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书
此刻，不需要神的手指，就是一個普通的种地人，站在一块麦田的边上，只要他伸出手，轻轻地从麦穗的下方推上一把，一片麦子的涟漪，飒飒有声地起伏着，就会传递到麦田的另一边。
我在那时，如果一手提着镰刀，一手挥着汗衫，一口气从高岭山顶上跑下来，从我身后跟上来的麦浪，一定会把我推到马坊的最南端，让我刹不住脚步，仰天斜靠在一片金黄里，任其翻涌。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像躺在一个人的怀抱里。而我再激动，也不能放声大笑，因为麦芒上，有很多带刺的阳光，在人们的眼前晃动着。接下来，很多人的背脊，要反复经受麦芒的折磨。那是穿刺一样的疼痛，那是从钢针一样的麦芒上，取出麦粒的日子。
那些日子，让父亲极度不安，眼角和嘴角，都起了血泡。
早上要看天，晚上还要看天。一地的麦子，就在天上的慈悲里。
父亲的手里，日夜握着，一把命运的镰刀。
天黑了。几只在墙角里，刨食虫子的鸡，停止了一天的辛劳，带着藏在翅膀里的饥饿，被母亲赶上了鸡架。
早前几天，这个时候的父亲，一定会坐在炕上，对着一盏会把他的影子，虚构在身后的墙上的煤油灯，安静地吃着他的旱烟。没有响动的屋子里，他每吸上一口，空气都会加力地放大他的呼吸声，还有烟末的燃烧声。而跳动在烟锅里的火星，也成了屋子里，准备接替煤油灯的唯一光源。
随后，父亲会躺在黑暗里，继续吃着它的旱烟。
今天不行。用父亲的话说，这样的夜晚，今天就结扎在这里。
因为下午，父亲和很多社员收拾完场里的活路，跟着村里的几个木匠，准备回家时，被队长彦英叫住了。他的左肩上，扛着一把挑麦梱的铁叉，右手捏着一撮麦穗，被浓茶喝得发涩的声音，正从身后的碌碡上传来。
知道彦英的人，就能从他扛在肩膀上的农具里，分辨出村上最近的活路。比如春天了，他的肩上，一定扛着一把锄头。那是锄地的日子，野草在麦子的身边，正在为自己抢占地盘，如果晚锄几天，麦子就被野草缠住了。看着彦英的样子，村上的男人，就从房檐下取下挂了一冬的锄头，擦净上面的铁锈，从门里走出来，大步往地里赶。到了冬天，他的肩上，一定扛着一把铁锨。那是修地的日子，土地可以闲下来，人不能闲下来。就在村上没有种麦子的土地里，一村人冒着寒冷，把生土和熟土，挖开搅和一次，来年就能多打一些粮食。经常是天快黑了，要准备收工的时候，大雪就飘落了下来。一些人就盼望这一夜，让大雪把村子和满世界都封住，明天就不用起来，在马坊修理地球了。
彦英说，南咀稍的那片麦子黄了，明天该开镰了。
有人就开玩笑，还没割麦子呢，你先扛着铁叉，空中挑麦梱呀？
这是他一个人在心里，保守了很多年的秘密。只有头顶上的天空知道，也只有大地上，这些要在镰刀上死去，不知道喊疼的麦子知道。每年的这个时候，只要彦英说南咀稍的麦子黄了，下令明天要开镰了，父亲一定趁着天黑，手里提着一个小铲子，穿过南场里，走完村南一条越走越深的胡同，就到了吊在沟边的那块地里。
今年依然如此。他在麦子最厚的地方，跪下双膝。先用手里的小铲子，铲平一小块长着野草的边荒地，露出新鲜的黄土。再从怀里取出三张黄表，铺展在黄土上。这个时候，他会抬起头，像在黑漆漆的天空里，一定要寻找到什么。等他看到，有一颗忽闪着的星星，反复在他的头顶上，熟人一样眨眼的时候，他会伸手，搂抱住一怀麦子，掐下三支麦穗，也摆放在黄土上。等一切准备好了，他会掏出火镰，打着一小撮用碱水泡出来的火草，点燃地上的黄表。
在黄表燃起的火焰里，他会烧着掐来的麦穗，直到烧出一股麦香。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不知道他只活了二十一年的父亲，是在什么节气里走的，就自己拿主意，把他归为这个村子里，没吃上一口新麦，就走了的那一群人。父亲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以前村上死去的人，不管因为疾病，还是因为祸事，他们走时，没有一个人的肚子里，是被粮食填饱的。他们在这个村子上，不论活得长短，都被粮食愁苦过。他们的魂，一定是被饿死鬼，从快要黄了的麦地边，套上锁链，一路带走的。没见过父亲的父亲，就想出了这么一招，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晚上，他都以人的身份，走进鬼的世界。
