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谈中国近代新闻史，不能不谈《大公报》；说起《大公报》，不能不谈它的“四不方针”。
《大公报》是英敛之在1902年创办的，报名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之意，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创刊之初即以直言敢谏而著称，由此开创了中国民营报刊自由主义的先河。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手《大公报》后，将《大公报》带到了最辉煌的时期，报业史上将《大公报》的这个阶段称为“吴胡张时期”。
1926年9月1日，“吴胡张”的“新记”《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本社同仁之志趣》的文章，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
张季鸾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其时已经跟现代的新闻专业理论十分接近了。
《大公报》之所以日后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是跟它有先进的新闻理念作指导密不可分的。
现在，我们回首当时纷乱时局中傲然屹立的《大公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领略当年《大公报》巨大魅力之一斑。
�� 其一，《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从1926年到1949年，这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时期，中原大战、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及随后的解放战争均发生在这段时间，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可谓空前激烈，各方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
身处其间的《大公报》严格恪守“四不方针”，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对时局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及他们所控制的报刊均称共产党为“共匪”，他们当然也希望《大公报》能“保持一致”，可是，《大公报》从不在报道中称共产党为“匪”，而只认为共产党是反对党。
而且，《大公报》还在1935年派范长江到西北去采访，最先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
1937年，范长江到延安采访，并跟毛泽东进行了长谈，回去之后写成了著名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文章在1937年2月13日的《大公报》上刊出，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当时，蒋介石正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范长江文章的内容跟蒋介石所做的报告中的关于共产党的说法截然相反。
蒋介石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而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亲笔致函范长江表示谢意。
其二，《大公报》不畏强权，也不被高官厚禄所收买。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大公报》客观地做了报道，不见容于各方军阀，受到了阎锡山的“警告”。
但《大公报》毫不畏惧，公开发表启事，在公布“警告”内容的同时还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事。
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
他跟《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关系不错，多次要张做高官，都被拒绝。
张季鸾跟《大公报》的同仁说:“我们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
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
”只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其三，《大公报》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受到各方重视。
整个抗战期间，《大公报》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9万多份。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却是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发行量。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虽然《大公报》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但各党各派对《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都很重视。
据说，每天读《大公报》是蒋介石的必修课，蒋的办公室、餐厅和卧室各放一份《大公报》，以便随时阅读。
毛泽东对《大公报》也很重视，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宴请新闻记者，总是要将《大公报》的记者让到主宾的位子上。
1941年，《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都发来了唁电，都对张季鸾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四，《大公报》培养了一大批名记者名编辑。
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主笔自不必说，范长江、萧乾、查良镛（金庸）、彭子冈、徐盈、杨刚、李纯青、孟秋江等都曾是《大公报》的记者、编辑。
其五，《大公报》赢得了国际荣誉，获得了世界认可。
1941年，美国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其最优异贡献奖授予《大公报》，后来联合国又推选《大公报》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面对荣誉，当时张季鸾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 其六，《大公报》的运作模式也有可供今人借鉴之处。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新记《大公报》的开创者，这三人堪称《大公报》的“铁三角”，吴鼎昌任董事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三人珠联璧合，共同缔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这份辉煌。
今天，我们看看三个人的工作流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据说，胡政之每天清晨就赶到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势头，然后上二楼看报。
胡政之大量翻阅各种报刊，一是比较这些报刊的优劣，二是找出《大公报》与优秀报刊的差距，同时还要找采访线索，及时指令记者去采访；张季鸾通常是下午两点多才到报社，然后是先看全国各地的报纸，看通讯社的稿子，会见来来往往的客人。
他很好客，通过会客，他获得很多信息。
晚饭后，再到报社处理稿件。
到晚上十一点多，他开始考虑当天的社论。
社论基本是当天写，第二天见报；吴鼎昌还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通常夜里才能赶来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论。
繁星四起之时也是《大公报》“三巨头”聚齐之时，此时，也是《大公报》社最繁忙的时候。
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文章，三者构成了《大公报》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资本、管理、文章三者有机组合的运作模式一度领风气之先，今天看来也是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