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 投向广阔宇宙的最后目光
轰炸 下载论文网 获颁雨果奖后20天，刘慈欣第一次走进中南海，参加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召开的与科普科幻创作者的座谈会。
两年前有一次李源潮去山西，文联送了他一套《三体》，三本加起来一千多页。
刘慈欣当时想，人家哪会有时间看。
结果这次开会，刘慈欣看到一套翻旧了的《三体》摊在李源潮手边，“上面画线画得密密麻麻。
在由刘宇昆代为宣读的获奖感言中，刘慈欣写道，“对我来说，雨果奖显得很远，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跟它产生关系。
”现在，雨果奖里程碑式地宣告了刘慈欣在世界科幻文学中的重要位置。
5年前，刘慈欣落笔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写作，中国科幻从此由幕边走向台前、从小圈子进入公众视野。
截至雨果奖颁奖，《三体》三部曲销售超过70万套（每套3本，即210万册）。
《三体》电影版权早已售出，担纲主演的是偶像艺人冯绍峰和张静初。
2014年开始，三部曲的英文版由美国专业科幻出版社Tor Books陆续推出，获得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正是其中由美国华裔作家刘宇昆翻译的第一部：《三体：地球往事》。
通过创作这套讲述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如何在残酷宇宙中对立并依存的小说，刘慈欣获得的最常见评价是：他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提高到了世界级水平。
科幻小说往往被称为点子文学，商业化的写作者会把一个平庸的点子撑成一本书去卖钱，而刘慈欣却慷慨异常：他在《三体》系列中贡献出的是密集而震撼人心的点子集群。
《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向《人物》历数：“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猜疑链、技术爆炸、降维攻击……这么多个可以单独写成长篇短篇的创意，刘慈欣把它们全部塞到了《三体》里，对读者来说，阅读的过程就成了一场激烈的‘认知轰炸’。
“我们之前写的那些东西，在《三体》面前被碾得粉碎――”科幻作家韩松说，“我们的确是不敢搞科幻了。
他这一年最快乐的时刻也因此诞生――那是得奖后的两三天，他突然收到一条来自中国宇航员的短信，大意是“祝贺你获奖！我们这群人一直在读你的书”。
署的名字是一串――不是一个，刘慈欣强调。
他在航天系统有熟人，之前也知道“在这个系统里有我的读者”。
但这样直接、明确地被告知、被祝贺还是头一次，“我真的很激动”。
那一刻的快乐胜过了8月23日雨果奖在美国小城斯波坎颁奖当天。
那天刘慈欣人在山西阳泉，一如既往地晨跑、游泳，然后把自己关进书房。
两个月前他入选星云奖，并为此刚去过一趟美国，结果却扑了个空，为了避免同样的尴尬发生，这个谨慎的人选择与雨果奖擦肩而过。
他当时没料到这件事会成为他的年度遗憾――当他得奖的消息由美国航天局宇航员Kjell Lindgren从国际空间站用视频连线宣布，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体》英文版译者刘宇昆代他捧起奖杯。
对刘慈欣而言，由宇航员来念出他和他作品的名字这件事是比奖项本身更梦幻的荣誉，从少年时代延续至今的太空梦是他全部科幻写作的起点，这份初心至今没有改变。
《三体》的版图在中文世界里不断扩张，其中最超出刘慈欣预期的就是互联网圈对《三体》长盛不衰的追捧。
雷军曾在金山集团的战略会议上反复分享他读《三体》的体会，称其“不仅仅是最好的科幻小说，本质上是哲学”，对此表达共鸣的还有马化腾、李彦宏、周鸿?t。
在研究科幻小说的北师大教授吴岩看来，是刘慈欣创造的冷酷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让竞争激烈、标榜狼性文化的互联网公司充满了代入感，甚至于被奉为“圣经”。
这个法则强调，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
当雷军表示他根据《三体》制定了公司三到五年的发展战略、马化腾说服刘慈欣接受出任腾讯游戏首席想象力架构师的邀请时，刘慈欣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时代最高光的作家。