就是村上批斗他的那几年，他也没有中断过。
在黄表和麦穗燃烧的过程中，父亲一脸庄严。在他心里，三份黄表，一份是祭祀土地的，一份是祭祀上天的，一份是祭祀他的父亲的。那三枝麦穗，也就土地一枝，上天一枝，他的父亲一枝。天地人，都在这个开镰收麦的前夜，一起聚集在村子，一块黄得最早的麦地里。
父亲站起来，向沟边走了几步，听了一会响石潭的水，依然在沟底流过。再看看身边的麦子，被风一吹，直往他的身上扑。而天上的那颗星，好像挪动了一些方向。他转回身，向着村子走去。
在几户人家的门外，他听到了磨镰声。
他推开屋门，取出三把细长的麦镰，在放着磨镰石的脚地，开始磨镰。
这三把麦镰，一把是父亲的，一把是母亲的，一把是姐姐的。
磨镰石有两块。一块大的叫渳面石，比较粗糙，用它把麦镰磨开。一块小的叫鸡心石，比较坚硬，用它把麦镰磨韧。父亲说，磨镰，先要磨出铁的锋利，这得靠粗糙的渳面石。还要磨出铁的韧性，也只有鸡心石能磨得出来。后来我想，这些种地的人，都懂得万物来自土里，更懂得万物的相克相生。就像这打镰刀的铁，是从一些石头里冶炼出来的。那么，要让这些来自石头里的铁，变得锋利，还得用石头去磨。因此，父亲每次从河边走过，都会拣一些能磨镰的石头，大的背回来，栽在院子里。小的就装在兜里，回来后掏出来，放在脚地。我小时候没啥玩，就拿了父亲拣的磨镰石，在村子里转悠，寻找着玩伴。
父亲磨镰，经常比铁匠打一把镰刀，还要费时间。
在我的印象里，天上的星星，都熬不过他磨镰的功夫。他能把那些很明亮的星，一个个从天幕上磨下去，让它们掉在麦地里，听他磨出的麦镰，明天会旋出怎样的风景。我也硬撑着，不让自己的眼皮，在他的磨镰声里，困倦地合上。
那些年的乡村，一到夜晚，都是出奇的黑，也是出奇的静。我能记得有动静的夜晚，就是很深的冬夜，睡得有些乏味，想翻下身，换个姿势的时候，就有罗面的声音，从雪的寒冷里传来。睡不着了，就躺在炕上，想那个摇着木头的手把，让箩筐在面柜里发出响声的人，此刻一定是眯着眼睛，在那里盲摇。
木头与木头撞击后，发出的响声，让他也像一截木头立在磨坊里。
拉着石磨的驴，戴着很厚的安眼，也在磨道里盲拉。
第二天，我们一定会去磨房里，把空着的面柜摇得连天响，直至被主人赶出来，头上和脸上，扑了一层白面。
关于磨镰，不得不提及一个叫树亭的人。他平时爱挤眉弄眼，像给人上慌。守着一个泥糊的茶炉，牙齿熏得铁黑，平常干活，他的腰弯得像笼盼，使不上力气。每年一上麦趟，活脱脱换了一个人。割麦子讲的是耍围镰、走镰和踢镰，哪个样式拿出来，一村少有人比得过。叹为观止的是，祖先发明的散子，多数种地人一辈子摸都不敢摸。树亭背上散杆，走进麦地里，右手握着散子把，左手扯着散子绳，六尺长的铁刀和半圆的竹篾组成的散子头，随着他扭动的腰身，会让一丈宽的麦地，齐刷刷倒下一片麦子。
父亲磨完麦镰后，也会去南壕里的饲养室。
这个时候，一定有一群人围着树亭，看他磨安在散子上，有六尺长的铁刀。
一块磨成马鞍型的石头上，树亭一手抓着铁刀的一头，一手按着铁刀的中间，身子弯曲在那里，一下接着一下地磨。有一个人不停地给石头上浇水，还有一个人托着铁刀的另一头，随着他的节奏动弹。铁刀其实很软，很有弹性。树亭要看磨的成色，有时把铁刀弯成半圆，双手高举到空中。这事放在今天，被过路的人看见了，以为这些人聚在这里，是在耍杂技。
挣回来的第一个六分工。
我回到村上的第一個夏天，就感受到一种被歧视。
