目一览表》(《研究参考史料》，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121―132页。
一览表译自《社会民主工党会议记录》第二卷，一九七一年汤奴斯影印版)列出了出席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一百二十七名代表的姓名、所代表的地区和党员的数目，名单中没有伯恩施坦。
《大会记录》详细记录了从开幕到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的各次会议的情况，包括提案、发言等项，也不见伯恩施坦参加的记载。
会议记录只是表明，在第七次会议上，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伯恩施坦被选入党的委员会(同上第112页)。
缺席当选的情况也是有的。
例如，根据大会记录，可以看到威・白拉克当选为党的委员会委员，但据倍倍尔谈，白拉克并未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白拉克因健康关系未参与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他对大会的结果表示满意。
”(《我的一生》第二卷第271页) 因此，我认为：伯恩施坦不曾参加一八七五年五月举行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但他被选入党的委员会了。
既然他没有参加合并代表大会，说他在大会上“竭力主张”妥协，则是想当然的推论了。
又如，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在论述卡尔・李卜克内西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时，引用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八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一八九九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从该书所引内容来看，这两段话都不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而是他的父亲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上述两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版，第51―53页，第247页)。
在这样一本学术专著中出现“父冠子戴”的错误是很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