但刘慈欣还是告诉《人物》记者，他完全不懂互联网思维，被“大佬”们拉上台座谈时会觉得尴尬。
尴尬常常出现在刘慈欣的感受之中。
《人物》对刘慈欣的拍摄在他的母校――阳泉十五中（当年叫三矿中学）的一间阶梯教室进行。
但这样的地点安排并没有让他感到放松，他比原定时间到得早，一口气登上五楼，趁着学生没下课迅速穿过长长的走廊潜入临时搭的影棚，生怕引起注目。
他拒绝了视频导演希望能拍一些他在篮球场跑动的画面，“太夸张了，招人围观。
” 中场休息时，刘慈欣点了根烟站在窗前，郁闷地抱怨：“作家应该躲在作品之后啊。
”像他的偶像阿瑟?克拉克那样――在斯里兰卡避世，这也是他必须生活在小城阳泉的原因之一。
“我生活在山西，这本身就可以为我抵御很多干扰。
”刘慈欣说。
这位在娘子关发电厂工作了25年、号称“仅以业余时间来写作”的高级工程师一直以来试图保护自己科幻创作之外生活的平静，直到今年获得雨果奖。
长期以来，科幻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中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一方面它从未被纳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它的受众面也远不及其他类型文学比如言情、玄幻等庞大。
在吴岩看来，中国科幻是个尴尬的存在。
在1950到1970年代，它承担过描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想象，但到了1980年代，也曾因为与意识形态的纠缠，一度沦为“反精神污染的标靶”。
如今，李源潮在座谈会上肯定着雨果奖的荣誉，鼓励科幻工作者们多创作，“为中国梦注入科学正能量”。
某种程度上，这与刘慈欣的想法不谋而合。
刘慈欣相信科幻是盛世文学，其发展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科学进步的密切关联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可能的文学类型。
“一种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发展的文学。
一旦出现某种社会动荡，科幻就会跌入低谷。
” 在分析《三体》能获得雨果奖的原因时，刘慈欣认为自己能获奖与中国如今的大国存在感不无关系，“有了存在感才会有文化上的话语权。
“在19世纪跨过儒勒?凡尔纳短暂的‘科学颂歌’时代后，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所有的科幻创作者几乎都是顶着反科学主义的共同纲领进行创作的。
”上海交大科学史教授江晓原告诉《人物》记者。
20世纪之后，几乎所有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世界都是黑暗和荒谬的，就是这个纲领的最好例证。
以2013年美国著名科幻杂志《轨迹》公布的新世纪十大科幻小说（结果由读者投票产生）为例，《发条女孩》写的是人类因过度依赖基因改良技术而生态平衡崩溃、食物链断裂的悲惨世界，《垂暮之战》如同科幻版《自私的基因》，而赛博朋克主义者们则继续热衷书写人脑和电脑相连、手机成为人体延伸器官、极客男孩和机器人的性爱之类的故事。
但刘慈欣是一个另类。
他仍然在“过时地”描绘着人类对于太空的恐惧和梦想，不惜笔墨地构筑星系文明间的权力关系，着迷于波澜壮阔的主题，顶着“相信科学技术终将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纲领写作。
在江晓原看来，刘慈欣证明了一件事，即一张“过气”的创作纲领也未见得会彻底失去活力，如果假以刘慈欣这样具备真正创造力的“大神”之手，“过气”纲领下一样可以诞生一流作品。
对刘慈欣而言，科技发展的焦虑当然存在。
但他一生从未有过怀疑科学的时刻。
他如今所面对的困境是：科技的进步逐渐从“轰”的一声变成了“簌”的一下，科技不再让人炫目和震惊了。
但他始终是这种作者：唯有宏大，才能诞生创世的快感。
在《三体》之后，他尚无新作面世，“之前花两三年在写的一个东西，后来还是全部推翻了。
”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接受如今科幻界对自身的判定：科幻在式微。
最终，那些书写科技阴影下的人在其异化过程中各种纤弱敏感心跳的作品无疑将被严肃文学收入其“愈发内向”的殿堂，而《三体》或许就成了人类在文学创作中投向自身之外广阔宇宙的最后那几道目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