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也是一个世俗的社会。这里的乡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强势的族群绑架了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很难说。因为你不能把一个姓分成两半，更不能把他们从脐带上一刀剪断。血缘在马坊，流动在大大小小的族群里，就是一条封闭了的内陆河。它有它的源头，但很难找到那个最初始的。而它最终会流向哪里，永远不知道。
或许，这就是一个家族在传递中，保存着的秘密。
就像住在西村，名叫红娃的弟兄俩，每人都要了几个人高马大，做事强悍的儿子。老大红娃领着四个儿子，住在盖满房子的老宅里，门前放两个雕刻精细的石门墩。他坐在石门墩上，儿子们出出进进地忙着，那才叫阵势，那才叫光景。他的兄弟，领着三个儿子，住在东边的园子里，从一个很窄小的土门里出进，那里能直起腰杆。好多年里，弟兄俩像个仇人，经常指使自家的婆娘，站在大门外，撕着领口骂仗。一旦遇到谁被外族里的人欺负了，弟兄俩立马拧成一股绳，能上了人家的房，揭了人家的瓦。
传说民国末年，弟兄俩和一家人起了世仇，红娃挽起袖子，用一杆长矛，直接把那人戳死在西岭上的野地里。这还不解仇，红娃回家取了刀，割了那人的耳朵，用麻线拴起来，挂在自家门前的树上，让风日夜吹干。
小时候，只要从这家人的门前过，我都是一路小跑。
那年，回到村上的学生，在一个小队里有振生、铁锤和我。头一年麦收，队上没让我们割麦，只是跟在割麦人后边，把他们割倒梱好的麦点子，七八梱立在一起，让太阳晒。立了一天麦，我们的手臂、胸膛和腿脚，都被麦芒划出了很多口子，身上一出汗，被太阳晒着，浑身生疼。那是我们作为新农民，第一年参加夏收，一天能挣六分工。晚上，我挤在社员群里，等着记工员万宝，在我的记工本上，记上第一个六分工。那天夜里，我把记工本压在枕头下，想着心事：我的名字，一生就要写在记工本上？我要靠每天的六分工，养活我自己？我要在这里娶妻生子，建一个我要守着的家？
我的这一切，也是父亲想要的吗？
一阵狂风大雨，把我从极度的困乏中惊醒了。
刚下过雨的地里，一片稀烂，人进不去，第二天的割麦就停了。
那时父亲平反不久，不再和村上的五类分子一起劳动，回到了社员们中间。但在彦英眼里，父亲是个戴过高帽子，经常游街的人，还不能和其他社员一样看待。很多重活脏活，都分配父亲去干。而队上分什么，父亲都是最后一个，拿些剩下的不好的东西。就是分一把柴火，也是些烂在地里，点着不起火焰的孽孽货。
彦英对父亲的态度，自然就嫁接在我的身上。
我们三个人立的麦子，全被风雨吹倒在地里。父亲说那天开会，他坐在后面，听到彦英点着我的名字，大骂了一顿。父亲说，这么大的风雨，场里的麦垛都被掀翻了，咋不骂摞麦垛的人呢。父亲说，麦子也不是一个人立的，咋不骂其他人呢。母亲在旁边插嘴，振生是水保员运德的儿子，忙罢在水利工地上，扛着杆子，收方验方，他能骂吗？铁锤是大队干部俊荣的侄子，在村上呼风唤雨，他敢骂吗？
我是被批斗过的父亲的儿子，只有我可以被拿出来，在社员面前骂。
晚上，记工员万宝大声喊我，把记工本拿到他家。在众目睽睽之下，万宝在我的第一个六分工上，打了一个红叉。后来，我只要在村上、公社、县上的大街小巷里，看到县上法办人的布告，一看见那些名字上，被划了红叉的，身上就一阵发冷。就想起我用皮肉之苦，挣回来的第一个六分工，在我的记工本上，只躺了一天，就被判了死刑。
那个夏天很漫长。在接下来的劳动中，我变得沉默寡言。我不像振生和铁锤，他们可以放肆地，在麦场上打闹。打闹累了，就钻在用麦草搭成，看场人晚上睡的窝棚里，四仰八叉地倒下，队长彦英从窝棚前走过，像看不见他们。我要是一会儿不见，彦英每天被罐罐茶喝得发涩的嗓子，就满世界里喊我。我很知趣，就跟在碾场人的后边，干着很多杂活，一刻也不偷懒。
有一天在场里干活，突然下起了白雨，我们拼死拼活，把摊在场里的麦子收拾起来。这样的时刻，振生和铁锤也长着眼色，跟我一样，都变成了像泥抹的猪，只挣着两只眼睛。雨住了，我们坐在场道坡上，说了一些真话。
我说，你们都是生在狼窝里的，村上没人敢欺负。
振生说，你不要受过去的影响，现在村上不批斗你爸了。
铁锤说，你跟我们不一样，村上放不下你。
我没有哭，也没有笑。我像一只兔子，躲到我的窝里去了。
那个夏天，我领受了麦收的焦苦，也把村上的族群，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们村子很大，分了四个族群。我们住在西村的人，是一个族群，处在北分。住在北胡同、西胡同里的人，是一个族群，处在西分。住在城门、堡子、南场里的人，是一个族群，处在东分。处在南分的人，没有几家了，也就随了北分。势力最大的，也就属东分人，因为村上的干部，多出在他们中间。我们在北分，属于弱势族群。
村上过年的时候，东分人把他们的老影取出来，挂在黑鹰家的房背上，也就挂在一个村子的正中心。他们家家端着盘子，上面放着烧酒壶和肉碟子，指划着坐在老影上的先人，念出一个名字，就祭上一杯烧酒。西分人唱对台戏似的，把他们的老影挂在好德家的房背上。尽管也在村子里的正街上，但不在中间，离村上埋人时，请魂、甩纸盆的汉台近。东分人就嘲笑西分人，把老影挂在鬼要走的地方，真把先人不当人。为了报复东分人的嘲笑，西分人就传出了笑话，说彦龙的兄弟索娃，端的烧酒壶里没装酒，装的是马尿，还是彦龙当场喝出来的，直接把马尿吐到索娃的脸上。
我们北分人，不把老影挂在街上，就挂在自家的中堂，按年轮流挂。
处在这个族群里，我们很少和村里人斗争，只要种好自家的地就行了。
我更清楚，父亲当年被批斗，那座园子只是个导火索，实质是两个族群里的人，把憋了人老几辈子的气，都借机撒出来，演变成村里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到最后，东分人还住在堡子里，北分人还住在西村里，啥都没改变。而在其中真正遭受罪孽的，只有我的父亲一个人。
我后来死活都要从村上考学出来，就是怕了族里之间的恶斗。
现在的村上，族群的形式还在，只是堡子不在了，西村也不在了，家家都住成了插花地。除過婚丧嫁娶之事，平时都忘自己是那一分子的人。友善，也赐在左右邻家之间;仇恨，也种在左右邻家之间。世道在马坊，被彻底改变了。
就是我经受的第一个夏天，谁想复制，现在都复制不出来。
看得画家眼热的麦草垛。
它在我们的小时候，就是乡村里的童话世界，也是乡村里的战场。而对于膝下有了孩子，操劳着家事的男人和女人，那就是脱皮掉肉，能把人身上的油，一滴不剩地挣出来，也能把人身上的油，晒黑晒干的地方。
这挣出来和晒出来的油，其实就是我们身上的垢痂。
我一直暗自欣赏着，那些走在我们前头的先人们。他们对于这个村子，最初不是指手画脚，盲目地安顿这里的世事。他们像是带着神的心意，要在这一片山河里，整理出一个村子的样本。否则，就对不住东边的五峰山，南边的营里山，北边的高岭山。它们站立在几十里外，以山的本性，把人和牲畜，聚拢在这么平整的一块土地上，让我们按着四时八节，该种地时种地，该收获时收获。一年之中，能落来的大雨小雨，大雪小雪，都会让土地保持着湿润的样子。至于风，有时候吹得柔软些，有时候吹得强劲些，那都是依着庄稼的需要，很自由地吹着。它也会在一些人的脸上，常年吹出一坨红色。喜欢的人，以为那是大自然的胭脂。不喜欢的人，就说那是高粱红。我没有提到西边，不是那里没有山，而是那座盘卧在大地上的页梁，太让我们有脸面了。它守护的，也不只是马坊，乾陵以北的永寿县，都在它的怀抱里。
早些年间，这里还有一些猎物出没。
因此，先人们神一样敬着村里的土地，就在一片庄子、一条街道和一排园子的南边，东西连着，留了四个很大的碾麦场。我想，这应该是东、南、西、北四分人古有的碾麦场，他们一年中打下多少麦子，都要在这里，看见他们的笑脸或愁容。到了后来，人带着土地、牲口和农具，集体入了社，四分人自然成了四个生产队，而这些至少有了几百年历史的碾麦场，也就一个生产队分得一个。
我记着，麦子从地里收回来，那叫上了场。在场边摞成的麦垛，有圆顶形的，也有马头形的。在我们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眼里，那些站在麦垛顶上的人，就像站在天上，他们一挥手中的木杈，就能把云朵撕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认麦垛顶上的人，认出了满仓他爸、朝鲜他爸和参军他爸。有时候，我们就坐在青海家园子的后墙上，数着哪个队的麦垛摞得多，摞得高大，也摞得好看。饥饿也让我们，很早地操着一份大人的心，都盼着自己队里的麦垛，比别的队里多。
天气好的时候，就开始碾麦，一天能碾两场。到了天黑，女人回家做饭去了，男人躺在满场的麦粒上，抓一把嚼在嘴里，一股凉风吹来，麦香也就飘起来了。
这个时候，碾麦的碌碡歇下了，牲口也被拉回了饲养室，我们才被允许进到场里，坐在大人的身边，看那些停放在远处的农具。我在心里默记过，要完整地碾上一场麦子，给人配备的农具，有木杈、木掀、铁钩、肩杈、推坡、扫帚。给牲口配备的农具，至少有碌碡、绳索、鞭子、罩滤，场边还要放个木槽，伺候好草料。那些男人，一上场就抓起铁钩、肩杈，爬到麦垛顶上，力气大的，挥起铁钩下去，只一下就挖开了麦垛的顶子。下边的人推上肩杈，接住麦垛上滚下来的麦梱，均匀地撒在场里。女人就拿了木杈，把麦梱抖开，摊成一圈套一圈的样子，让太阳晒着。手臂灵巧的女人，会让麦子站起来，像一面由里向外翻卷的麦子的墙，人站在墙里，像转着九曲。这样翻过几遍之后，太阳也就在头顶上了，只听一声鞭响，从场道坡上，一头牲口拉着一个碌碡，气昂昂地走进场中心，转着圈子，碌碡碾在麦子上，发出干脆的响声。转到外圈的时候，墙一样摊在场里的麦子，也就剩下半尺厚了。再翻一遍，再碾一遍，那些扎人的麦芒不见了，一层摸上去柔软的麦草下面，是一层红丁丁的麦粒。
起了场，就等着扬麦。
这个时候，有时很及时，有时也很晚，老天都会不知不觉地，送上一阵扬麦子的风。只要起风了，就看见令娃、卫卫、八斤，还有我的父亲，这些扬麦的把式，戴顶草帽，错开站着，顺着风向，举起木杈，把除去麦草的东西，很有节奏地送上天空。起落之间，场上就有了沙沙的声音，麦子就落在风的上方。一堆麦糠，也轻飘飘地，落在了风的下方。
由于风的原因，扬麦的过程，有时被拉得很长。就有一些孩子，在麦垛下睡着了。结束了一天的活路，有孩子的大人，都会在场里的角角落落，喊叫上一遍。那些睡得死猪一样的孩子，就被大人夹在胳膊下，或扛在肩上，踏着闷热的月光，有气无力地回家去了。
走到场道坡，一定会遇上一个人。他叫团儿，是村里的木匠。
他背着锯子、推刨、斧头，要收拾那些摆在场里的农具。
有时天亮了，团儿收拾农具的斧凿声，还在场里响着。
等到忙罢，忙活了很多天的场里，开始清闲了。孤零零地摞在场里的几个麦草垛，每天等来的，都是一些觅食的麻雀。接下来，这些让村子里的天际线，高了很多的麦草垛，等来了秋雨，等来了大雪，也等来了家里有病人的人，要背上一笼麦草，回去熬中药。
有时候，我跟了犟娃、朝鲜和抗战，正在一座麦草垛下，把一只筛子扣起来，扑麻雀的时候，就看见队上的几个饲养员，抬着铡子，扛着铡刀，背着背篓，提着扫帚，从雪地上摇晃了过来。他们要给拴在槽里的牲口，在这里铡草了。
他们在一座麦草垛下，扫出了一块雪地，放好铡子，安上铡刀，就一个人递草，一个人褥草，一个人铡草。铡草的人力气要大，褥草的人心手要细，那个在旁边递着草的人，就无所谓了。偶尔也有被铡子，伤了手指的人，一个冬天，他都会绑上绷带，把那只受伤的手，招摇在胸前，以此告诉队长，伤还没好，不要忘了记工分。
天存当上书记的第一年，这些碾麦场就在村上消失了。
先是在北边箍了一排窑洞，又在南边划了十几处庄子，碾麦场的最中间，成了村上的一条新街。那时村上还是大集体，没有碾麦场不行，就在村西、村南和村东，平了四块耕地，成了新场。过去的场里，都是收麦的时候搭个窝棚，忙罢就拆了。新的场里，盖了三间瓦房，立在村子的边上，很有些气派。
现在，村上没有一块碾麦场了，事实上也不需要了。
那个叫场里的地名没有了，因它衍生出的南场里，这个地名也没有了。
我在有一年，去了麦积山的时候，突然想起马坊的麦草垛。想起有一年冬天，一个从城里来的画家，看见我们村的场里，那几座孤零零的麦草垛，眼睛一热，就在雪地上支起了画架，画了很长时间。
这些守在场里的麦草垛，就这样很偶然地，被画家画了下来。
天下有一种苦焦的人，那就是麦客。
父亲以前的马坊男人，大多都当过麦客。也是麦客这种苦焦的活路，才让他们从常年藏身的马坊出来，有了每年一次的走州过县的日子。父亲说过，他当麦客的那些年，向南走得最远的，就是到了咸阳的北原。那是埋皇上的一道大原，他也叫不上那些帝王陵的名字，只看见很多大土堆，在麦地的中央盘踞着。他割过的很多麦子，就种在帝王陵的边上。作为麦客，他不知道这些种地人，祖上大多都是守陵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这些守陵人慢慢就沦落为当地的庄稼人了，紧邻皇陵，种上一些能打麦子的土地，也就自然转换了身份。
父亲说，他们被引到一座大土堆的南边，主家说这边向阳，麦子黄得要掉到地里了。他们就弯下腰，把镰刀伸向种在皇陵边的一大片麦田里，割得头上身上，大滴地掉汗水。割到中午，主家送来饭食，他们就坐在大土堆的边上，狼吞虎咽地吃着。吃完了转到大土堆的后边，麦子还有些绿，就想这大土堆，真的太大了，竟在它的南北，自己给自己制造出了一个小气候。等他们把南边的麦子割完了，再转身去了北边，麦子的穗子黄亮了，麦芒也弯了起来，这些麦子也就该割了。
围绕着一座帝王陵，父亲割了数天，才把周围的麦子割完了。从北山里出来，看到这么平展的土地，长着这么好的麦子，父亲想，皇上真是有福之人，死了也像在麦子堆里躺着，不愁没粮食吃。一同出来的麦客，也开玩笑地说，这皇上睡到半夜，要是肚子饥了，从这大土堆里爬出来，看见这么多的麦子，手里没镰刀，也没办法吃啊。有人说，那皇上不会掐了麦穗，用手揉了吃。有人就骂，你以为皇上的手像你的手，不怕麥芒扎么。麦客们回头，看那被骂的人，用手揉了麦穗，吹了麦芒，把一掬颗粒肥大的新麦，正往口里塞。
很多麦客，吃着送到地头的饭食，想起了北山里的亲人，此刻巴望着快要黄了的麦子，却还饿着肚子，心里就有了一些难过。有人就从笼子里，抓了几个蒸馍，等送饭食的人一走，一个蒸馍搬成四块，晒在大太阳下，半下午就晒成的干馍。一路由南向北割着麦子，等回到北山的时候，挣多少功夫钱不说，至少每个麦客的背上，都有一褡裢干馍。我们小时候，看着地里的麦子黄了，知道出去当麦客的人，就要把麦子割到自己家门前了。便被朝鲜领上，站在村口，眼巴巴地等着他们，能背上一褡裢干馍，从村南边的沟里，摇摇晃晃地走上来。
这样偷着晒干馍，成了在陕甘两省的麦客中，流传下来的一个习惯。父亲说，他当麦客时，从咸阳原上，割到马坊的麦地里，就向北不走了。他的褡裢里的干馍，也刚好装满。而那些家在甘肃的麦客，要割过永寿的页梁，割过彬县的大佛寺，割过平凉的崆洞山，割过兰州的黄河，再往西割下去，割麦的日子长着呢。在他们心里，那些麦子，就像踩着佛陀的脚印，被种到了天边。他们装在褡裢里的干馍，早就满得不能再装了。这些头上戴着白帽子，说话生硬的甘州麦客，就在沿路的镇店，把干馍换成麻钱，揣在怀里，十几个人走过来，一路叮咚地响着，也不怕被人抢了。
久而久之，这些麦客就习以为常了，再热的天气里，只要吃饭，都把随身背着的棉衣，披在汗流浃背的身上。这样折磨自己，就是为了吃饭时，能装几个蒸馍。主家也知道，就叮咛送饭食的碎娃，盯住吃饭的麦客，不敢买眼。你想，这些天南地北跑着卖力气的麦客，能哄不了一个碎娃。
父亲说，他在咸阳原上割了几年麦，没拿过一块干馍。每顿送来的饭食，基本都是定量的。如果一人偷着往棉衣里藏一个蒸馍，就发现没吃饱，走到地里割麦，力气就少了好多。况且，和周围的县上不一样，咸阳原上送饭食的，都是干不了重活的残疾人。他们的身子某一处有残疾，脑子灵得却像猴一样。这些麦客，不但偷不走一个蒸馍，就是掉下一块馍花，都能被他们发现。
咸阳原上的麦子割完了，这些向北转场的麦客，背上的褡裢都是空的。
他们转身，已看不见咸阳原上的村庄，更看不见走动在咸阳原上的人，只有埋着皇上的大土堆，停在他们割过麦子的地里，不改一身土黄的颜色。他们就对着这些大土堆，吐一口唾沫，把在肚子里，憋了很多天的话，说在了大太阳下：咸阳原，埋皇上，长出一群咸阳猴。
这些麦客一路向北，割着普天下的麦子，在哪里想起了这句话，就在那里的田野上，放开嗓子喊上一声，也就被那里的都人听见了。
“咸阳猴”的名声，因了这些麦客，被传遍了陕甘大道。
我在咸阳工作时，每遇到一个家在咸阳原上的人，都会打量上一眼，看他们哪里像猴。等真正了解了，觉着都是陕西人，也就大家常说的，一身生冷蹭倔的秉性。至于身上有没有猴气，当时没看出。
父亲作为麦客，在割麦的路上，能给自己的褡裢里，开始装进一些干馍，还是离开咸阳原，进入礼泉、乾县以后。在礼泉，他在昭陵周围割过麦。听当地人说，那里有六匹石刻的马，样子像活着的马，立在神道上。陵上的石头缝里，长满了野枣刺，奇怪的是，枣刺都往下长，走过去不扎人，更不会挂住衣服。他们割了一天麦，躺在露天的场院里，也就听听而已。一个割麦人，懂得什么石马不石马，那都是皇上骑过的神骏，也被时间凝固成了石头，站在无边的野地里，比睡不着的麦客还寂寞。这个时候，也就只能无所事事地，闻一闻身边的麦香。
割到乾县的时候，父亲看见了乾陵。这里距离马坊很近，中间也就隔着洋芋岭、封侯沟、马坊沟。父亲每年去山后砍柴，从村里走上高岭山，只要回头，乾陵的顶子，就出现在正南的方向，像顶着那里的天。由于这里埋着一位女皇上，我们那里的人，就叫它官婆陵。父亲想，这里距离马坊太近了，割过眼前的麦子，也该回家了，就一个人手提镰刀，身背褡裢，走上了乾陵的神道。
从乾陵下来，父亲翻过洋芋岭，踏进了永寿的地界。
种下最后一季麦子。
一件事就是收拾好每一件农具，让它们按原来的地方，该挂在房檐下的，就挂在房檐下;该架在楼上的，就架在楼上;该堆在屋角的，就堆在屋角。干这些事，在熟悉父亲的人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也不会去多想。住在门前的豪娃，有时披一件黑夹袄，进来坐在院子里，看着父亲如此爱惜农具，就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旧木头旧铁，谁死了也不会背去，就是个工具，劳动时顺手就行。父亲看了他一眼，没说不高兴的话，但人还是挪了过来，挨着豪娃，歇坐在一个树墩上。
父亲看着一只吃虫子的鸡，想人也是鸡命，落草在土里，就停不下刨食。
也想着这些农具，眼下不收拾好，木头就腐朽了，铁也就生锈了，明年开春的时候，就一件也拿不出手了。那些长在地里的庄稼，没有这些木头和铁的反复伺候，就不长个，会被身边疯长的野草，荒芜在地里。
只有住在邻村的三姐，看出了一些异样。她几次回来看父亲时，都发现他不出大门，一个人坐在房前的槐树下，身边放几件不一样的农具，像是收拾好了，不放心，又取下来，重新收拾一遍。这在往年，是没有的事。那么多的农具，父亲都是一次收拾好，然后，就出了大门，在人群的不远处坐下，听他们说发生在村里的大小事情。
那时，我在县上工作，有了大女儿薇薇，母亲给我们看孩子，就让父亲留在村上，说是看家门。其实，也没什么需要看的，左邻右舍，都是一个族里的人，锁子往大门上一锁，什么都放心了。真正的原因，是我在县上的中学，只住着一间房子，父亲来了，没有地方落脚。那几年，住在邻村的三姐，每周回一次娘家，看不见娘，就给看家门的父亲，背一兜蒸馍，做一顿热饭。看着父亲吃饱了，三姐洗了锅碗，心里很不一样地，走出了大门。
有几次回娘家，她是叫开被父亲关着的大门。
三姐说了这些，我们心里都咯噔了一下，也就过去了，没再去多想。
一件事是父親翻过营里沟，看了远嫁在滚村的大姐。父亲平时嘴上不说，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带着病身子出嫁，受了多年大罪，终于活出了人样，却和娶进门的媳妇，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仇人一样分了家的大姐。一生不会惹人的父亲，居然把两个外甥叫在跟前，大骂了一顿。回来的时候，上了营里沟，在仇家村的公墓旁，拣到被风吹断，有一把粗的一根桐树。父亲扛在肩上，没走几步，跌了一跤。裤子的膝盖处，烂了一个很圆的洞，却没伤着皮肤。看着三姐缝补裤子上的那个破洞时，父亲叹了一口气，后悔他不该拣回那个桐树。有天晚上，趁着天黑，一生不相信神鬼，也不害怕神鬼的父亲，把那棵桐树撂在了西壕里。
听说这件事后，我猜想父亲去滚村，一定在村西北的一片地里，去了改嫁到这个村子，早已躺在地下的他的母亲的坟上，磕了最后的响头。因为很多年里，父亲带我去大姐家，在进村的路上，都要穿过一片麦地，或一片玉米地，去那座坟里磕头。
那年冬天，跟着一场很大的雪，父亲走了。
我和姐姐说着这些事，才恍然大悟：父亲，一定知道了什么。
也就是说，一个将要去世的人，都会留下一些生命的暗示。
我也想起来了，父亲种他一生最后一季麦子时，心里想得特别多。有回周末，我和父亲睡在炕上，他一直说着种麦子的事。比如在孙家门前的地里，种什么品种的麦子，在南咀稍的地里，又种什么品种的麦子，都说得清清楚楚。还说到了春天要锄两遍草，要上一次土肥。最后低声地说，把孙家门前地里打的麦子，晒干拉到县上，够你母亲和你们吃一年。我挣着眼睛，看着漆黑的房梁，只有父亲的声音，在上边缭绕着。
作为追肥，他要把磷肥搅和在土肥里。
像纪念父亲似地，那年我家的麦子，长势特别好。我也意识到，父亲作为农民，临走时交到我手上的，就是他在马坊的两块地里，种下的最后一季麦子。开春了，我回了几次村，给地里上了一次土肥，锄了两边草。我想，这就是父亲的遗嘱，作为不知道遗嘱的父亲，也只能给我留下这样的遗嘱。我清楚地记得，每次锄完最后一溜麦地里的草，天上都会开始落雨，而且是毛毛细雨，淋到麦子和人的身上，有一些暖和。
这时的父亲，一定在我看不见他的地方，看见我没有食言。
麦收时，我和母亲回到村上，在母亲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带上学走路的女儿，去了麦地里。我掐了几只很绿的麦穗，别在女儿的衣服上，很是好看。我知道，女儿一定记不住，这是爷爷种下的最后一季麦子，也是爷爷留给爸爸的，需要替他收割回来的麦子。但我会替女儿记下：那一年，她来过爷爷的麦地里。
收麦的那天，我起得很早。走出大门，看了一眼东南方向的五峰山，判断今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得麦子，在地里挺得很直，镰刀过处，也一定是一片嚓嚓声。我手里提着父亲用过的，那把也熟悉我的镰刀，走进孙家门前的地里。我在开镰前，小站了一会，我想让父亲在某一个视线很好的地方，看见我是怎么弯下腰，怎么压住怀抱里的麦子，怎么抬手把鐮刀挥起来。
那一年的麦子，特别丰收，用装过尿素的蛇皮袋子，装了十二大袋。那是我在马坊，活了二十九年，见过的我家打下的最多的麦子。
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粮食。
父亲种麦时说，种这一季麦子，要足够母亲和我们，放心地吃上一年。其实，直到母亲去世，我们吃的，都是父亲种下的最后一季麦子。
后来，我一想起那些麦子，就神秘地对长大了的女儿说：这是神的粮食。
有时说得自己和女儿，都会泪流满面。
责任编辑：魏建国。
耿翔，陕西永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西安的背影》《采铜民间》《长安书》《大地之灯》等多部诗集、散文集。曾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及《诗刊》年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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